1958年前，紧挨灞河北岸的灞桥街村只有两条街道，一条叫西街（也叫后街），另一条叫东街（也叫前街）。西街与老灞桥连在一起，是“西通关陇，东接崤函”的要道；东街商铺比肩，在靠近灞河大堤之处向西拐去，也与灞桥对接。东西两条街道交汇在灞桥牌楼之下，两街交汇之侧，距灞桥牌楼5米开外，有间土木结构矮于隔壁商铺的瓦房很是惹目。听长辈说，这间瓦房是村民们凑钱给“更夫”盖的，是卧室也是灶房。
“更夫”也叫“打更人”，夜深人静时，他们拿着两根木棒棒，从西街敲到东街，一年四季，夜夜不辍，我的父亲便是根据梆子声决定是否起床进城卖菜的。更夫这行当昼伏夜出，人几乎晒不着太阳，所以没几个人情愿干。灞桥街的更夫不知换了多少茬，直到满年接手，之后就再也没有换过人。
旧社会，更夫地位很低，街痞们常管满年叫“更更”“梆梆”；父亲不准我学着他们胡叫，让我叫满年“叔”，再后来我就一直管他叫“伯”了。满年伯是蓝田人，灞桥距蓝田不远，那边常有人来看他，但满年伯却从不肯旷工回趟老家，就连国民党军炸洋桥（陇海铁路桥）那阵子，村里人都“跑反”去了，他也没有离开过灞桥街。
灞河岸的人爱认“干亲”，特别是那些人丁不旺的家庭，寻情钻眼地都要给娃认个“干大（爸）”，以求让娃平安长大。满年伯人缘特别好，找他拜干爹的娃很多，按赵家茶馆老板的话说：“满年的‘干娃’有28个咧！”我说不清满年伯到底有多少“干儿子”，反正一到过年，给他送包包馍的娃们总是后脚撵前脚。包包馍多得一时吃不完，满年伯怕放久了长毛，就都掰成核桃大的碎块块，在河堤上铺几张大席晒成干馍蛋，然后用洋面袋子装起来，顺着山墙垒成排，春节过后慢慢吃。每到青黄不接时，父亲总会找满年伯买上两三袋子干馍蛋，好让我们一家5口少挨几天饿。
有来必有往，按照灞河岸边的风俗，“干娃”给“干大”送包包馍，“干大”就得给“干娃”送灯笼。满年伯的“干娃”虽多，但每个灯笼都做得毫不含糊。一对红艳艳的“火葫芦”灯，10根寸长牛油蜡，10根捆绑齐整的糖麻花，这就是满年伯给“干娃”的礼。满年伯常让人把灯和礼捎给“干娃”；若捎不去，他就戴上毡帽，勒上腰带，把灯笼杆往衣领中一插，背上装着麻花、蜡的褡裢亲自送去。不管路近路远，刮风下雪，满年伯一定如约而至；也不管亲家如何挽留，天黑之前他一定会回到灞桥街，绝不耽误夜间按时辰打更。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年伯在灞桥街的名气越来越大，谁家遇到婚丧大事都会把他拉去吃两碗臊子面；遇到邻里不和、兄弟不睦，村干部也会拽上他去给说合。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丢了一只正在下蛋的黄母鸡，家人见寻不着也就不寻了。谁料月余后的一天下午，我去桥头买罐罐蒸馍时，那只丢了的黄母鸡又不知从哪冒出来了，奔到我脚下，我惊喜地将它抱起来亲了一口。当我拧身送鸡回家时，却被赶来的“柳猴姨”（外号）揪住不放，说鸡是她家的，还骂我是个“贼娃子”。俺俩争执不下，惊动了乡邻，土改工作组黄组长和满年伯随后前来劝解。面对这起纠纷，乡邻们三缄其口，生怕得罪哪一家。黄组长难以裁定，就摆着右手要我们去寻派出所。此时，满年伯朝黄组长一笑说：“碎碎个事就甭惊动派出所了吧？是这，把鸡放开，大家看着，鸡跑到谁家是谁的。”众人一听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我将鸡放开，结果鸡一落地，就径直向我家奔去。此时，我破涕为笑，“柳猴姨”则羞愧地钻进了自家屋子里。大家见状都乐了，几个小伙吹起了唿哨，黄组长一拍满年伯道：“行啊你！一会儿敲锣通知村民晚上开会噢。”满年伯说了句“没麻达”，然后一拍巴掌，悠悠然地向灞桥牌楼走去。这天晚上，我觉着满年伯的梆子声忒响亮。
事后，我一直琢磨自己家的鸡怎么就跑到“柳猴姨”那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是黄母鸡外出觅食时让“柳猴姨”逮了回去，用箩筐扣了个把月。她以为养熟了，就掀开箩筐，想让鸡活动活动；可没料到这一放，黄母鸡竟然跑到原主家了……
上世纪50年代中叶，村民凑钱给更夫盖的矮瓦房被拆除了，经村干部同意，满年伯带着那漆黑光亮的木绑子离开了灞桥街。从此，静夜中的梆子声彻底消失了，满年伯再也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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