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一說到普魯斯特，立刻便想到這樣一個人：他體弱多病，憂鬱內向，久臥病床，孤獨寫作著“冗長”的故事。
但你是否知道，正是這個身體孱弱的男人，曾為了反抗反猶勢力而四處奔走，奮勇抗爭。他拖著病軀遊歷歐洲，接受那些最偉大的藝術的審美洗禮。通過
《普魯斯特傳》，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面色蒼白的年輕人，複雜的個性和多面的才華。
普魯斯特用自己的一生向我們證明，一個人面對身體上的極大限制，依然可以爭取精神上的獨立自由。而作為健康的大多數，在這個極易發聲、又極易被淹沒在喧譁眾聲的時代，我們是否應該為獨立自由付出更大的努力？
《普魯斯特傳》
[法]萊昂·皮埃爾-甘 著
蔣一民 譯
重慶大學出版社/楚塵文化 出版
普魯斯特傳
萊昂·皮埃爾-甘
我們考察普魯斯特的生活時，如果將其個人軌跡與時代變遷一起來看會很有意思。1900 年，法國正在歡慶新世紀的到來。巴黎地鐵正式通車，一場更為盛大的萬國博覽會也於此年開幕。同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夢的解析》，馬克斯·普朗克提出了量子力學理論，畢加索則首次來到巴黎。如格特魯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所言，巴黎“正是 20 世紀之所在”。
不過在這個世紀的前幾年裡，普魯斯特無論在身體還是思想上都流連他處。巴黎地鐵通車時，他正在幾百英里之外的威尼斯追尋古典藝術與建築。幸好有《追憶似水年華》，普魯斯特在現代主義的殿堂裡才能佔牢一席之地。但當新世紀來臨時，他的目光正堅定地注視著過去。這並不意味著他對當前發生的一切不感興趣，只是他正極力鍛造著自己的藝術，塑造著自己對世界與美的觀點。
知識分子和旅行者
一起爭論已經在法國發酵了三年，並將在 1898 年 1 月爆發為全民矚目的大事件。事件的主人公是阿爾弗雷德·徳雷福斯，一位總參謀部的猶太軍官，1894 年末被指控叛國，罪名是出賣情報給德國。
反猶偏見在法國由來已久，色當戰役的失利激發了這種情緒；愛德華·德魯芒（Edouard Drumont）危言聳聽的暢銷書《法國猶太人》（La France juive，1886）更是大加煽風點火；隨後，由法國反猶聯盟發行的《自由論壇報》（La Libre Parole）於 1892 年首印。就這起案件而言，起因是有人從德國駐巴黎大使館的廢紙簍竊得了一張便箋，內容顯示法國軍隊存在機密外洩。徳雷福斯被誣告為洩密者。
遭到反猶主義分子塗鴉破壞的法國猶太人墓地
經 1894 年 12 月舍爾什米蒂監獄裡的一場秘密軍事審判後，他於 1895 年 1 月在軍事學院被公開革職。在約兩萬人面前，德雷福斯制服上的肩章被撕毀，軍刀被斬斷，在場的人多數都高呼嚴懲。第二個月，他便流放至法屬圭亞那離岸的魔鬼島，度過了近五年孤獨的囚禁生活。
在那裡，他被關押在一個臨時的小牢房裡，夜晚要上鐐銬，食物是腐敗的肉。有關軍隊對他的指控以及謠言、審判、掩飾和裙帶關係的爭論一直持續多年，將整個法國社會分裂為兩派：一派是挺徳雷福斯派或“重審派”，相信徳雷福斯無辜併力主重審；一派是反德雷福斯派，堅稱徳雷福斯有罪，這一派裡不乏來自軍隊、政府和教會方面的官方人物。在當時，公開表白自己的立場是冒險之舉，日見氣盛的偏見能夠戰勝多年的朋友感情，許多親密的友人因此決裂。
後來經一位名叫皮卡爾（Picquart）上校調查發現，當初那張便箋上的筆跡事實上是埃斯特哈奇少校的，然而後者很快被宣判無罪；皮卡爾本人則被調離巴黎，之後被停職乃至入獄。1898 年 1 月 13 日，左拉憤然在《晨曦報》（L’Aurore）上發表公開信《我控訴！》。在公眾的強大壓力下，徳雷福斯得以返回法國本土，然而案件重審後仍維持原判。1899 年 9 月，他被宣佈特赦，直到 1906 年才正式恢復軍籍，並被授予法國榮譽軍團勳章。不過，流放魔鬼島長達十年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他的餘生裡。
法國猶太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1897 年 11 月至 12 月初，左拉曾在《費加羅報》上發表大量文章，譴責軍方操縱了徳雷福斯案件，呼籲真相和公正（挺徳雷福斯派的口號）。然而很快，包括里昂·都德（Léon Daudet）和莫里斯·巴瑞斯（Maurice Barrès）在內的反猶派便說服報紙停止發佈這一派的文章。不屈不撓的左拉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致年輕人》，號召學生和年輕人秉持公正、支持徳雷福斯。
普魯斯特與他的同伴為一份請願書四處奔走徵集簽名，1897 年 12 月，他和費爾南·格雷格終於成功地要到了法蘭西學院院士阿納托爾·法朗士的簽字，這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1 月初，埃斯特哈奇被宣佈無罪後，左拉冒險在《晨曦報》發表了《我控訴！》；第二天他又以《知識分子宣言》為名公佈了由左拉支持者收集的簽名單。在阿納托爾的名字旁邊，我們還看到了馬塞爾和羅貝爾·普魯斯特的名字。
我們知道，這正是知識分子參與社會行動的肇始；事實上“知識分子”一詞本身即由此發端，儘管對於莫里斯等反德雷福斯者來說，這個詞具有諷刺意味，它指那些象牙塔裡的人，還沒搞清緣由就盲目支持。而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些行動也頗有風險：作為法國政府的堅定支持者以及總統福雷的私交好友，普魯斯特教授在《晨曦報》頭版發現兒子們的名字後，整整一個禮拜沒有跟他們說話。
這件事讓普魯斯特亢奮不已。1901 年至 1911 年間，約瑟夫·雷納赫（Joseph Reinach）出版了關於此事的七卷本著作，他與斯特勞斯夫人關係不錯，後者的沙龍也是德雷福斯派的一個大本營。阿納托爾·法朗士的支持讓阿爾曼夫人的沙龍也聲同氣合。這段時間裡，法國人都因左拉被控誹謗而揪緊了心。馬塞爾本人也帶上三明治和瓶裝咖啡待在重罪院內，密切關注著整個訴訟過程。他以讓的名義將這件事寫進了《讓·桑德伊》的筆記裡。在《追憶似水年華》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事件在沙龍閒話裡的延續。
普魯斯特對這些流言與爭論的記述，展示了社會是怎樣在一夜之間如萬花筒般全盤反轉；展示了在特定的環境裡，一個人的社會聲望是怎樣僅僅由於偏見而劇烈沉浮。普魯斯特把這個案件寫入《追憶似水年華》，不是因為他想寫出時代的大動盪，而是如威廉姆·卡特所說的，就普魯斯特對個體與群體關係的痴迷而言，歷史事件對“探索主導人類行為的心理學法則”極為有用。
這一案件讓普魯斯特認清了滿是腐敗與偏見的社會現實。他對徳雷福斯的支持乃至最終把相關內容寫入小說，與其說是出於對猶太同胞的同情心，不如說是想暴露偏執的醜陋與荒謬，暴露多數人對少數弱小者的迫害與輕視。
醜化德雷福斯的畫作
而對普魯斯特來說，這些年裡的爭吵並不只限於辯論徳雷福斯本人是否有罪。在 1896 年末或 1897 年，馬塞爾曾與父母大吵了一架。在《讓·桑德伊》的筆記中有這樣一個版本：爭吵的起因是普魯斯特夫人買錯了馬塞爾手套的顏色（應該是黃色的），他原本滿心希望戴著它去赴一場半社交性質的約會。馬塞爾一氣之下摔破了他媽媽心愛的玻璃花瓶。
而一封致讓伊夫·塔迪埃的未公開的信則暗示了另一個原因：他的媽媽對他數年前拍攝的一張照片表示不滿，照片裡的馬塞爾是坐姿，滿臉自得；羅貝爾·德·弗萊爾緊挨著他站在後面，呂西安·都德則站在普魯斯特身邊，溫柔地看著他，一隻手輕輕搭在普魯斯特的肩上。
花瓶的破碎究竟是源自一個虛榮的早熟孩子的壞脾氣，還是出自一個因無法向最親近的人坦白自我而心酸絕望的年輕人之手？如今我們知道的，只有普魯斯特母親在信中寫下的看法：“我們再也別想、也別再提這事了。打破的玻璃再也不是在神殿時的模樣——那象徵著一個堅固的聯合體。”（《通信集》，第 2 卷，第 161 頁）
有趣的是，在當時嚴苛的審查制度——以及攻擊下，馬塞爾的母親從猶太人信仰中選擇了一個意象。在傳統猶太婚禮中，新娘與新郎要同飲一杯酒，然後將酒杯在新郎的右腳邊摔碎。看上去，普魯斯特夫人想以此指向一種超越物質的緊密聯繫和愛，從而向兒子道歉。
從這封以及其他寫給兒子的信中來看，她似乎都在盡力幫助兒子為未來沒有她的生活做好準備。在《讓·桑德伊》的場景速寫中，普魯斯特或多或少地引用了這些話；賽萊斯特·阿爾巴雷在回憶錄中，也是如此表達普魯斯特對這一場景的描述。
說到普魯斯特，人們腦子裡就是他坐著不動的印象，一個常年臥床、不見天日的人。他的畫師雅克埃米爾·布朗什曾形容普魯斯特的臥室是一間“實驗型病房”，一個集合了探索與絕望的地方。
不過在 1898 年至 1904 年間，有一個截然不同的普魯斯特：雖然夠不上是父親那樣勇敢的環球旅行家，或是健壯的弟弟那樣的冒險家，他仍然可稱得上是一個旅行者。
卡堡海岸旁的普魯斯特紀念板
1898 年，馬塞爾赴阿姆斯特丹短途旅行；1900 年 4 月，他與母親、雷納爾多以及瑪麗·諾德林格（Marie Nordlinger）一同去了威尼斯和帕多瓦，直至 10 月才獨自返回；1902 年，他與貝特朗·德·費納隆（Bertrand de Fénelon）在比利時和荷蘭待了兩週多，不過這已是他自稱與母親別離最久的時間了；1904 年，他乘遊艇在瑟堡、格恩西島和迪納爾間逡巡了數天，與之前同雷納爾多去海上美麗島的旅程相比，這段海上行程更加美妙。在這些主要的旅行之間，還穿插著每年夏末與母親在依雲的小憩、專程去凡爾賽赴晚宴等出行；另外，1903 年，他首次嘗試乘汽車旅行，這段經歷讓他頗為著迷。不過，這些旅途的主要動力並不是追隨陽光的腳步，而是為了藝術。
普魯斯特首次獨自去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是要看一場倫勃朗的畫展（共展出了他的 125 幅作品）。1895 年他曾寫過解讀夏爾丹與倫勃朗的文章；1900 年他又寫了名為《倫勃朗》的文章，再次強調藝術家投射到觀察對象上的眼光非常重要，這一觀點在《追憶似水年華》中還將進一步發展。1902 年與費納隆出行的主要原因是，普魯斯特想去看看低地國家藝術家們的作品（尤其是布魯日的佛蘭芒原始繪畫流派的全部作品、哈爾斯在哈勒姆完成的繪畫，以及藏於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的維米爾的《德爾夫特風景》）。
我們所知最多的，是 1900 年 4 月普魯斯特的首次威尼斯之旅。這次旅行是為了約翰·羅斯金（1819—1900）。這位英國藝術批評家與思想家、牛津大學首位史萊德藝術教授，引誘著年輕的普魯斯特甘願放下馬勒澤布大道的舒適生活，千里迢迢地趕來。一如普魯斯特的習慣，他為這一新愛好做了大量閱讀，包括保爾·德雅爾丹（Paul Desjardins）所組織創辦的日報《道德行為聯盟公報》;1893—1903 年間，保爾在巴黎自由政治學堂授課時翻譯出版了一些羅斯金的作品。此外，在 1895 年 12 月至 1897 年 3 月間發行的《兩個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雜誌裡，摘錄了一組羅貝爾·德·拉·斯澤哈納（Robert de la Sizeranne）有關羅斯金的研究文章，題為《羅斯金與美學原則》。
普魯斯特的夢想旅行地威尼斯
在這些文字中，作者向普魯斯特娓娓講述著山楂樹的小徑和日影斑駁的田野。這是一位批判性的思想家，以全新的目光打量著世界，善於從最簡單、最普通不過的事物中看到美，喜歡那些與眾不同的建築、繪畫與造型藝術。
母親與翻譯家
普魯斯特對於人類存在有限性的敏感，並非因羅斯金的去世才形成。18 個月前，由於患有子宮纖維瘤，他母親接受了一場風險極大的手術，一度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這讓普魯斯特清醒地意識到，他不可能永遠與珍愛的家人在一起。好在經過三個月的康復期，普魯斯特夫人恢復了健康，還在兒子的精神冒險中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
馬塞爾的英文並不太好，他最初瞭解羅斯金，是通過研讀《道德行為聯盟公報》中的片段翻譯以及斯澤哈納的研究而獲得的。不過他母親的英文卻非常地道。於是，“翻譯”羅斯金的挑戰很快便以頗具普魯斯特典型風格的方式展開。普魯斯特的作息是深夜工作，上午（乃至中午）睡覺。母親對此原本並不接受，直到她認為普魯斯特終於找到了能夠持續投入熱情且有意義的工作。
他們的做法古怪卻很有效：每天早上普魯斯特夫人醒來後，會看到兒子給她留的便條，上面寫著請她翻譯的《亞眠的聖經》（The Bible of Amiens）的章節名。這部書是羅斯金對亞眠大教堂雕塑藝術的研究（尤其是西面的大門入口處）。普魯斯特夫人就遵囑照辦。如此，當幾個小時後普魯斯特開始工作時，他手上就同時有了羅斯金的原文和母親逐字的翻譯。他便可以自如地將羅斯金的文本譯為法文了（或如一些人聲稱的，將其“普魯斯特化”）。當他完成部分草稿時，他會滿心愉悅地翻查字典和其他可靠資料，與朋友和熟人溝通，力求細節完善、清晰明確以及用詞精準。
讓娜·韋伊，阿德里安·普魯斯特夫人，普魯斯特的母親
瑪麗·諾德林格的母語是英語，法語也相當不錯，馬塞爾從她那裡得到了很大幫助。在普魯斯特翻譯第二部羅斯金的作普魯斯特在威尼斯陷入沉思。1900 年 5 月品時，她發揮了更大的作用，這便是《芝麻與百合》（1865）——羅斯金關於閱讀與婦女教育問題的演講集，瑪麗做了大部分的逐字翻譯。
普魯斯特在 1900 年去威尼斯旅行，是為了親眼看看羅斯金筆下的那些建築與藝術。不過以普魯斯特的慣例，這第一手的總感受要經由中介傳達：他在比利時和荷蘭的旅行，是在閱讀泰納和弗洛芒坦的過程中進行的，他捧著書從一個美術館走到另一個。
到了威尼斯，羅斯金成了他的嚮導：當他們在聖馬可大教堂躲雨時，瑪麗為他讀著羅斯金的《威尼斯的石頭》，讓他感到“奇異而動人，令人心醉神迷”。從普魯斯特寫給瑪麗的信裡，我們可以看到他謙恭有禮和善於恭維的一面，看到當其思想尋得獨特目標時，他會變得多麼苛求與專注，看到他的智慧與幽默感，以及他的健康狀況。1903 年 8 月，他寫道：“我的處境很糟糕……因高燒而渾身發抖，因哮喘而無法呼吸。”當年的 10 月，他哀嘆地記下自己在諾曼底和勃艮第的漫遊：
我帶著熱烈的好奇心和越來越差的身體穿越了法國，從羅馬式的前廳直到哥特式的禮拜堂。我走過的所有古蹟裡，只有伯恩濟貧院與一身病痛的我相契。我想我已夠格進急救病房了。維奧萊公爵曾說，濟貧院太美了，人們會心甘情願在伯恩大病一場。很明顯，他根本不清楚生病是什麼滋味。（《通信集》，第 3 卷，第 427 頁）
從這些詼諧、博聞而又語帶肅穆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一直困擾著普魯斯特的矛盾處境：脆弱的體質與富於精力的活躍思想。對此，瑪麗與普魯斯特本人的看法一致。她曾寫道，普魯斯特“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從未向困擾他的病痛讓步”。
雖然身體虛弱，但在陪同母親去威尼斯時，普魯斯特並未輕裝上陣。他的旅伴包括羅斯金的多部著作：《聖馬可的安息》《現代畫家》《亞眠的聖經》，當然還有《威尼斯的石頭》。在此期間，普魯斯特還在讀埃米爾·馬勒（Emile Mâle）的《13 世紀法國宗教藝術》。這部作品與羅斯金共同引出了《追憶似水年華》裡一個著名的場景：有關貢佈雷教堂的描述。小說中，敘述者這樣形容它：
這座教堂在我的心目中與城裡的其他地方完全有別：這座建築可以說佔據了四維空間——第四維就是時間，它像一艘船揚帆在世紀的長河中航行，駛過一柱又一柱，一廳又一廳，它所贏得、所超越的似乎不僅僅是多少公尺，而是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它是勝利者。（《在斯萬家那邊》，第 63
64 頁）
約翰·羅斯金（1819-1900），英國作家、美術評論家
普魯斯特研究羅斯金（以及馬勒，普魯斯特之後曾與之通信），本質上是出於對綿延的時間的著迷，這也是整部《追憶似水年華》關注的中心。
儘管一直在抱怨健康問題，1899 年至 1902 年間，普魯斯特的身體還是有所好轉，他又可以繼續他的旅行、娛樂與工作。他最喜歡的流連之地是皇家大道上的韋伯咖啡餐廳。普魯斯特一般在晚上七點半左右出現，用厚厚的毛料外套把自己裹住，彷彿一尊易碎的古董。他總是輕咬著唇上的鬍髭，啜飲一杯格拉巴酒，聲稱 “他剛剛起床，患了感冒,要趕緊回家上床去,這裡的嘈雜會讓他得病”，卻仍繼續逗留好幾個小時，並常常提出“一些異常新奇且過於敏銳的觀點，用一種半遲疑半匆促的語氣”，而且總能在幾句話裡就立刻吸引他的同伴。
儘管在寫作《歡樂與時日》的同時，他還在為《讓·桑德伊》中的場景打草稿；但 1899 年底，他卻完全放下了《讓·桑德伊》，轉而投入到《亞眠的聖經》的翻譯工作中。
1903—1904 年間，普魯斯特為《費加羅報》撰寫了 5 篇系列文章，以《巴黎的沙龍》為題發表。文中記錄了包括瑪蒂爾德公主、瑪德萊娜·勒邁爾、德·波利尼亞克公主、德·奧松維爾伯爵夫人和伯託卡伯爵夫人等人的著名沙龍的特點、氣氛與核心人物。前兩篇文章署名為“多米尼克”，其他的署名為“霍瑞肖”。這讓普魯斯特得以短暫地（很快他便被認出來了）當面聽到社交界對其文章毫不避諱的評論。
他的模仿天分、才智及其對細節的觀察力在這些文章中熠熠生輝，這些對人物特點和語言細節的生動再現能力，還將用於模仿福樓拜、巴爾扎克、龔古爾兄弟以及其他人，並將於若干年後發表在《費加羅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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