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作為晚清最後的實際掌舵人，他確實是幸運的。因為自知守制無望，所以載灃在辛亥革命之後退居下野，讓袁世凱處理諸多政事。而後來我們也知道，袁世凱同南方革命黨達成一個約定，即爭取和平過渡到共和政權，而這個政權的領袖自然由袁世凱擔任。
當時，袁世凱儼然是整個錯綜複雜格局的核心部分，而借於袁世凱的威懾力，皇族得以保存及優待，載灃雖和袁世凱有所歷史積怨，但是在此時也不得不感激於心。就這樣，載灃安心在家閒居，過了一段比較舒心的日子。
後來，袁世凱稱帝引起軒然大波，全國的矛頭紛紛指向袁世凱，以至於其抑鬱而終。袁世凱走了，北洋政府內部迅速瓦解，形成大小不一的勢力，開始了“你方唱罷我登場”政治格局，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載灃的內心實際上是有所不安的，因為他不知道皇族的未來究竟在何方。而這樣的惶恐伴隨著他將近三十年。
可以說，在這三十年中，載灃不僅要考慮自己，還擔心著他的兩個兒子，即末代皇帝溥儀與二兒子溥傑。溥儀也是一個不省心的主，一方面他是自己的兒子，可另一方面他卻又是自己的君王，令得載灃前不是後也不是，重要的是，偏偏老二溥傑總是跟著溥儀，總想著能夠“匡復大清”。所以，載灃始終不肯讓三兒子溥任離開自己，他必須要保全醇親王府的血脈。
轉眼二十餘年過去了，載灃早在1939年便帶著家眷回到北平，結束了“政治流亡”的日子，從此在北京過著寓公的日子。儘管在這段時間內，對諸多子女還是比較擔心，但是他卻也是有心無力，只能守著諾大個王府，希望能夠給兒女們留下最後的港灣。
在抗戰結束後，民國重新掌控了北平，載灃能夠感受到，許多民國新貴對自己的王府有所覬覦，在此番情境之下，溥任將自己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告訴載灃，原來民國政府規定，不得強佔學校房屋，於是載灃趕緊利用王府內的空屋興辦了一所“競業小學”，成了學校校董，因此得以保全家業。
1949年初，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入城接管防務，此時載灃的心再次懸了起來，因為他對共產黨並不瞭解，而且聽國民黨的宣傳，似乎共產黨儼然就是權貴的剋星，專門“劫富濟貧”，不過雖說對未來有所迷茫，但是載灃卻也比較淡然，在經歷過眾多的政權更迭之後，他似乎也看透了許多。
事實證明，解放軍在入城之後，並沒有擾亂北平民眾的正常生活。1949年2月3日，載灃在日記中寫道：“正月，北平局部開始和平矣……解放軍入城尚俱安靖。”在一番接觸後，載灃能夠感受到，這支軍隊，這個新生的政權，似乎並非如同國民黨所宣傳的那般，甚至可以說，此時的北平城儼然有如新生，而許久不曾出門的載灃也決定租輛洋車在北京城逛一逛，看看和之前有所不同的社會風氣。
在聞知共產黨的政策指向後，載灃決定在家中廢除舊式陋習，儘可能向新時代所宣傳的“人人平等”看齊，曾經的醇親王府，似乎已然告別了舊時代，尤其是在小女兒韞歡的戀愛婚姻上。
按照舊時代的規矩，兒女的婚姻多由父母做主，屬於包辦婚姻，也講究門當戶對。可是在解放之後，經由朋友介紹，韞歡認識了大她兩歲並且擔任年輕幹部的喬宏志，兩人墜入愛河。在1950年2月，韞歡便同喬宏志結婚，成為了眾多姐妹中唯一一個和漢族平民結婚的人。可以說，在小女兒的婚姻上，載灃並沒有干涉太多，選擇了尊重女兒的選擇。
當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曾經的皇族也已然變成了新中國的公民，不過他們卻依然得到了公正的待遇，甚至“末代皇叔”載濤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馬政局顧問，曾任過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所以載灃的晚年生活，雖說伴隨著病痛，但也可以稱得上是安穩平和的。可是，在這種看似平和的生活後面，也難免會思念還在接受勞動改造的兒子們。
1951年2月3日，載灃的生命永遠的停留在了這一天，值得慶幸的是，除了溥儀與溥傑，此時溥任與六個女兒都陪在他的身邊，並且走的也算安詳，沒有太多的痛苦。載灃的後事主要是由溥任與載濤處理的，雖說此時已然廢除了諸多舊禮，但是在一番申請之後，載灃得以按照滿清舊禮來“風光”下葬，也算是讓這位在清末歷史中佔據重要位置的老人能夠安詳的走完最後一段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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