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真宝前集》录宋真宗 御制歌词: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空,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 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 六经勤向窗前读。
此乃强有力又富诱惑性的天子鼓励庶民读书名言。劝学而淡然于学校教育, 未免令人诧异, 无视于“养” 士, 却注重“取”士, 尤系矛盾。但如果把握文治原系抑制武事手段, 士又是天子遂行文治主义御用统治工具的宋朝政治本质, 答案都非难获致。所以仅从既有人才中采取已经足够, 而积极培养更多人才可能发生反作用的危险必须避免。至于士大夫间朋党之争,派系倾轧毋宁反为豢养者天子所乐用,今日是大团体事业所有者惯常统御属下的手法。
明太祖朱元璋 是位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政治家君主,也鉴于自身少时孤苦失学,壮年才由文盲发奋苦学有成的经验, 明初学校教育呈现非常发达,证明学校兴废决定于有无决心与诚意。其时, 自中央国子监至府、州、县各设儒学, 下逮乡里也置简易学校社学。而且,儒学生员各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 洪武三年再颁诏国子生与郡县学生员皆习射。
同年最初开科取士,京师与各省乡试及格者,且便须加试骑、射、书、算、律五事。但明太祖毕竟是雄杰, 立刻警觉后果,领悟宋朝葫芦中的奥妙,而抑制热忱, 洪武十七年颁布科举定式时, 因之已废五事“实事”,后代学校也回复瘫痪旧态, 惟办理科举前的准备考试。
科举立法是正确的、进步的, 但独存“进士”一科, 已失“科”“目”初意, 进士科所凭却是文词决优劣, 方向偏差乃大。宋朝先是讲究诗赋, 兼试经义的结果又发展为试题裂句断章, 答案揣拟套类, 明、清再以八股取士, 尽人皆知系格律拘束, 体裁拘束(必须分破题、承起、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的八“股”), 字数拘束(限制一定字数, 只每一时代不同, 清朝康熙年间为五百五十字, 超过规定字数便是不及格, 破题又必限为两句), 题材拘束(限为《四书》内取材)。
以文字公式化代入, 思想既无由发挥, 内容又以顾及形式而必然空虚, 似同字句游戏。至此阶段, 追随学校僵化, 科举终也形骸化, 顾炎武(1613—1682年)曾慨乎言之:“八股之害, 等于焚书, 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
热衷科举, 也推动科举热潮愈演愈烈, 系本末倒置, 读书的目的便是参加科举考试, 经由今日熟知所谓家馆、私塾教导的多数家庭子弟。出发于“为考试而读书”心理的读书、应试、登第, 顾炎武《日知录》说:
今日科场之病, 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 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 而本经之中, 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 计篇酬价, 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 十符八九, 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校之风檐结构, 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 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 靡然从风, 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 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 以一月毕之。成于抄袭, 得于假倩, 卒而问未所未读之经, 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拟题篇)
顾炎武举例尚系殷富之家子弟, 尚系投机的成功者,清朝社会间更多的是。而侥幸登第者究属有限,得具应试资格者也仍有限,更多的是被排斥于科举起步的入学门外。科举三年一次,一批批失意者的累积, 自宋朝历元朝而明朝、而清朝, 浮起社会上的虚脱层面,一千年间愈扩散愈大。
清末城市或乡间所见, 触目多已是家无恒产、落第以终的穷秀才, 或者白首不遇老童生。此辈手不能提, 肩不能挑, “百无一用是书生” 而尚自命读圣贤书者, 非变质文氓(循捐监之途, 纳赀取得国子监监生资格, 不必读书, 也已是乡绅身份), 包揽诉讼, 便迂腐潦倒毕生, 能以塾师口已属幸运。形形色色, 都是清朝著名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的题材。应试科举失败又生计断绝者之间, 尽管可能产生冤愤的不满分子, 却是《水浒传》梁山泊旧首领王伦 固只小说中人物,清末太平天国洪秀全则全然现实事例。“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谚语, 乃是即使真正读书, 十年寒窗, 所养成也不过佐理而非领导人才的注脚。抑且, 名份意识束缚与清朝残酷的文字狱高压, 绝大多数的落魄者,反抗心理既不敢又无由存在。
学童启蒙诗文之一《神童诗》:“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大量制造士人顺民, 却也是大量伪士人与腐酸之士。遗留至民国, 仍于鲁迅笔下出现“孔乙己” 的人物造型。
清末朝廷, 于革命浪潮与立宪运动两面压力下,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 下诏改革科举内容之言:
“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好学者,皆潜心经史文义。将其绪裔,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 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毫无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终不得不承认八股无用。
而堪注意,《日知录》已记述前此四百余年,尚非八股时期的明初永乐二十二年, 明成祖已曰:“朝廷所重安百姓, 而百姓不得蒙福者, 繇牧守匪人。牧守匪人, 繇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 此可任安民之寄?”
再前此三百余年,与明成祖相同的感触,且早由宋朝王安石提出:“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
士人原以治国平天下自任, 便以科举仅凭文词 , 而且是公式化文词外壳评决人才, 即使不能谓经世济民实学的理想全化空想, 通过科举考试登用为官员, 对吏道毫无经验而茫然却是必然, 此其一。
其二, 宋朝以来, 无论内、外、大、小官员统归吏部铨选, 地方长官原具就地自用属官权力被剥夺, 所有地方官乃一概对当地情况隔阂。
其三, 通过科举考试且多出诸投机方式, 如前引顾炎武所述, 则官的素质便已存在不学无术成分。
政治制度的又一大变形因是陪伴出现,胥吏制度发生,非遵守一定规律由朝廷任命的非为“官”, 而官、吏截然分途。
胥吏, 异称也是司吏、书吏、书办、吏员等, 性质类似今日政府机关中雇员意味, 而其不受官员更动影响, 终身永保地位又形同世袭则迥异。于历史上为其他国家所未见, 惟中国史出现, 抑且,演变为政治的主导。而中国政治变质为胥吏政治,缘由便是宋朝以来学校僵化、科举形骸化、士人腐酸化的恶性连锁循环 结果。
胥吏原始面影, 由土著人民番上衙门的职役变化而发端,义务征发,服役衙门从事劳心、劳力诸杂务。宋朝地方小官也出朝命, 限定员额, 衙门职役胥吏的重要性骤增, 文书、簿籍、仓库、诉讼等多方面都已接触, 也因而番替执役必须改变固定化。但此阶段的胥吏仍无俸给, 政府也无支付经费, 胥吏生活系于人民缴纳租税与受理诉讼时加取手续费维持, 而手续费与贿赂并无严格区别, 弊害乃不断滋生。
王安石新法之一,便是在新财源转变风气,宋神宗熙宁四年“颁募役法于天下。内外胥吏素不赋禄, 惟以受赇为生 ,至是,用免役钱禄之, 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 胥吏由是开始同于官员受有政府俸给, 但较之所谓“主流” 的士大夫, 待遇依然判然有异。
明、清胥吏,已系制度确立时期, 非只蹈袭宋朝轨迹峻拒于科举正途之外,明定“倡优、胥吏与父母丧者俱不得入试” (《明史》选举志)。而且胥吏办事年数也已设限, 所谓“役满考职” ,转任佐杂小官, 如《皇朝文献通考》选举八吏道项所述:“至康熙三年, 分为四等。一等以正八品经历用,二等以正九品主簿用, 三等以从九品用, 四等以未入流杂职用, 分班铨选。”
相对方面, 胥吏政治却也于此背景下形成。科举正途产生的官员, 对实际政治缺乏肄应能力又不明了地方实情, 必须依赖胥吏, 而权力转移, 特别于八股取士以后。如下两段都是引人注目的文字——
谢肇淛《五杂俎》:“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又胥曹之所奉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 。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 则下之人亦不得下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 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蹙,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由也”。
黄宗羲(1610—1695年)《明夷待访录 》胥吏篇:“吏胥之害天下, 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胥吏,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之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
其二, 天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 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也。
其三, 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 一一铨之吏部, 即其名姓, 且不能遍知, 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签部,贻笑千古。
其四, 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 兄传之弟, 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 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
今天下无封建之国, 有封建之吏。”“吏” 而允许入仕任“官”, 实质的意味系防弊作用超过奖励 ,非此辈所愿也为可知。乃至清朝,雍正谕旨仍是:
“各衙门募设书办, 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 但书办五年方满,为日已久,熟于作弊。甚至已经考满, 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奸弊丛生。更有一等缺主名色,子孙世业,遂成积蠹。自后书办五年考满之后, 各部院堂司宜查明,勒令回籍听选,如有逗留不归者,饬令五城司坊官,稽查遣逐。”
中央如此,地方尤然。尾大不掉的胥吏政治弊病已束手无策, 必须待其依附体科举制度废止而民国成立,全新的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系统整备,此类中国历史上的特产物胥吏才从根本上消灭,
近千年畸形政治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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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姚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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