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衛東：論岑春煊

岑春煊1861年4月11日—1933年3月2日，字雲階，廣西西林人。清末，幾與最有權勢的疆臣袁世凱齊名，有“南岑北袁”之謂；民初，更成為反袁派的要角和資產階級政治派別的重要領袖，但進步有限；護法之後，漸入頹唐，反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過去，人們對他缺乏全面的瞭解，或稱之為頑固不化的封建官僚，或目之為投機善變的軍閥政客，至於他從甲午戰爭到護國運動時期的某些歷史進步作用和影響尚無人論及。本文擬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探討。

一、愛國、維新、帝黨官僚1894一一1900年

初具愛國思想，是岑春煊政治生涯的起點。他出身於封建大官僚家庭，父岑毓英曾任清朝雲貴總督。岑春煊少年中舉，仕途坦蕩，1893年時已官至署大理寺正卿，但這主要靠父輩餘蔭庇護，至於他本人早年的政治活動，則堪言者甚少。他被捲入時勢的浪潮始於1894年。這一年發生了中日戰爭，堂堂天朝居然不敵

蕞爾小國日本，給當時一般人們的心理以極強烈的刺激。岑春煊在此時也表現出了一定的愛國情緒。在東北戰事吃緊，“大臣畏葸不前”的情況下，他曾兩上奏章，毅然決然“自請效力前敵”[①]，被派到劉坤一營中當差。當日軍在山東榮城登陸，威海告警時，他又主動請戰，被派往煙臺總理營務，開掘地營，佈置防務，頗盡職守。後來日軍猛攻營口，他又請求率軍赴援。但由於清廷腐敗，中國難逃失敗的厄運，簽訂了空前屈辱的《馬關條約》。岑對此憤懣難平，辭職離京，隱居桂林，甚至產生了遁入空門、不再出山的念頭[②]。

岑並未隱沒。他又很快地介入到資產階級改良派發起的維新運動中去。他先後參加了上海強學會和北京的保國會，並於1897年2月親自和康有為等人籌議成立了戊戌運動中廣西最具影響力的維新社團一桂林聖學會[③]。

戊戌時，維新派和帝黨結成某種聯盟，他們中的許多成員往往兼有兩派色彩。岑春煊的身份尤其醒目，他是勳臣之後，又曾歷任較重要的職務。1898年8月，沒有正式官職的他竟然受到光緒親自召見，應對時，除提出興學校、練新兵、講吏治、信賞罰諸條外，還上專折籲請光緒要操掌實權，不要徒有其名[④].要求光緒擺脫慈禧控制獨持權柄的迫切心情溢於言表。

促使光緒頒發裁官詔，是岑春煊在變法期間最重大的建樹。1898年8月30日，光緒下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外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東河總督以及不辦運務的糧道、只管疏銷的鹽道。這是戊戌變法中最事關大局的措施之一。此詔一下，尸位素餐昏庸無能之輩多失其所恃，更有與維新派不兩立之勢。此詔由何而起?史學界多認為由康有為的上書所引發。固然，當時議論裁官的人很多。但最直接的誘發原因卻是岑春煊的建議。康有為雖然在理論上主張舊官制應該“盡撤”，但在實際上，他只主增新，不主裁舊。而張元濟提出的廢翰林院、都察院主張，並未被光緒採納。康、張等人的上書只是為裁官詔的頒發造了輿論，頒佈的主要導火線則是岑的建議。岑也因此受到光緒的欣賞，裁官詔頒佈的第二天，光緒將其特擢為廣東布政使。

岑春煊抵廣東後，同阻撓改革的頑固派進行了相當果敢的鬥爭。他一到廣東便旗鼓大張，把吏治改革作為突破口，大刀闊斧地裁撤各閒散機構和人員，甚至把譚鍾麟總督衙門中的文案也予以裁併。並擬對譚鍾麟的親信、貪財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罷官嚴懲，欲殺一做百。新舊之爭，勢不可免，岑、譚二人互相參奏，乃至拍桌相罵，岑恃有光緒作後臺，居然以掛冠辭職相抗議。在京的維新派人士也遙相呼應，宋伯魯遞呈了康有為代擬的《請懲辦譚鍾麟折》，以阻撓新政為由，請嚴懲褫革。光緒特命湖南巡撫陳寶箴對譚嚴密訪查，“速行參奏”。廣東成為繼湖南之後維新與守舊、帝黨與後黨激烈交鋒的又一個焦點。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僅僅廣東一隅，他還十分關注北京的形勢和全國的變法大局。於外交，他認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和康有為的聯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對列強瓜分，只有“固民”才能“禦侮”[⑤]。於內政，他提出“蘇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糧出口，抑平糧價；防止白銀外溢；設彩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粵漢鐵路，防止外資滲入；讓商人“自購戰艦”等一系列建議[⑥]。這些建議被光緒部分採納。

由於岑在變法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活躍，戊戌政變後亦受牽連，多虧“榮祿為緩頰”，方得幸免，改調甘肅[⑦]，名為平遷，實則暗降。1900年8月，北京被八國聯軍攻破，慈禧、光緒倉促西逃，岑率兵趕來“勤王”，被任命為前路糧臺督辦。此一時期，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黨和各地帝黨勢力紛紛乘隙而起，岑也和他的幕僚張鳴岐等人制定了一個“助帝收回政權”的計劃，具體步驟是:“以孝治及利害之說動之”，諫說慈禧歸政光緒；如若不成，便用強硬手段“奉皇上回京”，“獨歸議和”[⑧]，依靠列強的支持重掌政權。這無異於戊戊年間維新派想以兵圍頤和園勒令西后歸政謀圖的再演，此計若行，當是戊戌以後帝黨活動的又一場重頭戲。但當時“封疆大臣、統兵大將多戴後，帝則勢處孤危，舉事不慎，將有其禍，春煊縱慾建非常之業，其力亦苦不足耳。”[⑨]反覆惦量之後，岑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計劃。

庚子後期，帝后黨爭漸趨泯滅。岑春煊因“勤王”有功，獲得慈禧的信任。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只是同慈禧建立了比較密切的個人關係，在政治觀點上，他仍是統治集團中的激進改革派，與後黨特別是後黨中的頑固派依然畛域可分。

二、官僚立憲派的要角1901-1911年

維新、“新政”、“預備立憲”，對清朝統治者而言，均含有主動地或被動地進行某些改革以挽救自身命運的意圖。這三者之間有著某種延續性。新政的積極推行者往往是維新的同情者或立憲的支持者。1901年至1906年，岑春煊先後任山西巡撫、署四川總督、兩廣總督時，均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政.他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僅就最突出的教育、軍事兩項縷述如下。

1902年5月，他支持籌辦了山西大學堂，為國內創辦較早的省辦大學.同年2月，他還派人從日本聘請教員到太原開辦農林學堂。1903年，他到廣東後，更把“辦學育才”“懸為鵠的”，專設學務處作為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創辦了廣東法政學堂、兩廣高等工業學堂、兩廣方言學堂以及測繪、蠶業、農林等專業學校。

應該強調指出，在岑督粵的這幾年，廣東近代師範教育獲得了突出的發展。1904年，成立了兩廣練習所，調全省各縣勸學所所長和縣立小學校長來省集訓；1905年，初級師範簡易館開辦，主要培養小學師資；1906年，在廣州普及了夜校性質的師範講習所，是為方便在職教師進修業務而設；此外，還建立了優級師範科、女子師範學堂等.據當事人回憶，“當時廣州教育發展的迅速，在全國說是有數的”[⑩]。這不能不與岑春煊有直接關係。無疑地，近代教育制度的創立比以往的私塾、書院及科舉取士制度能相對更多更好地培養人才。

軍事改革也是岑推行新政的一個主要內容.他在任晉撫時，便奏請將山西綠營全行裁撤。署川督時，又籌建新軍第十六鎮和四川武備學堂速成班。任粵督後改革軍事的規模更形擴大，他以常備軍、續備軍、巡警、州縣士勇來代替綠營，分別執行作戰守備、緝捕清鄉、維持治安、護解晌犯的任務，並擬就了精簡武員的詳細計劃[11]。岑認為，練兵須先練將，練將須先辦軍事學堂，次第成立了廣東將棄學堂、軍醫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警備學堂等。還大量購置新式武器，極力招攬“能員干將”，其中，龍濟光、陸榮廷、張鳴岐、黎天才、李準等人都是這時嶄露頭角者。岑的這些舉止，目的是為了推遲清王朝腐敗化的進程，但實現目的的手段不僅沒有促使目的的實現，反而使其向逆反方向進行。新政在客觀上起了一種促進社會改良的作用，新政的推行也為岑春煊等官僚立憲派的崛起奠立了基礎。

1906年9月舊，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在此前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傾向立憲的所謂“新派”人物們，隱然形成一種勢力，與統治集團內部的保守派相比，他們贊成立憲，與主要由不當權的“紳”組成的立憲派相比，他們又是“官”，姑稱之為官僚立憲派。岑春煊在這一派中顯得特別活躍。

預備立憲詔書剛一頒佈，岑便特派親信到上海，並寫信給立憲派的頭目張謇，慫恿他們拉人結社，並捐出開辦費一萬元，還表示願每年提供經費一千元[12]。立憲派人士經此首倡，遂有恃無恐地加緊動作起來。1906年12月16日預備立憲公會在上海宣告成立，由岑手下的老幕僚鄭孝胥充任會長。該會在近代中國立憲運動中所處的領先地位眾所周知，問題是其成立的途徑值得注意。朝野立憲派聯為一氣互為奧援是晚清政局中出現的一個新情況，官為紳倡，紳以官顯，官為靠山，紳為先鋒，官僚立憲派與民間立憲派互相利用，互補不足，使立憲運動的發展具有了一種堂皇合法勢大眾和聲勢。岑春煊身為兩廣總督，公然成為國內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立憲團體的發起人和操縱者，其妄圖執全國立憲運動之牛耳的用心昭然若揭。

不久，岑春煊又提出在中央速設資政院代上院，以都察院代下院，在各省設立諮議局，各府州縣設立議事會的奏請。奏摺尖銳責備：“預備之方法不應託諸空言，而當見諸事實”。他設想了各機構的人員構成:資政院由欽選、會推、保薦三類議員組成；諮議局由督撫會集官紳選定；府州縣議事會由官紳商著集議。資政院的權限是：“考核督撫而令各省督撫於年終派員來京會議，講求實政，謀劃一之方法”。諮議局的權限規定得較為具體：一為核察之權，“以州縣所報政事詢之紳商，而核其虛實；二為諮詢之權，“在局各官員紳商條舉利病，而下之州縣詢其能行與否，並酌籌畫一辦法”；三為監督之權，“州縣於上司政令有所難行，轄境利病有所舉革，皆準本人來局會議，其歲終會議則由州縣派得力紳士來省赴院奈議，……凡諮議局議行者，後任督撫不得輒改，下至州縣亦如之”。當然，這些機構還不能說已具有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議會的權限職能和性質，它們僅是一個“輿論總彙之地”，“只有建言之權，而無強政府施行之力”[13]。.儘管如此，這仍是立憲運動中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此折一出，“海內快睹而督撫寂然”。為了敷衍立憲派的強烈要求，清

岑與海外保皇黨人的關係亦跡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許親信幕僚周善培到香港與梁啟超會晤。1906年底，他被免去粵督逗留上海時，又和康有為的女婿麥孟華密切往來。1907年他改任郵傳部尚書，因屢薦張謇、鄭孝胥等人，遭到慈禧疑忌[14]。奕劻又乘機密奏：岑為“康梁死黨，不可信”，從而引發了震動一時的“丁未政潮”。4月17日，岑解職出京，回任粵督，他不去廣州，卻往上海.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得此消息後，於4月23日至5月5日專程回滬等候，企圖和岑見面.岑、梁是否見了面，由於行蹤詭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凱卻於此時通過上海道蔡乃煌拋出了一張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遞慈禧，使慈禧異常震怒，將岑開缺[15]。岑春煊和保皇黨人的關係，一方面反映了保皇黨人想借官僚們的權勢走改良捷徑的急不可耐的願望；另一方面反映了清朝統治集團中部分重要成員離心力的日漸增大，朝野立憲派互為呼應的情況有迅速加強的趨勢。

1911年，南方數省爆發保路運動，四川尤烈。9月15日，蟄居四年的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這年夏天，以國會請願失敗，皇族內閣成立，保路運動受壓等事件為引子，立憲派與清政府的矛盾已到不可調和的程度，而四川等地區的立憲派與清政府實際上已處於某種對立的局面。岑對此不可能完全洞悉。但他身在信息最為靈便的上海，又與立憲派久有往還，對這種演變著的形勢也不能不受到某種壓力和影響。其位置的重心出現錯移，逐步由四年前的與立憲派暗中援引轉到保路運動時期的公開袒護，乃至引為同調。

首先，表現在粵漢鐵路國有問題上。鐵路國有實質土是清政府賣國賣路的政策，它一出籠，便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岑在這一問題上態度明確地站在了清政府的對立面.他在就任當天即從上海致電盛宣懷，反對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宣稱川路風潮之“解決非另改國有之路線不可”。幾經交涉，郵傳部被迫同意此一主張，將“原路歸商辦，另築一路由陝入川歸國有”[16]。

其次，表現在剿撫問題。.保路運動一爆發，清廷內部就存在著剿撫兩派意見。而推岑出山的載澤、盛宣懷等人便是主剿派的首要，盛宣懷曾建議岑調集長江防軍三十營乘英德淺水小兵輪直抵重慶，攻其不備。岑沒有理睬這些建議，反而力持“撫”策。9月18日，他命令四川各地武營“不得妄加捕治”[17]，同時發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業電》，宣稱“必當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

第三，表現在釋放蒲殿俊等立憲黨人的問題上。清廷曾要求岑對“其倡亂匪徒，巫須從嚴懲辦”.他拒絕受命，強請釋放蒲殿俊等人.他認為路潮興起，“主持之士紳……，雖欲操縱而不可得”，“當事者不原其心，逮加以叛亂之名，群情愈激，變亂遂生”[18]，為立憲派辯護。

第四，表現在發還路股問題。.川路股款取自民間，官方則準備全部掠奪之.岑認為“鐵路虧損，應由國家全數承認，雖一時稍有損失，藉此可以維繫人心”，提出了“不短少路股一錢”的方針。經商洽，郵傳部作出有限讓步，“發還六成現銀，其餘四成另給國家印票，分年攤還”[19]，仍欲掠民之利。岑當即回電，堅持“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現銀髮還”。被郵傳部擱置。

第五，表現在要求清廷下罪己詔問題上。9月20日，他致電內閣，以辭職相要挾，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與特恩之詔同時並布”[20]。這猶如巨石擊潭，引起軒然大波.不僅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反對，即岑的支持者載澤亦以此舉為大謬不然。端方更攻“其所言專供報館歡迎，不顧大局成敗，且使朝廷無立足之地”[21]。

至此，岑春煊和清朝統治集團的裂痕已經相當明顯，在川路風潮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上，他幾乎都與立憲派取同一立場，而與清政府

官轉紳的流向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官僚立憲派中帶有普遍性。岑是辛亥革命前夕山雨欲來的較早感受者，是較早邁出了從官僚立憲派向立憲派轉化步子的人物之一。

三、共和之路上的蜘躕行進者1911-1916年

資產階級共和制對於經歷了兩千多年封建君主專制的中國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清末民初，共和制問題曾是各階級各派別最尖銳對立最激烈鬥爭的焦點間題。在這個問題上，岑春煊經歷了一個由辛亥革命時期的被迫擁護者、到二次革命時期不甚自覺的保衛者、又到護國運動時期比較自覺的捍衛者的漸進過程。

武昌起義爆發時，卸任後的岑春煊恰在武漢，卻未嘗一顧，次日乘輪返滬。清政府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十分驚恐，連夜召集會議，決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凱，10月14日，同令發表了岑、袁分別補授四川、湖廣總督的任命。岑對這一任命再三辭卻。清政府一再電懇其勿再固辭.四川保路同志會也宣言：“目前各衙門告示，除將軍玉昆、岑宮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無睹焉可耳”[23]。岑推辭不過，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時提出擴編軍隊為十營，增撥槍炮子彈，發銀一百萬兩等條件。清政府無法實際兌現。29日，岑因籌劃兵餉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為由再次辭職。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暫署川督，雖然還給岑保留位置，但他終不復出。實際上，岑春煊在辛亥革命初期是處於想有所動而終於未動的境地。

縱觀岑春煊在武昌起義爆發後的這一段表現，可以略見官僚立憲派的本質，他們的兩隻腳，一隻踩在清政府的泥沼裡，一隻踩在立憲派的營壘中；一方面，仍想極力維護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對革命人民傾覆清王朝的鬥爭懷有本能的恐俱和仇視心理；另方面他們又表現出和清王朝有諸多離心離德的傾向。官僚立憲派在立憲派的政治勢力內部，是轉向革命較晚的一翼，但是在統治集團內部，他們又是較早地從中分化出來的一翼。這部分人人數不少，能量頗大，他們的離心，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10日，岑春煊在上海各大報發表致內閣總理袁世凱的公開電，明確地站在了革命陣營一邊。他抨擊袁世凱反對民國成立、撤回議和代表的背信棄義舉動，希望袁氏“恪守唐使紹儀議定條款，從速取決國會，早定大計”，而“今日國民多數，均以共和為目的，朝廷既有詔國會決政體之諭，自應採取多數”[24]。19日，又發出《致清貴族公電》，要清廷“徑降明諭，宣示中外”，令“國民組織共和政治”，否則，“現在人心已去，北方雖有軍隊，恐亦無把握”[25]，公開向清廷施加壓力。這兩紙文電標誌著岑春煊已完成了從支持立憲到擁護共和的轉變過程。無須諱言，這一轉變是順應了時代大勢的。這不奇怪，在官僚立憲派與共和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

辛亥後，岑春煊拒絕了袁世凱的曲意逢迎。1912年5月，袁世凱讓他擔任貴州宣慰使，他不客氣地回覆，目下“中外治權，是分是合，體段全無，官制各法，甚無依據，正上無道睽，下無法守之時”，如此情形，有“何義可宣，何德足慰?”[26]但他又和革命黨人保持一定距離，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憲派組成的國民公黨成立於上海，岑為名譽總理，後該黨與同盟會等合併組成國民黨。岑即宣佈退出.他不甘心於只是掌握政黨和輿論，而想自己拉軍隊搞地盤，形成獨立於

1913年3月20日，“宋案”發生，辛亥後表面平靜的政局又劇烈動盪起來，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集結.岑為革命黨人所關注，“西林勇銳過國民黨，孫、黃陰寄厚望”[27]，特讓章士釗去做岑的工作。岑與袁世凱素有積怨，在反袁問題上雙方一拍即合。4月間，孫中山、黃興、江精衛、李根源、甯調元與岑春煊多次秘密會晤[28]。

此後，岑便積極開始其反袁活動，他接連發出通電，嚴斥袁世凱掩蓋‘宋案”與政府的關係，庇護兇犯趙秉鈞，干涉制定憲法、擅借善後大借款等違法行徑[29]。鑑於統一黨被“王賡揖唐秘賣，他和章太炎重組統一黨，抵制當時大多數“中間”黨派紛紛倒向

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興師討袁，二次革命進入武裝對抗階段。16日，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黃興召開軍事會議，推舉岑春煊為各省討袁軍大元帥。兩天後，岑抵寧就職。22日，各省議會聯合會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補行正式選舉手森全票通過舉岑議案，“凡獨立省分

這祥，岑就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衰力量的總指揮，各地分散的反袁勢力有了一面統一的公開旗幟。革命黨人對此極感興奮。廣東“純粹之粵派之國民黨，則欲戴岑西林為粵督”[31]。海外英荷屬殖民地七十九埠華僑和美國國民黨支部專電岑，擁護其為大元帥[32]，岑儼然成為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

儘管此時，岑對投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主觀上還不太自覺如他曾有過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機，舉清宗室溥偉當元首，甚至實現宣統復辟的糊塗議論，但他在行動上已經在為捍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而浴血奮戰了.

岑制定了聯絡廣東，廣西、福建三省“與南方各軍一致進行誓師北上”的龐大計劃。7月29日，岑偕李根源、馬君武到達廣州，當即發出勸陸榮廷、龍濟光討袁電，邀約諸人至梧州面籌一切，並允代籌兵晌，被陸、龍拒絕。8月1日上午，岑在廣州召集高級軍事會議，舉行北伐誓死大會。但總的形勢卻急轉直下，7月28日，南京戰事便已失敗，黃興逃往日本。龍濟光部在

二次革命時，所謂“中間勢力”基本全部倒向袁世凱。相形之下，岑能獨步一時，毅然反袁，並卓厲敢死，不畏犧牲。雖然他作為二次革命的總指揮不算稱職，但作為積極參加者，那怕是不甚自覺的參加者，則應予以肯定。

如果說，二次革命中的岑春煊同革命黨是矜持地有限度地結合，那麼二次革命後他卻是和革命黨人完全同命運了。他與陳炯明、李烈鈞、熊克武、柏文蔚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中華水利促進社”，進行反袁活動。護國運動一爆發，岑立即從南洋趕回國內，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啟超處.與國內的蔡鍔、唐繼堯、陸榮廷、李烈鈞，香港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潛，美國的黃興等人保持頻繁聯繫。一時，梁啟超在滬寓所成為海內外反袁勢力進行聯絡的一個最重要據點。

按照原計劃，岑欲往雲南.但當時護國軍最感棘手的是“餉械俱缺”。經唐繼堯電請，1月底，岑由張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雲南軍

雲南起義後，兩廣成為關鍵。岑在促使兩廣獨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書廣東督軍龍濟光，要求他們“審機立決，迎合時勢人心，起而為滇黔後勁，結成一氣，據以號召全國義聲”[34]。在各方壓迫下，陸、龍先後宣佈獨立，滇黔桂粵連成一片，護國運動的聲勢頓時大增.為了協調動作，岑春煊、梁啟超等人打算成立一個具有獨立各省聯盟性質的組織。4月19日，岑由香港抵廣東肇慶，經籌備，5月1日，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在肇慶成立，岑任都司令，初步統一了兩廣軍權。

形勢的發展迫切需要一個能把所有反袁勢力全面聯合起來的組織，一個臨時政府。但在籌組這個組織—軍務院的時候，獨立各省內部卻產生了分歧。龍濟光、陸榮廷、梁啟超、唐繼堯甚至孫中山都認為以岑出任領袖最為合適，但云南護國軍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人蔡鍔，卻表示激烈反對。雲南是首義之區，蔡鍔又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大敵當前，若內部不統一，於反袁鬥爭不利，也與成立軍務院的宗旨相悖。為了打破僵局，避免內江，岑以唐繼堯“首義功高，力主推戴”，議卒以定，唐任撫軍長，岑副之，兼攝行撫軍長職[35]。這應該說是一個寬宏大度的能協調各方關係的好辦法。5月8日，軍務院幾經醞釀在肇慶如期誕生。

軍務院是一個各派的聯合體，主要由滇桂兩系地方軍閥、梁啟超的進步黨和國民黨內以歐事研究會為核心的穩健派組成。這種組合形式給岑春煊提供了絕好的活動場所，他以中介人、調停人、緩衝人和各派聯繫人的身份出現，成為把各派維繫在一起的紐帶，很自然地被推為盟主而發揮較大作用。

1、宣傳：軍務院時期，共發佈宣言五通、公告六通和大量文電指令，多由岑春煊組織起草或領銜發出。

2、軍事：它把原兩廣護國軍擴大為獨立各省的聯合討袁軍，6月5日，岑發出滇桂粵護國聯軍成立公告，把軍務院統轄的部隊統一編制為七個軍、一個師、一個混成旅，進行北伐，全部由岑“就近直接指揮”[36]。

3、組織反袁統一戰線：岑主持下的軍務院不僅起到了協調獨立各省共同反袁的作用，還對未獨立省區進行了大量的策反工作，其中對南京的馮國璋、浙江的呂公望、湖南的湯薌銘等人的工作尤見成效[37]。

4、反對調停：3月22日，袁世凱撤消帝制，馮國璋等人藉機進行所謂“南北調和”，提出調停大綱八條，企圖讓

5、發起“討龍”之役：6月，在護國運動中陽奉陰違的龍濟光一面指使韶州濟軍炮擊李烈鈞率領的假道北伐的滇軍，一面密電請求北洋政府派兵援粵，電報被軍務院截獲，由岑春煊通電揭破，廣東江北戰事爆發，激戰兩日，濟軍敗退，龍濟光被解除廣東都督職。

6、堅持恢復民元約法和國會:軍務院一成立，岑便以個人名義造書兩院議員，強調“討袁首討其違法”，使袁賊所毀滅的法律觀念“一一彌補，滋長於人人頭腦中”，並以規復國會為當務之急。岑春煊提出約法和國會兩大間題，是富有政治遠見的。袁世凱死後，6月8日，他又致電唐繼堯等，明確指出今後新舊約法之爭便成為南方義軍的“生死存亡之點”[38]。這份文件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與6月9日孫中山《規復約法宣言》前後呼應，成為護法運動的先聲。

軍政府以反袁為維繫，倒袁目標已達，這種維繫便失去了膠著點。於是，在軍務院內部分別以梁啟超和岑春煊為首，爆發了是否撤消軍務院的激烈鬥爭。袁世凱死後翌日，梁啟超就致電獨.立各省，“收拾北方，惟段是賴，南方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勢孤”[39]。提議速撤軍務院，獲得蔡鍔、呂公望、任可澄、劉顯世、戴戡等人支持。岑春煊等則表示堅決反對，認為倒袁只是成立軍務院的目的之一，並非全部目的.6月16日，岑致電黎元洪，提出恢復約法、總統依法就任、撤軍和召集軍事特別會議四項為撤消軍務院的先決條件。這些條件被北京政府部份接受，梁啟超等人更感到應該立即撤消軍務院以示響應北方之姿態。岑仍堅持“現在閣員未全就職，國會未經同意，內閣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應自守條例，不必取消”。梁啟超等惱羞成怒，四處散播岑緩撤軍務院是想“留此為交換條件，是政客逍遙海上，絕不知軍中甘苦，而放言高論”[40]。迫於壓力，唐繼堯於7月14日宣佈撤消軍務院，“國家一切政務，靜聽元首、政府、國會主持”[41]。該佈告為梁啟超起草，事前並未與各撫軍協商，“激烈之士以此集怨於梁任公”[42]，南方民軍內部一片棍亂。不久歷史便表明，軍務院撤消的歷史作用是消極的。它“掣百戰之山河歸諸

岑春煊是護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保衛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聯合陣線中，他以其特殊身份被推上主盟的地位，乃時勢造人，但他在時代的選擇下，又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其正面的歷史作用。

四、軍閥、官僚、政客的代理人1917－1920年

護國運動是岑春煊政治生涯的頂峰。能夠進步於一時，但不能進步於長久，這在民初的舊官僚中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他們可以參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甚至在一定時期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未幾，他們中的大部分便很快地與政治生活相隔膜，成為歷史的落伍者。從客觀上看，這一時期社會前進的腳步特別急速雜亂；從主觀上看，這部分人所受的傳統影響太深，承受的因襲負擔太重，又未能自覺地意識到並拋棄這一負擔，使其負重而行，滯重的步履日益不能適應迅速變換著的時代步伐.孫中山曾經深刻地指出：“岑春煊本舊官僚，見識思想均極愚陋，斷不足維持中國”[44]。護國運動後，岑的這種侷限性便很快暴露出來，成為反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魁首。

孫、岑二人，一個是不斷尋求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一個是受了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但又有很深劣根性的舊官僚，在思想認識層次上，二者本來就有差距和抵捂。護國運動使岑春煊的政治地位陡然增長，護國運動後南方軍閥極力想把他作為一杆大旗抬出來和孫中山相對抗，在醞釀護法軍政府設立大元帥時，李烈鈞就向唐繼堯獻策：“為應付中外大勢，則宜推孫中山，為消除兩粵障礙，則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軍閥莫榮新公開通電，商量湘粵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問題，推岑當都司令，企圖將軍政府擠出廣州。與此同時，唐繼堯也連發兩電，拋出在穗成立軍事委員會、政務委員會的計劃，提出由岑總攬籌商事宜[45]，同樣意在以這兩個委員會來取代軍政府，以岑春煊來取代孫中山。所有這些使岑春煊的權勢欲極度膨脹，他很快改變了前一階段擁孫護法的立場，轉與滇桂軍閥同流合汙，除在幕後推波助瀾外，岑還親自出馬發起成立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聯合會”，“明為銷融陸榮廷孫中山兩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備南方政府

以岑春煊為首的反孫派見不能取代軍政府，便準備以改組軍政府的辦法來推倒孫中山，1918年4月10日，廣州非常國會第十七次會議居然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決定改組軍政府，取消大元帥一長制，改為總裁合議制。5月4日，孫中山被迫辭職。非常國會推選岑春煊等七人為政務總裁，7月又推岑為主席總裁，岑名副其實地成為軍政府的頭號人物。此次軍政府改組標誌著以岑代孫計劃的完成，也標誌著護法運動的質變和岑已墮落為軍閥、官僚、政客的代理人。

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和與北洋軍閥同流合汙，是這一時期岑春煊走向歷史反面的兩個互相關聯的內容。1917年11月，粵桂湘三省組成聯軍北伐，與北洋軍激戰於湖南戰場。戰爭開始不久，岑便對戰事進行秘密調停。他伸出兩隻觸角，一與北京的馮國璋、王士珍密商；一與南方的直系將領聯絡[48]。1918年

10月7日，北方

岑春煊還力謀和北方北洋軍閥政府進行所謂“第二次南北議和”，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後會議在上海開幕，雖然不久便無結果而終，但岑仍未死心，繼續委派章士釗、劉光烈等人在滬同北方徐世昌政府的代表秘密談判[49]。1920年初，岑還採納了章士釗提出的“三角同盟策略”，“即所謂北洋同志團體與西南及擁中央之靳雲鵬、徐世昌也”，將聯合對象由北洋軍閥的直系擴及奉系[50]。岑春煊與北洋軍閥勾結，關係日益緊密，範圍不斷擴大。

岑春煊沒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之所以能在民初政局中顯赫一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政局紛繁雜亂，各種政治勢力不斷分合，在這樣的情形下，往往需要一些能協調各方關係的人物。岑的得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各派勢力中的“平衡”。但是，隨著鬥爭陣容的不斷調整和日趨分明，中間調和人的市場愈來愈小，再加上他本人也愈來愈依附於某一勢力桂系，失去其中介人的身份，特別是他的種種逆行更引起南方各進步勢力的強烈不滿，終至成為眾矢之的。

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舉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國會中傾向孫中山的“照霞樓議員”提出不信任主席總裁案，岑被迫一度辭職。同年8月，孫中山宣佈退出軍政府，並開始籌謀武力討桂計劃。1920年，岑春煊在對四川的控制、南北議和中各派權益的分配和駐粵滇軍的指揮權等間題上又與唐繼堯完全鬧翻，軍政府更加風雨飄搖。3月24日，唐繼堯將岑秘密與北方議和的內幕文件全部公開，稱此與護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並邀約國會議員來滇，29日，軍政府總裁兼外交財政部長伍廷芳攜帶款印出走。廣州國會兩院秘書廳也在議長林森指揮下，封存卷宗分批運往香港，軍政府後院起火，岑急不擇策，悍然違憲派兵搜查監視國會，引起輿論大譁。伍廷芳、唐紹儀、唐繼堯宣告脫離軍政府，軍政府七總裁所剩無幾。8月7日，在滇國會兩院召開聯合會議，通過議員萬鴻圖等人提案，以“毀法誤國”罪一致議決罷免岑春煊軍

五、幾點總的看法

岑春煊晚節不佳。怎樣才能不囿於一時一事，從整體上客觀地評價他一生的歷史地位呢?

第一、資產階級化的傾向.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與封建社會的迅速解體同步，一部分封建地主階級和他們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出現了資產階級化的傾向.岑春煊便是他們中較具代表性的一個。從維新到立完、從立憲到共和，是他大半生所走過的雖彎曲周折但卻清晰可辨的道路。這條道路恰與中國資產階級的三個政治發展階段緊密相連。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僅說明他尚能隨時代之波而流，而著重反映出他舊有階級立場的某種位移。但這種轉換是勉強的不徹底的，他拖著沉重的封建尾巴進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者愈益鑿枘不入，產生矛盾，終於出現逆轉。

第二，愛國情緒佔主調。正是為了愛國救亡，才促使他參加維新運動，使他的政治生涯一開始即較有聲色。1904年日俄戰爭時，他曾在粵挑選精兵四萬，準備親督北上，保衛國土。1905年，他又支持民眾向美國收回粵漢鐵路。1911年底和1913年中，他還兩次拒絕了日本誘使其出山當大總統，藉以造成中國南北分裂局面的陰謀。1916年3月在向日借款時，他又堅持：不以任何中國權益作抵押，不要“贈款”，不要官方借款，防範日本以借款來控制中國南方。他還支持

第三，風雲善變。岑氏多變，常為論者所垢病，斥其為“政治投機”。對此亦要作具體分析，其一生大變有四：從不諳國事的大家子弟向維新官吏之變；從帝黨成員向官僚立憲派之變；從清朝大吏向擁護共和之變；從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捍衛者向官僚、軍閥、政客的代理人之變。前三變，儘管內容不一，意義有別，但均是從比較落後向比較進步的轉變.在歷史轉折關頭，有些人頑固不化，終被歷史潮流拋向後頭，有些人經過時代浪潮衝擊，終於轉向進步陣營，這種轉變值得歡迎。至於其後一變，則純屬從進步轉向反動。不過，前三次轉變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佔了較大比重。

第四、時勢“英雄”。清末民初有一奇特現象值得探究，就是一部分封建舊官僚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中起著舉足輕重甚至超乎資產階級革命派之上的作用。岑春煊只不過是其中佼佼者之一，於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兩度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派別的領袖。究其原因，除了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自身軟弱和對舊勢力倚賴較深的階級性格有關以外，很重要的一點，還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有關。清末民初，新舊遞嬗，岑氏一類，新因舊質，集於一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典型產物。他們既受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影響，又深受頑固保守的封建思想束縛；既有愛國情緒，又有崇洋媚外心理.因之往往成為新舊各派都能接納的人物，而他們則富有政治鬥爭經驗，善於隨時勢而浮沉，左右逢源，撥弄其間，得以發揮較大能量，但此類人物僅屬於一種過渡性人物，新舊交接，時過境遷，則多歸於曇花一現。

第五，基本肯定的歷史地位。就其主體來看，岑春煊不是一個積極革命派，也不是一個極端反革命派，而主要是一種中間力量代表。歷史進步陣營由多層次構成，有站在最前列，為時代先行者，自然應予以最大肯定.但更多的人卻屬於雖未站在時代最前列，卻也能順應歷史的發展，他們在歷史前進的行列中居於稍後幾排行列，對於這些人，也應予以基本肯定。岑春煊大致屬於後者。

作者郭衛東，北京大學歷史系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

[①]岑春煊：《樂齋漫筆》，《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

[②]廖中翼：《康有為第二次來桂講學概況》，《桂林文史資料，第2輯。

[③]《桂林聖學會續聞》，《知新報》第30冊，光緒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

[④]岑春煊：《樂齋漫筆》。

[⑤]見《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90－95頁。

[⑥]《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5，第16、18頁。

[⑦]胡思敬:《國聞備乘》卷1，第18頁。

[⑧]王照:《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第九，1928年刊本。

[⑨]《凌霄一士隨筆》，《國聞週報》第8卷第22期；第10卷第18期。

[⑩]曹思彬等:《_辛亥前後的廣州教育》，《廣州文史資料》第10輯。

[11]見搢紳處編:《岑督春煊奏議》第1冊，北大圖書館藏未刊本。

[12]鄭孝胥：《鄭孝胥日記》，丙午年七月二十二日，十月十日。

[13]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第497－503頁。

[14]《袁世凱致端方手札》，《國聞週報》第15卷第4期。

[15]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薄注》卷2,第36頁。

[16]《寄武昌岑宮保》，宜統三年八月九日，《愚齋存稿》卷85。

[17]《岑宮保自滬來電》，宣統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轉引自《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18]《上海岑宮保寄內閣請代奏電》，宜統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愚齋存稿》卷84。

[19]《四川官報》第54號，宜統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20]見戴執禮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第375頁。

[21]《宜昌端大臣來電》，宣統三年八月一日，《愚齋存稿》卷84。

[22]《岑春煊致盛宣懷函》，見《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第165頁。

[23]《四川保路運動史料》，第444頁。

[24]《岑春煊致袁世凱電》。《民立報》1912年1月10日。

[25]《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1043頁。

[26]《袁總統致岑雲階電及覆電》，《民立報》，1912年5月10日。

[27]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憶錄》二。

[28]李根源:《民國李雪生先生自撰年譜》卷二，臺灣198

[29]詳見朱宗震等編：《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第329一330、339－340、358-359等頁。

[30]《湖南討袁印件》，見《近代史資料》1962年第1期；參見《民立報》1913年1月20、22日。

[31]《南京電報》，《粵電》，《民立報》，1913年7月28、20日。

[32]《南洋專電》，《民立報》1913午7月20日。

[33]《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約書》，《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4期。

[34]《岑西林致龍濟光兄弟書》，見黃季陸：《護國軍紀事》第三冊，臺灣。

[35]《曲石文錄》，第250頁。

[36]《滇桂粵護國聯合軍北伐佈告》，1916年6月5日，轉見《中華新報》1916年6月16日。

[37]《岑春煊函》1916年5月1日，見《大樹堂來鴻集》，冊三，北大善本室藏稿。

[38]《岑春煊致唐繼堯等電》,1916年6月8日，見《中華新報》1916年6月20日。

[39]《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下，第692頁。

[40]《盾鼻集》，第74-75頁。

[41]《軍務院撤消通電》，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卷宗號：北十一2328。

[42]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1916年7月20日。

[43]庚恩暘編：《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未記》下，第96頁。

[44]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文電”第98頁。

[45]雲南省檔案館編:《雲南檔案史料》第一輯，第48頁。

[46]《馬風池密報》，《近代史資料》1978年第1期。

[47]《程璧光致唐繼堯密電》，《雲南檔案》106宗3目。

[48]《馬鳳池密報》，《近代史資料》1978年第1期.

[49]詳見四川省文史研究館編:《四川軍悶史料》第2輯，第396頁。

[50]《岑春煊洽組“三角同盟”致唐繼堯電》1920年1月19日，《雲南檔案》160宗。

[51]《孫中山等致徐世昌電》，《民國日報》192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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