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與中原諸侯國都不一樣，因為秦國是一個蠻夷化程度很深的國家，自西周時代起始，中原的諸侯國就看不起秦國，在他們的認知裡，秦國乃蠻夷之邦，歸為異類，稱之為“秦夷”，也稱為“戎狄”，列國開會時期都不叫上秦國，只因秦“闢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

“士不產於秦，無儒之國”

秦國的文化底蘊不及其他諸侯國，在當時的諸侯國是這樣公認的，例如李斯曾說“士不產於秦”，荀子也說秦國“無儒”，這些均代表秦國沒有深厚的禮樂文化傳統，而且，秦國的人才招納上均是從外引進，例如商鞅、韓非、李斯，這些並非本國培育而出。

其次，秦國不實行嫡長繼承製，也無嚴格宗法制，當時的制度是“擇勇猛者而立之”，在老百姓裡，更是“父子無別，同室而居”，所以，這確實是一個沒啥文化的落後之國，但事實真是這樣？

秦國的發展曲線是春秋列國中最為特別的，其他國家的發展史都是一個逐漸中原化的過程，好比楚國，楚國一開始也是蠻夷之國，但後來不懈努力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轉型，成為一個禮儀之邦，文化方面非常發達，甚至比一些中原本土國家還講究禮儀。

回頭再看，秦國卻與楚國正好相反，秦國初始也有意往中原化路線進擊，但因中途一次偶然事件，在疾行裡掉了頭，秦穆公時，西戎的使者由余前來拜訪，兩人還發生了一段對話：“秦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這的意思是指，中原國家尊禮，尚含詩書之樂，都無法讓人們安居樂業，反而內亂，西戎不僅無文化，治理起來不會更難？

由余本是晉人之後，因為投身西戎被重用，因此，面對秦穆公的發問，他非常熟練的用中原文化和遊牧文化笑著回答道：“中原之所亂，無非聖黃帝重禮樂法制，身以先之，僅以小治，且後世自詡為上等，驕縱，阻攔法制，以責督天下，仁義與怨望交合，上下不是爭怨就是相互篡弒，至於滅宗，夫戎夷不然。”

在由余看來，詩書禮樂正是中原國家混亂的起因，因為中原文化的發展規律就是國家富強後統治者必然驕縱，下層則以禮義的標準來要求上層，從而導致國家上層和下層形成分裂，造成內亂。

而身為“蠻夷”的草原文化則不然，草原地區物質文化雖不發達，貧富差距也不大，反而因此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能吃苦，以絕對服從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皆團結。

秦穆公聽得由余這席話如夢初醒，深以由余為賢，遂聘由余為賓客，此後，秦國的立國戰略發生重大變化，不再傾向於中原發展，而是由戎狄發展，後“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吞併大量羌戎人口，大力吸收戎狄文化後，秦國的文化面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這種吸收是有意識的行為，是為了競爭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西北少數民族的強兵良馬更成為了秦軍隊的有生力量，在與西戎的融合裡，給秦人的軀體注入了更多粗狂和野蠻，從而讓秦人如狼一般的性格。

後世考古發現了秦文化中的屈肢葬、土洞墓、繭形壺、鏟形袋足鬲等系列獨具特色的文化遺寶，其內並無中原其他國家，但是西北一些少數民族卻有。

因此，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最為獨特，秦國百姓和遊牧民族一樣，停留在“淳樸忠厚”的半野蠻狀態，這些文化與中原散漫的農業文明比較，秦國文化具有鮮明對比，例如秦國在紀律方面更嚴明、上下一致的軍事化作風：“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史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正在中原國家逐漸廢止殉人的野蠻風俗之期，秦國反而變本加厲。

據考古發現，秦武公死時，殉葬者66人，秦穆公死時，殉葬者多達177人，創歷史之最。

戰國七雄裡，中原國家講究精神價值，然而秦國卻以物質利益最為功利，因為秦國的文化簡單直接，從以下典故可知：“秦國宣太后執政期間，韓國曾向秦國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對韓國使者大談性生活，道，我從前服侍先王時，先王把大腿壓在我身上，我很難受；先王把身子壓在我身上，我卻很愉快，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承寵交歡，我嚐到了甜頭，韓向秦求救，要拿什麼讓秦不覺得沉重，反而感到愉悅呢？”

從以上這段可見，政治高層的對話，哪怕是外交場合，一樣講究功利，而不避諱其它因素，只因為這樣簡單直接，這，如若放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參考資料《中原文物》《五蠹》《從殷周之變到周秦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