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選拔人才、善用人才固然是一個王朝最重要的人才戰略內容，但如果忽視持續不斷地人才培養，終究會成為無源之水——齊恆公的慘死正是這一見解的註腳。
桓公為何一生多半是英武豪邁、睥睨群倫，而不是全部？
在諸侯紛爭的春秋時期，齊桓公的歷史無疑是極富傳奇，且多半是英武豪邁、睥睨群倫的：早年，他的兄長——齊襄公荒淫無道，濫殺無辜，他只好帶著鮑叔等人，投奔衛國的親戚——他母親的孃家人；後來齊國人殺了襄公，多虧鮑叔出謀策劃，方才搶得先機，戰勝其他兄弟，回國當了國君：再後來他內修政治發展生產，外討強敵，號令諸侯，輾轉幾十年間就開創出了一代霸業，成為春秋五霸中第一位稱雄各國的霸主！當然，這一切離不開管仲等人的輔佐。
管仲本是齊桓公即位前的仇人，當年管仲差點一箭要了桓公的命。說來桓公也是大度能容的，他聽到鮑叔對管仲的舉薦後，知道了管仲的能力，有經天緯地之才。於是重用管仲，不計前嫌，讓他做齊國的宰相。事實證明，桓公此舉是英明的。此後，他有如神助，“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且還“尊王攘夷”，抗擊了西戎、北狄等少數民族對中原地區的侵犯。難怪孔子贊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到如今，人們對管仲的膜拜依然有增無減，他被視為縱橫歷史舞臺的偉大政治家。然而，有一件史實卻是後人無法迴避的：齊桓公雖然大半輩子英明絕倫，晚年卻是悽惶悲慘的：管仲死後，幾個小人乘桓公生病之際作亂，他們假傳王令，堵塞宮門，圍築高牆，斷絕了王宮與外界的聯繫，讓桓公在無飲無食中飢渴而死！而桓公膝下的五個兒子又為了搶奪王權而忙於內鬥，無暇顧及死去的父王，桓公死後六十七天還沒有下葬。
所以說桓公一生多半是英武豪邁、睥睨群倫。只是後人可能很少注意到，齊桓公的慘死，卻是與管仲生前人才政策的失當大有關係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看看管仲人才政策的做法就會知道一二：
管仲深知“樹人”的重要性，卻只起用新人而忽視了培育新人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互相爭雄，爭奪人才便必然成為其中的一則重要選項，因為誰擁有了人才，誰便佔據了謀略高地，誰就得到了治國能臣和統軍領袖，誰便握有制勝的先機。以管仲的韜略智慧，他當然明白人才對於齊國霸業的意義，所以他在《管子》一書中多次提到“樹人”的重要性。
在《管子・權修》中，管仲多次談到人才培養的不易，指出：
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後來他又將這一觀點歸結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經典說法。此外，他還在《權修》中說過“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之類的話，以示人才對事業發展的重要意義。然而在人才培養的具體活動中，或是由於當時戰爭倥傯，一切皆圍繞著“富國強兵”的中心任務而展開，以致無暇顧及興校育人工作；或是由於對學校辦學支持不夠等原因，反正當時齊國的辦學情況史無明載，並不突出。
《史記・管晏列傳》記載了管仲在齊國實施的各項興國舉措，說他：
“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又說他“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就是隻字未提他興教育人的事，而與之同時期的鄭國宰相子產卻以“不毀鄉校”出名。此外，在《呂氏春秋》《國語》等著作中，也都談到了管仲在政治、經濟、禮法上的諸多措施，但於教育方面卻未留下隻言片語。並且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齊桓公的晚年，朝中後繼乏人，這一情況起碼可以說明，齊國的人才教育是沒有什麼顯著成效的。
在朝四十一年僅舉薦過五人，重用賢人卻輕視選拔賢人
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管仲輔佐他四十一年，君臣生死幾同短長，然而在這長達四十餘年的治國生涯中，齊國朝中大臣中並沒有出現多少新面孔。據《管子・小匡》記載，管仲為相三個月時，曾向桓公舉薦過五個人：
一、隰朋，管仲認為他“進退熟悉禮節，說辭剛柔有度”，於是推薦他當“大行”
二、甯戚，管仲認為他能“盡土地之利”，使齊國“增產糧食，增加人口”，於是推薦他當“大司田”
三、王子城父，管仲認為他能“在平原廣郊之上，使戰車不亂，戰士不退，鼓聲一起而三軍視死如歸”，於是推薦他為“大司馬”
四、賓胥無，管仲認為賓胥無善於“審判案件，調節紛爭”，不殺無辜的人，不搞冤假錯案，於是推薦他當“大司理”
五、鮑叔牙。管仲認為鮑叔牙不計生死，不圖富貴，敢於犯顏直諫，於是推薦他當“大諫”
當然，這些人後來是得到任用的。但四十年後，當管仲病入膏肓，桓公要他舉薦能挑大樑的人才時，他口中念念不忘的差不多也還是這幾個人：
“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聞。”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
當桓公問管仲誰能接替你的位置時，管仲分析道：
“鮑叔牙為人直率，但不能將國家交給他；賓胥無為人善良，也不能將國家交給他；甯戚辦事精明能幹，卻不能讓國家充分地繁衍生息；孫在之能說會道，卻不能以誠信取人。我看哪，還是隰朋合適。”
結果，管仲去世後，齊桓公以隰朋為相，但此時的隰朋也已垂垂老矣，十個月不到，他便追隨管仲，入了黃泉。桓公無奈，只得以更為年長的鮑叔牙為相，可是不久，八十多歲的鮑叔牙也駕鶴西歸，桓公手下再無可用之オ，小人便乘機作亂，張狂起來了。由此可以看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管仲相齊的四十多年間，齊國的領導中樞始終是由老臣掌控著的，並無多少新晉後輩被選拔進來
二、管仲是知人的，而且知人甚深、甚透，但他並沒有在此期間下大力氣去識オ、選オ、用才，致使後來老臣滿朝，人才斷檔
三、管仲薦人是被動的，是在臨死前，桓公主動追問下才談到的，可見他對齊國未來的宏圖大業是缺乏深遠考慮的，甚至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是不負責任的
引進士人卻不重用士人，成為一群口若懸河、心懷理想的善辯之士
西周以後，周天子權力旁落，原有的宗法制度也漸趨瓦解，許多原來依附於王公貴族、諸侯大夫門下的從事各種文化活動的“士”，開始紛紛流落到諸侯各國，成為一支獨立的社會力量。他們有文化、有技藝，一些領袖人物還有著不凡的治國抱負和才能。他們奔走各國，遊說各國的國君，或宣傳政治理想或傳授學術主張，或推銷才華技能，忙得不亦樂乎，而處在紛爭中的諸侯各國也需要得到“士”的幫助，以實現強國爭霸的目的，為此，各國相繼出臺了許多優惠政策，招攬“士”人，為己所用。
管仲當然是看清這一形勢的，他建議齊桓公在國都稷門外設立學宮，招攬天下賢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稷下學宮。在稷下學宮裡“士”的生活非常好，住著高門大屋，他們言論自由，“士”的主張也都在稷下學宮裡得到了宣講。
但是“士”的招攬發展似乎就止步於此，這些有著濟世安邦胸襟，同時深懷政治見識的“士”人，在齊國並沒有得到多少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總的來說他們只是一群口若懸河、心懷理想的善辯之士，在齊國只不過幹著坐而論道的事而已。相較於後來戰國時期，秦國任用商殃、李斯，魏國任用李悝，楚國任用吳起這些人變法而言，齊國對那些外來“士”的使用顯然是不夠的。
疏遠小人卻不清除小人，諱莫如深，生前對其行為目的瞭如指掌
齊桓公晚年在成就霸業後是很有些貪圖享受、樂意奉承的，因而他的身邊也自然活躍著一群投其所好的小人：善烹飪的易牙、自閹入宮的太監豎刁、懂得朝中禮儀的公子開方等就是最為得寵的三位。
這三個人的品行想必管仲是早就看在心裡的，因而當他病重，桓公去探視，談了要重用這三人的想法時，管仲是極力反對的。管仲認為這些人各懷鬼胎，連自己、孩子都不愛的人，又怎麼會全心全意的愛桓公您呢！
桓公見管仲講得十分誠懇有理，便當即表示會疏遠他們，而且在管仲死後也真的冷落了那幾個人，還將他們全都逐出了王宮。但習慣了那幾個人服侍的桓公，一旦離開了他們，又感到十分地不便了：沒有了易牙，他覺得宮中做的菜吃不進口；沒有了豎刁，他覺得宮中秩序亂了套；沒有了開方，他感到朝中失了禮儀，特別是隰朋、鮑叔牙這兩位老臣相繼去世後，他更是感到朝中無人，於是不顧管仲的遺言，又將那三人召了回來，終於釀成了後來那三人作亂、自己餓死宮中的悲劇。
桓公臨死在痛責自己沒有聽信管仲的話而自食其果，終至身受小人之害，但就旁觀者而言，在這件事上，管仲似乎也有一定的過失：
易牙等人進宮不止一天兩天，一年半載，開方在朝中就待了十五年，管仲對他們的為人品行、行事意圖應該說是明察秋毫、洞若觀火的。但管仲卻沒有奏明桓公，桓公對於管仲的話，不管什麼時候他還是聽得進去的。他曾親口對管仲說：
“父(桓公對管仲的敬稱)命寡人(桓公自稱)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命於募人，寡人敢不從乎？”
由此可見不是桓公不聽管仲之言，而是管仲根本未與他談論過那三個人包藏的禍心。這又是為什麼呢？
管仲是一位輕重曲直拿捏得十分慎重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深得齊桓公的信任，與齊桓公之間親密無間，主要還是得益於他的這一政治智慧的。他做不到像鮑叔牙那樣不分場合、不看對象、不講時機就對桓公直言相告。管仲後來認為鮑叔牙過於直率、不宜為相也說明了兩人之間的不同個性。
因而在與齊桓公的交往中，管仲是有許多利害考量的，儘管桓公對他言聽計從，但他是深明伴君的忌諱的，所以，當桓公深信易牙等人時，他知而不言，隱而不發。但他同時又是一位有擔當、負責任的政治家，彌留之際，面對易牙等人極有可能危害王朝時，了無顧忌的他再也不可能閉口不言，任由朝廷壞在那幾個小人手裡了，於是就有了他後來的這番肺腑之言。
孔子真不愧是知人論世的千秋偉人，他對管仲可謂知之甚深：一方面他讚揚管仲的傑出政治才能和“尊王攘夷”對中原民族的深遠意義；另一方面他對管仲的過失，特別是在人才政策上的過失也是有著深刻認識的。據劉向的《說苑》記載：
一次孔子與子貢談論“往之賢者”，孔子連稱“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而不言“齊有管仲，鄭有子產”。子貢大惑不解，孔子反問道：是“進賢為賢”，還是“用力為賢”？子貢說：“當然是‘進賢為賢’了。”孔子說：“對呀，我聽說鮑叔薦過管仲，子皮薦過子產，未曾聽說管仲、子產薦過什麼人。”
管仲當時叱吒風雲、相齊獨霸天下的顯要人物，他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但唯獨在人才政策上欠缺，導致齊國最後無人才可用，朝中無賢人。作為稍晚於管仲的同時代的孔子對管仲進行了一番深刻而較為集中的評價。孔子對管仲的評價，有著肯定性與否定性的對立衝突，但恰恰在這矛盾性認識中，隱伏著孔子思想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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