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四五点钟，暹粒的天还没有亮，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就匆匆地赶往吴哥窟。
穿过门廊进入吴哥窟内，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莲花池边，翘首等待一个神秘时刻的到来。吴哥窟标志性的五座高塔倒映在莲池中，如静穆的神明。
终于，一轮红日从塔尖蓬勃而出，漫射的金光洒在巨石层叠的吴哥宫殿上，无言的大美令人屏息，如沐一场光的洗礼。
150多年前，这亦真亦幻的瞬间同样惊呆了一位法国生物学家，并引发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新发现。
1860年，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来到暹粒西北的丛林中寻找蝴蝶标本。周围的村民一听他要进入这片丛林，莫不大惊失色，连说林中有魔鬼。当地的法国传教士也劝阻穆奥：“你就算不死，也会染上热病，以后许多年都会与虚弱和痛苦为伴。但愿上帝与你同行吧。”
好奇的穆奥执意踏进这片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腐叶的气息幽灵般弥散着，沼泽和藤蔓让穆奥步履蹒跚。忽然，树丛的尽头赫然出现一片巨大的石雕建筑群，莲花苞式的庙宇一座连着一座，宛若神话中的城堡。
穆奥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惊叹：“第一眼看见它，就让人充满崇敬。其中一座神庙可以比得上所罗门圣殿，大概是出自某位古代的米开朗琪罗之手吧——完全可以和我们最美丽的建筑相提并论。它比希腊或罗马留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要更壮观，它与这个国家现在的蛮荒状态所形成的对比则令人痛心。”
究竟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个奇迹？又为什么会弃城而走？如此宏伟的城堡和惊艳绝伦的雕刻为什么从未有人提起？
32岁的穆奥还没有来得及探究，就因在丛林中感染痢疾而病逝。临终前，他写信给家人：“看到如此之多美丽、壮观又新奇的景致，这一切叫我心满意足。”
后来，他的弟弟将穆奥的探险日记出版，吴哥开始进入世界的视野。
1866年，法国的湄公河考察团带着穆奥所绘制的路线图，开始对吴哥进行第一次正式科学考察。随后，他们将70多件吴哥窟浮雕和圆雕带回法国，在万国博览会上展出。一时间，举世哗然。
隐匿于丛林中的吴哥激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旅行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原来，这座城堡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神秘消失400 多年的高棉王国都城——吴哥窟。
40年后，在距柬埔寨万里之遥的中国敦煌，另一个震惊世界的亚洲奇迹也被无意间发现。
1900年7月1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莫高窟住持道士王圆禄像往常一样，在16窟甬道里清理积沙。这一天，阳光甚好，打在幽暗的窟壁上，几道若隐若现的缝隙格外抢眼。王道士轻轻一敲，发现甬道的墙壁是空的。他赶紧找人用锄头挖开，眼前出现了一间密室！
在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王道士这样描述了那一刻：“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
这个封闭800多年的藏经洞，不足20平方米，竟然封存了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写经、文书和绢画5 万多件。
20世纪初的西域考古热，让沉寂多年的丝绸古道热闹了起来。随着敦煌经卷向外流散，一些嗅觉灵敏的人物闻风而动了。
1907年，在乌鲁木齐逗留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一个维吾尔族商人那儿得知，敦煌千佛洞有一个洞窟，藏着满满一洞子绢画和经卷。他赶紧放下新疆的考察，马不停蹄赶往敦煌。
来到敦煌后，王道士却不肯为他打开藏经洞。斯坦因投其所好，说自己是追慕玄奘大师的足迹来到这里取经的。这招很灵，王道士终于掏出了从不离身的钥匙，为他打开了藏经洞的小门，由此打开了人类进入中古历史的一道大门。
斯坦因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狂喜：“我的上帝！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就分量和保存之完好而言，我以前所有的发现，无一能同此相比。”
最终，斯坦因以4锭马蹄银，也就是200两银子买走了他选中的13000多件经卷和绢画。接着，法国人保罗·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等接踵而来，巧取豪夺。
敦煌古道上，负重的骆驼载着成箱成箱的藏经洞文物远走他邦。
寒风吹彻，黄沙悲凉。敦煌以一种悲情的方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藏经洞的大发现，也让沉寂数百年的莫高窟重新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人们惊讶地看到，在敦煌鸣沙山东麓这1680米的断崖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735个洞窟，其中共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彩塑2400余尊、壁画45000平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窟。
中国西北大漠中的莫高窟，柬埔寨热带丛林中的吴哥窟，这两项震惊世界的亚洲考古大发现，引发了全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关注，至今热度不减。
它们，千年相望，却不相闻；
它们，命运相通，却不相知。
今天，当它们伸开巨擘牵手相握时，一场远隔万里、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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