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怎样一个人？熟读《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人可能会坚定地说，他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追求潇洒无羁、自由自在的生活，否则怎么会叫他“谪仙人”呢？

四川江油李白故居

不过，恰如有研究者所总结的，李白的心理状态极其复杂，“飘逸”根本不足以概括。他“既有积极入世的功业之心，又有超凡去俗的仙隐之志，还有放荡无拘的行乐之意”（贾茜《李白文学思想与诗意精神》）。不可否认的是，积极入世的功业之心构成了李白所有作品的隐含背景，所谓仙隐之志只是功业之心难以实现时的补充。在剖析李白作品时，如果脱离对李白建功渴望的解读，就无法真正认识到他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

（一）行走在盛唐之世

学界一般从李白的《古风·其一》入手，来阐释李白的政治理想。这首诗歌中蕴含的政治意味非常浓厚：“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李白以孔子的文章功业自况，抒发出蓬勃的雄心壮志。无论这首诗是否如裴斐所言的“此诗当属早期‘大言’之作”（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它都如实体现了李白的壮怀。俞平伯就说“太白这首诗叙他自己的怀抱志趣”，认为“这诗的主题是借来看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政治批判的企图，

那么，这位诗仙满腹才华，为什么偏偏想要跻身官场？他的政治理想究竟如何？

被大多数文学史家视为道家的李白，内心充满了各种建功立业、匡扶天下的儒家抱负。从其现实性来看，这种抱负一方面来自李白自年轻时代开始对自己学业文章、经世才能的自信乃至自负，另一方面来自于盛唐文人在时代强音下普遍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

公元727年，二十多岁的李白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方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段话中有一个鲜明的信号，李白在年轻之时已经设计了自己的生活目标。这个目标看起来太高远以至于缥缈，它纯乎是一个政治目标：他要先“奋其智能”使“海县清一”

此外，我们还要考察李白本人的生活经历对其政治觉悟的影响，以及他所处的盛唐时代环境下士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

一般认为，李白本人出生于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幼年随家庭迁移到四川江油。这两地都不在中原核心区域之内，因而相比中原文人，他多了一份狂野不羁之气。问题在于，缺少中原士族的社会关系与官宦人家中自幼开始的对政治才能的潜移默化的熏陶，

吉尔吉斯斯坦发行的李白邮票

陈寅恪和郭沫若都认为李白的父亲是一位积累颇多的富商。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回忆自己“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可见年轻时候出蜀游历，他的身家是相当富裕的。赵昌平指出，由于在盛唐时时代氛围比较开明，李白散金助友，“正是‘豪友’风气的表现。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必然加强其心理上的优势，从而使得‘豪友’出身的才俊之士李白，胸次更为开张，意气更为纵逸。”（《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

李白生长于盛唐，但是盛唐并不是一味的光明卓越，在其光鲜的外表下同样也埋伏着帝国的重重隐忧。由于唐代科举制还不够完善，录取人数极少且多被权宦子弟把持，贫寒士子向上的这条通路几乎被堵塞。底层士人心中的不安与不平愈来愈盛，随着帝国逐渐步入中期，国家政治的清明程度也逐渐地发生变化，以至于以状元及第的王维都对现实产生怀疑，向“诗佛”发展。“高自期许，狂傲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与政治上其实是幼稚的，他们甚至比庄孟更不切实际

《虢国夫人游春图》，多少能体会一些盛唐气象

李白的胡人出身、蜀中成长经历，使他对当时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了解有先天的不足，他对钱财的洒脱态度，使他没有卷入科举考试中“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情故者以情托”的浊流，但相应地，丰裕的家财于他的仕途几无帮助，只是被他用来救济落魄士人。由于缺少实际的观摩和锻炼，李白的政治敏感性是薄弱的，其经国治世的思想几乎没有在诗歌作品中展露出来，在几次入京、入幕中，也许有各种现实原因掣肘，但他毕竟没有表现出多少踏踏实实的治政才能。他对于民生、国务的思索，“并不越出左思《咏史》寒士对权贵的抗争”，“在开元中期到天宝时期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诗之所以具有典型性，不在于这些，而恰恰在于他在思想、政治的稚嫩这一时代性的特点上“出类拔萃”到近于天真的程度” （《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虽然他嘲笑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但焉知他自己又不是对“经济策”“茫然如烟雾”中的一员呢？

（二）短暂的仕途生涯

李白从年轻时就满怀抱负，但他的政治理想又是天真的，政治才华并不算出类拔萃。那么，李白一生中的经历了怎样的政治生活？

李白在年轻时，“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二十余岁“杖剑去国，辞亲远游”，然后“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有道，并不起。此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上安州裴长史书》）既然

李白曾分别向裴长史和韩荆州上《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求举荐，未果。之后他赴长安求仕。李白曾几入京师，学界观点各异，有“一入”、“二入”、“三入”之说。通常认为，“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二十五年前后，西入长安求仕，结果是大失所望。他在长安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心中充满愤慨和不平。”（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古风·其八》《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都与这次入京有关。

西安兴庆宫公园沉香亭

第二次入京前，李白在江南越中一带隐居。天宝元年（742年），他应诏入长安为翰林供奉。这使李白极其振奋，认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他写下了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内中说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但是他在京师的生活与其“济苍生”、“安黎元”、“安社稷”的理想抱负相差很大。经过傅璇琮的考证，翰林供奉不过是个非常边缘化的没有正式官衔的闲职，与政治几乎绝缘，更没有李白自己所声称的“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这种起草政令的重要性，“实际上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陪同宴游的侍者”，“高力士为之脱靴、进谗言于杨贵妃等等，皆为后来传说之辞”（傅璇琮：《李白任翰林学士辨》）。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郁郁离开长安。

《上阳台帖》，据说744年（天宝三年）李白所作

这次离开或者为迫不得已（一般认为是受谗，但究竟是谁、如何进谗言，尚未有定论）。李白刚离开长安，就写了《赠崔侍御》诗，希望崔侍御再荐于朝。未果。

玄宗末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当时正在庐山一带隐居，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平叛，李白入永王幕。此时李白认为建功立业之时已到，自负能一展宏图，协助李璘荡平敌寇，写下了“但用东山谢安石，为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这样豪情满满的诗句。不料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出于疑忌，派兵将李璘消灭，李白也获罪被流放夜郎。

（三）官场失意，方有诗仙

公盾在《李白研究》中以仕宦长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李白前期热衷功名，后期则由魏晋文人式的放歌纵酒的生活、佛道的虚无思想，逐渐代替了前期的慷慨激昂。在前期，李白的诗歌一方面表现出博大恢弘的气魄与光亮鲜明的格调，另一方面，在其清逸的诗歌中也呈现出高远、自由的气息，反映出他强烈的希望与自信。

在李白的垂暮之年，他强烈的立功愿望还没有完全放弃。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已经年近花甲，仍打算投身太尉李光弼出镇临淮、追击史朝义的大军，因病折回，写下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中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一诗，感叹说：“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李白病逝当涂。

从李白的政治生活看，经历了多年的人生挫跌，无异于一出悲剧。两入京师均不得志，投奔李璘，却逢李璘兵败。在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上，他显得有些天真、不成熟甚至与别官格格不入。安史之乱里，著名诗人高适应肃宗召，“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资治通鉴》），李白却看不清形势，主动入李璘幕，还写下《永王东巡歌》，幻想着“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唐初直到盛唐年间，社会上流行游侠风气，尊崇武力，但李白《古风·其十二》中却流露出他的反战思想。敦煌唐诗选残卷中李白“卢桔为秦树”一首最后两句作“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周勋初指出，“回中”为古代地名，位于陇右，李白责难玄宗何必拓边。李白“一贯反对拓边战争，不为儒家‘严夷夏之防’的古训所束缚。与他同时的诗人，在对待石堡城之战与征南诏的问题上均与唐王朝持同一立场，李白则否，此亦可见李白的思想矫矫不群，不能以常情度之。”（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这些不合主流的态度，当然不会获得上层人物的赏识。

李白对政治事务的态度，往往不是出自冷静的观察和分析，而是凭感受、凭意气，或许是因为他身上的诗人气质完全胜过了他的政治素养。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倘若李白始终托身于官场，恐怕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之中会少许多奇情纵横的诗篇，唐代文学界最宝贵的明珠倘若蒙尘，那对于诗坛来说才真是大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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