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笛 新华社发布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信息透露出这样的迹象：在经过反复微调、试错和完善后，中国可能已经摸到了宏观政策的边界和对应的效果边界，也对中国经济基本盘和风险点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用“人话说”就是“心里有底了”。
如果连读2016、2017、2018、2019年四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会察觉会议对于中国风险、机会认识在逐步的完善，政策框架从雏形渐成直至今年成为一个“系统”。 最重要的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尝试回答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是什么？。
首先来看风险和机会的摸底。
以金融为例，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要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2017年则再次强调“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并为金融政策指明了具体方向，即要“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2018年的措辞则为要“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
经过三年时间，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下了一个判断“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我们应该注意到，从2016年中国金融监管系统开启了一轮从上而下的压力测试，对于金融系统的风险点所在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同时，在最近三年时间中，个别金融风险事件偶发，这些事件基本上最终得到了控制，并未“共振”。在掌握了全局性和个别事件处理两方面的经验后，政策可能对于金融风险有底了。
在机遇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近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在逐步明确，从2018年、2019年两年会议内容中可以看到，“制造业升级”和 “内需”作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两个重点逐渐明晰，被开始被不断的强调。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仅提及了一句“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2018年进一步丰富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19年则系统性的从制造业融资、集群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规划。
这意味着，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的机会在哪，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
其次，我们看到近4年的宏观政策框架体系在不断搭建和完善，并在2019年会议中统筹形成一个系统的方法论，2019年会议提及“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我们以“协同”、“合力”这两个频繁出现于近年各项经济会议中的词为例。
2017年、2018年的会议中均提及了“强化”或“加强政策协同”，但是对于具体需要协同的政策并未进一步阐述，2019年则细化为“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在2018年的会议公报中提及“要形成全局工作强大合力”，2019年的会议则揭开了“合力”的谜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这一表述打通了宏观和微观、消费和供给。
我们可以看到，宏观政策的基调已经保持多年，财政、货币两端基本围绕“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数年间，其各种微调依然频繁出现，比如货币政策的各项工具，被市场戏称为“花式降息”。
在不断微调和试错的过程中，政策对于各项宏观工具、产业工具的效用可能已经有了经验和印证，在框架内要填入什么样的具体内容有了方向，所以近几年会议中的宏观政策框架不变，但内涵却在不断丰富和细化。
用会议中的原文形容，就是“在工作中，我们形成一些重要认识”。
风险的“底”、政策的“底”，再多的摸底，说到底，重中之重需要弄清中国经济的“底”，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在哪？
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办之前，多位经济学家卷入了一场辩论之中，辩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是多少”，换句话说“6%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速的底？”。
对于这个问题，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是在一些措辞却反映出政策方已经初步有了答案，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答案。
一个迹象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的丰富了“稳中向好”这一判断的内涵，从某种角度也给出了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基本盘在哪的一个结论，会议中提炼为：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
这一判断应该会成为接下来几年宏观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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