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際金融協會（IIF）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全球債務或將創下逾255萬億美元的紀錄高點，若按全球77億人口計算，人均債務接近3.25萬美元。
逾255萬億美元債務規模，也相當於全球經濟總量的逾3倍。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是全球債務規模激增的兩大主要因素。其中今年上半年增幅最多的是政府債務，同比增加約1.5個百分點，全球政府債務規模已突破70萬美元大關，其次是非金融企業債務規模，同比增幅達到1個百分點，同樣超過70萬億美元。
“這背後，是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後，國家與企業都在利用當時全球寬鬆貨幣政策環境與超低利率，大幅舉債發展經濟，導致如今債務規模居高不下。”TS Lombard公司全球宏觀部門主管Dario Perkins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說。
IIF此次列舉了當前債務推動型經濟成長所存在的侷限性和潛在風險。比如全球經濟成長進一步放緩，越來越依賴籌借外債的新興市場（例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可能會面臨風險；債務水平較高的國家（例如：意大利、黎巴嫩）以及那些
政府債務增長迅速的國家（例如：阿根廷、巴西、南非、希臘）將更難通過刺激性財政政策提振經濟發展。“更令金融市場擔心的是，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央行傾向採取負利率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並減輕債務利息償付開支，大量金融機構正擔心債券類資產失寵（因為缺乏正收益）且市場定價混亂，因此紛紛遠離債券市場，導致國家與企業持續發債融資驅動經濟發展的難度越來越大。”Dario Perkins表示。
“但是，隨著當前越來越多國家央行正考慮重新啟動QE，低利率環境依然會激發全球債務規模增加。”瑞銀CEO埃爾莫提指出。
在一位華爾街對沖基金經理看來，當前全球債務規模激增與負利率環境正構成一種“惡性循環”，一面是越來越多金融機構不願為負利率債券倒貼本金，另一面是政府與企業迫切希望以負利率發行更多債券籌資規避風險。
“我個人不會買收益率低於0的債券……有些非理性的東西在裡面。”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Jamie Dimon坦言。
債務激增的五大驅動力
在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後，全球債務突然激增，成為全球金融市場一大奇特現象。
Dario Perkins指出，全球債務之所以在過去10年激增，主要是基於5大原因，一是次貸危機爆發後多個國家央行採取零利率與QE政策，導致發債融資成本驟降，驅動大量政府與企業低息發債融資；二是在結構性經濟改革難以落地的情況下，越來越多國家
政府主要依靠舉債融資發展經濟，加之不少國家老齡化社會來臨導致社會福利開支等增加，導致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激增；三是企業積極利用低息發債置換此前的高息債券並拓展新的業務，也令企業債券規模快速增加；四是很多國家殭屍企業清理步伐緩慢，導致政府部門不得不舉債融資維持這些企業日常經營以減輕社會失業壓力，導致政府不得不揹負更高債務；五是越來越多國家都加大基建項目投資建設作為刺激經濟復甦的重要推動力，而基建投資款主要來自政府企業舉債。不過，歐美國家與新興市場的債務規模發展路徑截然不同。IIF數據顯示，在西方發達國家，債務規模上升較快的，主要是政府債務，比如過去10年歐美國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17萬億美元，達到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政府債務額突破23萬億美元，佔GDP的103%；新興市場債務規模上升較快的則是非金融企業債務，過去10年增幅達到10萬億美元，至
30萬億美元。在Dario Perkins看來，這與歐美國家、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經濟體制存在著密切聯繫。比如歐美國家基建項目投資建設主要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舉債籌資，而新興市場國家則通過政府背景企業進行發債籌集資金，用於基建項目投資。
隨著債務規模快速增加，由債務推動型經濟成長所帶來的風險隱患正被越來越多國際金融組織密切關注。
IMF此前發佈報告警告，高額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令人擔憂，因為政府債務高企的國家很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環境驟然收緊衝擊，同時高額債務也會限制政府利用財政政策應對經濟下行週期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當前全球經濟
衰退壓力加大，債務推動型經濟成長的風險隱患開始初露端倪。美國評級機構標普公佈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以來91家企業出現債務違約，超過2018年全年（82家）。如果按此速度發展，2019年全年違約企業將超過100家，創下過去三年以來最高水平。
“某種程度而言，此前政府企業債務規模激增的確帶來了一定經濟發展紅利，比如2009年評級在BB以下的企業債務違約幾率（未來一年債務違約幾率）在10%，但到2018年降至2%，這是因為當時寬鬆貨幣政策環境讓企業容易低成本借新還舊躲避債務危機，但現在當債務規模不斷刷新歷史新高，當下一個經濟衰退來臨時，企業再用借新還舊方法就不見得有人買單，因此當前企業債務違約風險已經在上升。”BMO資本市場策略師Jon Hill分析說。這背後，是企業債務並沒有因此消失，反而因過去10年寬鬆貨幣政策環境越滾越大，直到現在債務規模突破某個臨界點，面臨泡沫破裂風險。
借新還舊“難度驟增”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全球債務規模激增，越來越多國家政府相繼祭出負利率政策，導致當前逾17萬億美元債券收益率隨之跌入負值。
這引發越來越多金融機構紛紛對負利率債券用腳投票，究其原因，持有負利率債券到期的機構不但拿不到債券利率，還要倒貼一部分投資本金。
“甚至部分金融投資機構認為，負利率正幫助一些國家企業大幅減輕債務利息開支同時，還能繼續以超低利率發債融資，但受損失的卻是他們這些債券持有者。”Jon Hill向記者直言。
他坦言，目前金融市場普遍觀點是，負利率發債的好處，就是能讓政府與企業順利規避債務兌付違約風險，但金融機構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用很低的投資收益承擔極高的債券違約風險。
資產管理規模超過124億美元的摩根大通基金經理William Eigen明確表示，他不會為了借錢給別人（投資債券）而倒貼本金利息，這不是固定收益投資，這是固定損失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鑑於債券投資回報過低且風險收益不匹配，越來越多金融機構與富人正傾向持有現金而不做任何債券投資。瑞銀全球財富管理在8-10月對逾3400名最富有的投資者（淨資產至少100萬美元）調查發現，60%受訪者正考慮進一步提高現金水平。
股神巴菲特管理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佈三季報顯示，它已經持有的相當於1/4企業市值的現金儲備。
“目前，金融市場擔心負利率政策與債務規模持續激增相疊加，正導致流動性陷阱問題越演越烈，即當名義利率持續降低達到負利率後，人們寧可持有現金，也不願將資金進行任何投資，這對仍需繼續大幅舉債融資刺激經濟發展規避風險的
政府與企業而言，反而是最不願看到的局面。”Jon Hill強調說。本文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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