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星地圖顯示的懸泉置遺址
懸泉置遺址復原示意圖
在我省酒泉瓜州與敦煌之間的戈壁荒漠中，沉睡著一個距今已有2000多年曆史的古老驛站。1987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時揭開了這個塵封驛站的神秘面紗，讓這個記載了豐富歷史片段的驛站重新煥發了生機，從驛站中出土的數萬枚漢簡向世人字字珠璣地訴說著它們背後的故事。而因為數千年的侵蝕，很多字跡已經斑駁脫色，我省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如歷史的解謎者般，在辛勤耕耘了30年之久後，終於在近日整理出版了《懸泉漢簡》第一卷，這一考古界的重大成果以全新的面貌呈現於世人面前。
“懸泉”之名何來
這一專業著作的順利出版離不開幾代考古工作者的艱辛努力，甘肅簡牘博物館研究員張德芳就是這些考古工作者中的一員。他將這三萬多枚漢簡背後的故事跟記者娓娓道來，“1990年到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歷時3年對懸泉置進行了詳細的考古發掘，共出土漢代簡牘35000餘枚，其中有字簡牘23000餘枚，其他遺物3000多件，此次發現被評為1991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懸泉漢簡出自懸泉置，那麼，“懸泉”一名是如何出現的呢？張德芳告訴記者，這個名字大概早於懸泉置的設置。根據《涼州異物志》記載：“懸泉水，一名神泉，在酒泉縣東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士眾渴，乏水，廣利乃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三軍賴以獲濟。今有祠甚嚴，郡侯歲謁。”
清代學者張澍在所撰《涼州異物志》的序言中推測，《涼州異物志》應為漢晉時敦煌人宋膺所作，與史書多有徵引的《宋膺異物志》同為一書。上面的記載雖然附會了太初年間（公元前104至前101年）李廣利伐大宛的故事，還衍出“酒泉”二字，但大致可以肯定，李廣利伐大宛之後、懸泉置設置之前，“懸泉”一名就已出現在敦煌一帶。後來北魏人闞駰的《十三州志》、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敦煌遺書《沙州都督府圖經》、北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以及清人在道光年間所修《敦煌縣誌》，都曾抄錄上述記載。只是刪去了“酒泉”二字並將其繫於敦煌縣之下。
漢晉時期，“懸泉置”設置於此，“懸泉”一名頻繁出現於幾萬枚漢簡之中。《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下劉昭注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劉昭是南朝梁人，去古未遠，知道此地是兩漢時期的一大名勝，同懸泉置的設立應該有很大關係。
隋唐以後，根據敦煌遺書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記載，此地曾設過懸泉鄉、懸泉驛、懸泉鎮、懸泉堡、懸泉守捉（駐軍機構）等。唐五代時期，懸泉鄉是敦煌縣十四鄉之一，懸泉驛是當時十九驛之一，懸泉鎮是曹氏歸義軍時期八鎮之一，懸泉守捉亦為開元年間的重要軍事駐地。
《後漢書·蓋勳傳》“敦煌廣至”李賢注：“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根據敦煌遺書《沙州敦煌縣懸泉鄉宜禾裡大曆四年手實》的記載，此地當時還有稠密的人口和大量的可耕土地，足可說明隋唐五代是繼兩漢以後懸泉地區的又一個繁榮期。
跨越三十載
那麼，是怎樣一個契機讓埋葬了數千年的懸泉漢簡重見天日的呢？張德芳說，1987年，在全國文物普查之際，敦煌市、安西縣（瓜州縣）文物普查小組相繼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東約三公里處的三危山北坡發現散落的陶片和殘簡。由於當時此地的歸屬不清，敦煌和安西兩市縣出現了地界爭議，安西縣博物館張淳率先到泉水出露處的石崖上書寫了“貳師泉”三字，落款為“安西文物普查隊”，時間為1987年4月25日。根據時任敦煌市博物館館長榮恩奇在《敦煌懸泉置遺址的發現》中記載，敦煌文物普查隊榮恩奇、韓耀成、朱群、何建明、張生恆等一行5人於1987年11月26日抵達懸泉置所在地，並發現了懸泉置遺址。當年12月15日再至其地試掘，得漢簡六十二枚，其中有“效穀縣泉置嗇夫光以亭行”的籤牌。
1988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嶽邦湖率領何雙全會同敦煌市博物館榮恩奇、韓耀成、張玉茂、張生恆以及安西縣博物館張淳、李春元、李宏偉等來此進行調查，勘察確定了遺址範圍、性質、時代等相關問題。1990年下半年報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從1990年10月開始，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敦煌市博物館進行了正式發掘，經過三個年度四次發掘，至1992年年底發掘結束。
張德芳補充道：“懸泉漢簡中最早的紀年簡為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的紀年簡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後跨越218年。其內容大致涉及這218年及其前後若干年的歷史史實，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社會以及邊地風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郵驛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資料見長，是兩漢絲綢之路的實時檔案和原始記錄。
這樣一部學術鉅著，為何讓業界和大眾等待了30年之久呢？張德芳回憶：“1992年，發掘工作正式結束後，1993年便進入了漫長的室內整理期。主要是對簡牘進行拆包、清洗、綴合、編號、登記、描形、釋文等，將有關尺寸、質地、形狀、類型、完殘程度、文字內容、時代紀年、呈現格式等依照每簡編號記入檔案。不是專業人士難以想象這項工作的繁瑣與複雜。”他說，出土文獻的整理涉及的學科比較多，懸泉置出土的簡牘數量龐大，難度也比較大。首先，它涉及到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還有一些其他的歷史文化方面的學科。其次，文字的辨識很困難。雖然漢字基本上不屬於古文字的範疇，但是也不是那麼好辨認的。因為每個人的筆跡不同，寫法也不同。再次就是保存的狀況導致的。有些字風吹日曬後就消失殆盡了，即使有埋在深處保存好一點的漢簡，很多字也是似是而非，隱隱約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一下就能把它準確認讀出來。很多字的意思大致的要連貫在一起才能解讀，否則單獨一兩個字，根本無法釋疑。最後就是人力比較缺乏和機構變化的原因。因為這諸多原因，導致從發掘到整理研究稱謂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慢工出細活
“雖然經歷了30年，但這已經是我們經過最大的努力所獲得的成果了。”張德芳誠懇地說：“懸泉漢簡18000餘枚，擬分八輯出版。每輯收錄原簡約2300枚，彩色圖版和紅外線圖版同時呈現，釋文置於圖版左側。剩下的七部我們預計大概在3至5年之內完成，這個過程是慢工出細活的，其實是一個特別清苦又很艱難的工作，就是要求我們的專業人員要踏踏實實地坐下來，認認真真地分析研究，通過我們的努力把錯誤率降到最低。”
談起當年整理期間的趣事，張德芳回憶：“當時，外地專家李均明先生背來了他們自己改裝的簡易紅外線閱讀器，蘭州方面依樣畫葫蘆也拼裝了兩臺。三個組每組一臺，一條一條重新釋讀簡文。經過改裝的紅外閱讀器雖然構造簡單，但簡文釋讀效果大有提高，很多過去一般光線下不能看清的字，赫然間清晰可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大家加班加點，不辭辛苦。元旦過節，大家都在屏幕前，一字一句，爭論不休。苦在其中亦樂在其中。”
後來參與此次項目的專家胡平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樣一批人，就整體能力而言，可以當之無愧地說，無論是在全國範圍內還是全世界範圍內，都算是釋讀西北簡牘能力最強的班子。經過這個班子‘過濾’過的釋文，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沒有錯誤，但至少可以說，已經把錯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再後來，我們購置了進口的紅外線掃描儀，把所有漢簡全部掃描一過，用掃描的高品質照片在電腦上反覆釋讀。這次出版的《懸泉漢簡》就是在這近30年的漫長過程中，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髮展和我們釋讀水平的不斷提高而形成的。”
2019年9月13日至16日，編撰合作單位邀請國內古文字學界、簡牘學界、秦漢史學界和敦煌學界的專家學者齊聚敦煌，召開了《懸泉漢簡（一）》整理校稿暨審稿、定稿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各抒己見、集思廣益，對《懸泉漢簡》第一輯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校核討論，為再整理的最後階段。直到今年12月18日，這部孕育了30年之久的著作終於如初生嬰兒般呱呱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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