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朱祁鈺病重，而明代宗之子朱見濟也早已經離世4年。此時的朝堂之上，氣氛詭異。誰將成為下一個承位之君，也便成為朝臣們最為關心的問題。
大學士王文正提議冊立襄王朱瞻墡的長子為皇儲；而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謙會同群臣商議，決定一起上奏朱祁鈺請復立沂王（朱見深）為太子。
就在眾人推舉商輅將奏疏寫就之時，已經是日暮時分，於是眾人便決意明日上奏。可是當晚，徐有貞、石亨等人便發動奪門之變，最終明英宗朱祁鎮復辟，兵部尚書于謙等人則被逮捕，隨即僅僅不過5日，于謙這位曾經挽大廈於將傾的“救時宰相”便被處死。
作為一個股肱之臣， 彼時的于謙對於徐有貞、石亨等人的密謀，其實身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的于謙，作為當時軍隊的第一首長，手握大權的他，早在他們發動奪門之變前，便已經知曉，“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以報謙”。那麼為何于謙又會無動於衷，選擇坐以待斃呢？
這件事還要從於謙挽大明於將傾說起。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不顧群臣勸諫，在王振的慫恿之下，率二十餘萬大軍前出山西，意欲攻伐瓦剌大軍。最終，在糧草不及、指揮無度之下，全軍覆滅，包括英國公張輔在內66位大臣殉國，明英宗朱祁鎮本人也為瓦剌也先俘虜。而也先大軍，此時也已經知悉明軍精銳盡喪，果斷率軍抵進北京城。當時的北京城內，于謙擔任兵部侍郎，朱祁鈺為監國 ，太子為朱祁鎮之子兩歲的朱見深。
面對危局，徐有貞等人主張遷都。但作為兵部 統帥的于謙，則力排眾議，在駁斥南遷避難之輩的同時，與孫太后商定之下，監國的朱祁鈺即位稱帝，是為景泰帝明代宗。雖然冊立了新君，但危局尚未解除，也先大軍逼近，于謙在一方面下令通告全國勤王的同時，一方面組織在京的留守兵力，並且發動群眾，背水一戰，石亨等將領也正是在此戰中立下了戰功才得以 封侯。
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也讓瓦剌大軍企圖攻克北京或者以明英宗脅迫明朝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預謀被打破，大明王朝也避免瞭如同北宋靖康之恥一般的慘況。作為擁立者，于謙也隨後被朱祁鈺委以重任，擢升為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對於軍國大事、朝政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於提出南遷的徐有貞等人，則自然不被重用。但是朱祁鈺在坐上皇位之後，對於權力的偶然所得，隨著執政時間的增長也自然不願意再度拱手相讓，於是他開始謀劃自己的兒子朱見濟承位。
儘管眾人包括 于謙在內反對，但都是於事無補，朱見深被廢，朱見濟被冊立為太子。不過朱見濟卻命不享祚，早早夭折，這也令朱祁鈺一支再無承位者。
而在朱祁鎮喪失了利用價值之後，不出幾年便被放歸，朱祁鈺也顯示出了對皇權掌控上的排他性，在尊朱祁鎮為太上皇的虛銜之下，將其幽禁深宮。
可惜的是，即便幽禁了朱祁鎮之後，明代宗朱祁鈺也在無所出。當朱祁鈺在執政八年之後，身體不支，病情沉重，冊立誰為承位者也便成為了首要問題。從法理基礎，嫡長子繼承製上，朱祁鎮一脈才是正統、大宗，本該承位；但從皇權上朱祁鈺又手握皇權，自然不願拱手相讓。於是，才有這樣一場謀立之爭的奪門之變。
而若是此時于謙出手，包括自己以及家人 都能夠安然無恙，但捲入這樣一場事關承位的爭鬥之中，自然會造成朝堂震動，而且即便是處死了徐有貞、石亨乃至朱祁鎮等謀逆者，又要選擇冊立誰為即位之君呢？
於是 ，便有了“方徐石兵夜入南城，公悉知之”之後，于謙的無動於衷，坐以待斃，以一人之身，成就大明江山的社稷之重。他也用他的一生踐行了他所作的《石灰吟》，粉身碎骨渾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只不過在他被斬首之後，其家被籍沒，家人也被髮往邊疆戍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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