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力凝 北京報道
2020年1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在“第十八屆中國企業發展高層論壇”上發表主題演講時指出，不久前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0年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宏觀經濟的工作提出了“確保將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的預期目標，這是2020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繞不開、躲不過的話題。
在高培勇看來，確保將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要擯棄以往“唯GDP論”，著眼於從量和質兩個維度來全面把握經濟。另外，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實質，是要保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要維持經濟在未來更長時間內都要保持在合理區間。
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除了逆週期調節，還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二者分別解決不同矛盾和問題，需要“對症下藥”。
合理區間關注“量”和“質”
高培勇認為，在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工作主要是圍繞著GDP規模和GDP增速。但是，現在GDP質量和效益逐成為經濟工作的核心目標，就業狀況、物價的水平、民生的改善等反映GDP質量和效益，這些指標需要排在GDP增速和規模之前。
所以，現在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內涵和外延已經發生深刻的變化，要跳出以往單純或偏重於從量的維度，判斷經濟形勢好壞的侷限，而著眼於從量和質兩個維度來全面把握經濟。
基於此，中國要實現上述預期目標，用什麼手段也很重要。長期以來，宏觀調控就是要進行逆週期調節，特別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後期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到2010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都超越逆週期調節成功。現在，宏觀經濟的運行和調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戰略，其中把“深化改革”作為根本途徑之一。
十八大以來，政府使用了兩種途徑，一手抓逆週期調節，一手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要手段，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打好宏觀調控的組合拳。
高培勇指出，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逆週期調節的工具，主要是針對經濟持續下行的壓力操作的。中國經濟下行的矛盾，其中包含的問題是複雜的，不能依賴單一手段來解決所有矛盾和問題。對於短期的外部的或週期性的矛盾和問題，要運用逆週期調節產生對沖效應；長期的內部的結構性、體制性的矛盾，要用深化結構性改革的行動加以應對。
兼顧長期經濟平衡
“不能只想著2020年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且要想著2021、2022年，以至於更長的時間都要保持在合理區間。”高培勇指出，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實質，是要保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必須具有可持續性。
所以，短期的總量平衡固然重要，長期的結構平衡同樣不可或缺。中國的經濟實踐多年時間也提醒我們，即短期的總量平衡也必須以長期的結構平衡為基礎，離開了長期的結構平衡，短期的總量平衡絕對不可持續。
現階段，高質量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應該抓住主要矛盾，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現階段解決供給體系，如果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經濟難以實現良性循環。
在高培勇看來，圍繞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的效應、配置及其評估，應注重標本兼治，以總量平衡為結構優化創造條件，以結構優化推動可持續的總量平衡。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推動事關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基礎改革上。
高培勇進一步指出，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實施宏觀政策逆週期調節，除了發力方向要正確之外，也應當是適時適度的，把握好實施逆週期調節的節奏，該出手的時候要及時出手，不該出手的時候絕不能出手。評判的標識，就是看能否激活企業家，特別是微觀主體的活力和經濟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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