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在歷史上評出一個“最具爭議”的皇帝的話，雍正皇帝說第二，沒人敢當第一！
從繼位到去世，雍正皇帝生平的每一件大事都是謎一般地存在，讓後人爭得口乾舌燥、不可開交。爭議歸爭議，但是，對於雍正皇帝的“好評”還是明顯多於“差評”的。每每說到雍正皇帝，讚譽之詞往往不絕於耳，單憑“勤政”一點，就讓其他歷代皇帝望塵莫及！
以前，我也這麼認為，但是，在拜讀了很多史料之後，對於雍正老爺子，也有了新的看法。他的勤政是公認的，但是，也僅僅侷限於雍正八年之前，《起居注》中每天都是滿滿的，這不容置疑；但是，雍正八年，雍正大病一場，十分嚴重，內務府都已經開始辦理後事了，沒成想，他硬是熬了過來。可是，性情卻發生了不少轉變。可能是在生死線上走了一遭，對“死”有了體會之後，對“生”就有了更多的留戀，他開始一反常態，將精力放在“尋仙問道”、“長身不老”上。這難免就會出現顧此失彼的情況，勤政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說，雍正八年前後就是雍正皇帝執政的“分水嶺”，此後雍正出現多次失誤，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一役就是最好的證明
雍正繼位後，對於噶爾丹的態度比較謹慎，以防守為主。可是雍正七年，雍正認為“國庫充盈、軍民一心”，而噶爾丹策零又“非安分守法之人，終將成為心頭大患”，決定對準噶爾用兵，下旨讓眾大臣就此各抒己見。當時形成了以大學士張廷玉等人為主的“主戰派”，和以另一位大學士朱軾為主的“不戰派”，雙方你來我往，爭論不休。最後，還是雍正皇帝拍板：出兵！當時任命的三軍統帥正是名將嶽鍾琪
嶽鍾琪領命後不敢懈怠，開始大舉向西部進軍。可是，剛行軍沒多久，準噶爾就派了一個使者到軍中求見嶽鍾琪，聲稱是要求和。嶽鍾琪趕忙將這件事奏稟雍正，並表示，自己根本不相信噶爾丹會真心求和。雍正讓嶽鍾琪派兵將這個使者送到京城，僅隔一天，又下令讓嶽鍾琪和傅爾丹等將領進京商議軍情。都說兵家最注重“一鼓作氣”，可大軍還沒作戰，主帥就在軍營和京城間來回奔波，讓戰氣正盛的大軍就地紮營，耽誤了時日，也消磨了銳氣。這還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環節就出在大軍將領的任命上
不是說統帥是嶽鍾琪嗎？對，我們常常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是，雍正卻反其道而行，在任命嶽鍾琪的同時，在他身邊遍插眼線，像都統伊禮布，那簡直就是“欽差”般的存在，上任時，還專門帶了2000餘名誓死效忠朝廷的八旗軍，為的就是制約嶽鍾琪。伊禮布依仗雍正的信任，多次為難嶽鍾琪，還屢屢向雍正打報告，說岳鍾琪虛有其名、調度無方。雍正不但不去核查，反而又任命了一個西路副將軍，就是為了削弱嶽鍾琪的兵權。
雍正為什麼這麼做呢？首先，嶽鍾琪曾經跟隨年羹堯多年，雖然後來也揭發了年羹堯，但是，這種“背信棄義”的人多少都讓雍正心裡不舒服；其次，嶽鍾琪和當年的曾靜案緊密相連。當年曾靜等人羅列了雍正皇帝的“十大罪狀”，並以此勸說岳鍾琪反叛朝廷。嶽鍾琪當即就將此事上報給雍正，以證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多疑的雍正豈能對漢人出身的嶽鍾琪放心？
“一鼓作氣”和“用人不疑”，兵家兩大禁忌全被雍正打破，這樣的大軍，結局也就不難想象了
按照計劃，西路軍是此次討伐的主力軍，可是，傅爾丹率領的北路軍卻率先在和通泊和噶爾丹交戰。與其說是交戰，倒不如說是捱揍。因為立功心切，傅爾丹上了噶爾丹策零的當，冒然突進，中了埋伏。經過激戰，覺羅海窪和傅爾丹突出包圍，副將丁壽、參贊蘇圖、副都統馬爾齊不願被俘，揮刀自盡、以死殉國。緊接著，噶爾丹率軍猛攻北路軍大營，雖然傅爾丹率人奮力抵抗，但是，敗勢已定，無力迴天，只好再次退守科布多築城，這次，又損失了4位副將和參贊，3萬人馬只剩下不到3000人。這就是和通泊戰役，也被譽為是八旗軍的第一次“滑鐵盧”
這件事後，傅爾丹被降為振武將軍，到了七月，他在調度上再次出現失誤，才被革去包括領侍衛內大臣在內的所有官職。而嶽鍾琪，殫心竭慮，卻也受到牽連，最後給的罪名是“賞罰不公、號令不一、不納善言、剛愎自用、誤國負恩、罪難悉數”，一幫大學士甚至提議將其“斬立決”，最後還是雍正動了惻隱之心，才改為“斬監侯”
經過多年準備的西部用兵就此敗北，所有出現失誤的將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查辦，可誰又能說，這不是雍正一手造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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