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封城之后，为何说2月2日是一个转折点
作者 叶青 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2月2日是一个转折点
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至今已过十余日。
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值得分析。
一个是1月31日凌晨，世卫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终于，我们知道，从华南海鲜大市场起飞，到整个武汉、整个中国，甚至23个国家与地区的“黑天鹅”有多大。难怪有的专家说，2020年的“黑天鹅”不是在金融领域，而是在医疗卫生领域。
另一个是2月2日。有理由说明，2日是一个转折点。
一是武汉市规定，2日中午12点前，各区必须完成现有“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工作，对新增人员要实现“日清日结”。
所谓“四类人员”就是：
①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②疑似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③无法明确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可能的发热患者；
④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要做到这一点，各区、街道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与工作量。在武汉，不仅医务人员的负担到了极限，基层干部的负担也到了极限。
具体规定是，集中隔离治疗场所建筑位置应位于居民区下风区，且离区（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较近，同时与集中居民区相对隔离，距离50米以上。
集中隔离点的医务人员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统一调配，原则上每个病区按每10人配备1医（最好是呼吸科医生）1护。同时根据需要配备数名工作人员辅助完成相关工作。
集中隔离治疗病房应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呼吸内科病区要求配置常用医疗设备。
医务人员应着二级防护，着一次性工作帽、N95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长袖橡胶手套、鞋套等进出隔离病房，严格执行医院隔离技术规范和医务人员穿脱防护用品的流程，正确实施手卫生及穿脱防护用品。
严格探视制度，原则上不设陪护。若患者病情危重等特殊情况必须探视的，探视者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在排向市政管网前，针对集中隔离建筑的污水处理池（化粪池）的第一格，进行投氯消毒处理。经检测余氯达标后再行排放。没有修建集中化粪池的集中观察点，在所在区域的污水处理站加大投氯消毒量。
集中隔离，让在武汉的900万人有了安全感。否则，一旦你与一位新型肺炎病人擦肩而过，就有可能“中枪”。
二是1月25日开工，7000余名建设者9天日夜鏖战，与时间赛跑，火神山医院已于2月2日完工！
2日上午，在雾霾天气中，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军队医务工作者。
火神山医院有1000张床。军队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于2月3日起承担武汉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再次从10省市调配的1200名重症医学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到达武汉。这样的话，省外军民专家、医生、护士在武汉与本地医生并肩战斗。
看到2日的一些新变化，武汉市民略感放心。有了集中隔离，有了亲人解放军，武汉有救了。
从封城到集中隔离，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抗击“非典”的架势。通过这十天的观察，我觉得要打赢这场特殊的战争，一定要“全民皆兵、万众一心”，才能够取得胜利。
武汉的承受能力有限
这只突如其来的“黑天鹅”，是对武汉的一次重大考验。第七届世界军运会，是对武汉的考验。现在肯定是更大的考验。谁也没有想到，武汉因军运会出名之后，这么快就又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而再次出名。
这次疫情暴露了武汉医疗资源与布局方面的不足。
一是武汉的医疗资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019年11月，由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医院百强中，武汉有5所医院进入综合榜100强。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武汉的医疗资源是不错的，但是，在新型病毒性肺炎的冲击下，显得难以应付。大量的外援从大年初一开始进入。医护用品也是很快就“弹尽粮绝”。武汉人完全没有想到疫情会如此难以控制。
二是麻痹大意。
武汉人在1月20日之前，在不会“人传人”、“可控可防”的误导下，还是“该吃吃，该喝喝”，企业商会年会遍布各大酒店。网络上有一句话具有代表性：别人把武汉视为疫区，武汉人自己还在玩。戴口罩是从1月23日开始的。
关于口罩，还有一个小插曲。
1月15日下午，湖北省政协大会举行闭幕式。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一位香港委员戴着口罩开会（现在才知道是N95口罩）。摄像机来了才摘下来。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笑。现在想起来，正是自己无知的表现。
现在，上街戴口罩是正常的，不戴口罩的才是另类。
三是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1月31日晚，央视《新闻1+1》节目中，白岩松连线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
在节目中，马国强回忆了疫情发生以来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他说：“如果我们能早一点采取措施，效果可能会更好。比如在12日、13日测温的那天，是不是能采取像我们23日采取的控制飞机、高铁、汽车、轮渡的出行，我想如果那时候采取这种措施，可能疫情会有所缓解，不至于像现在这种状况。”马国强表示。
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如果”可以重来。
确实如此。武汉封城整整晚了十天。离开武汉的500万人中，至少有80%是在这十天中离开的。
对武汉经济的影响
武汉是国内省会城市中首位度极高的城市。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对企业，特别是武汉中小企业影响极大。疫情使得企业开工不足，有的甚至完全停产停业。特别是餐饮、旅游、饭店等深受影响，很多是“颗粒无收”。2019年前三季度，武汉服务业增加值增幅达9.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8.7%，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服务业的重创是巨大的。
武汉市是疫源区，而且最早封城。很多与娱乐、休闲、交通、餐饮等有关的第三产业大量停摆。街道上空空如也。白天也像晚上一样人车稀少。最忙碌的是生产口罩、防护服、电子测温器等企业。
比如，2020年1月10日，稳健医疗决定，动员全资子公司稳健医疗（黄冈）有限公司唯一口罩车间380人，春节不休假，生产N95口罩、外科口罩和护理口罩。
除了中百、武商等大企业的超市以及天猫便利店之外，很多店铺关门休息。
2003年，为改变武汉“一城独大”的局面，湖北确立“一主两副”发展战略，襄阳、宜昌被列为“省域副中心城市”。2019年，宜昌和襄阳的GDP之和刚超过武汉的一半。位于全省经济队列第三梯队的荆州、黄冈和孝感，经济总量均在武汉市的八分之一左右。因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武汉，就是直接影响到湖北的经济总量。
从产业结构来看，湖北三大传统支柱产业包括汽车、建材、化工，三大产业在2019年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4.5%。在武汉、襄阳、十堰、随州等地形成初具规模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疫情对湖北的汽车产业的影响比较大。
武汉某知名汽车品牌公司人士告诉媒体记者，疫情对湖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影响范围包括主机厂、供应商、经销商等。目前湖北的汽车企业面临的问题，包括员工返城复工归期未知、零部件供应无法保障（恢复生产、物流运输）、销售端没有消费者进店。武汉整车和零部件企业的员工，大部分是湖北人，管理岗位可以线上办公，一线操作则必须要人在生产现场，而一线员工很多老家都是在武汉周边县市。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专家预计，2020年湖北的经济数据会在1和2月呈现比较明显的同比下降，二季度也会有较大影响。2020年湖北经济下行的压力比其他任何省区市都大。
北京、广东在2003年非典疫情的次年经济发展形势有明显回升，相信湖北也有条件在战胜疫情后重振发展。
建议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供武汉思考。
一、千方百计地鼓励企业开展生产自救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全力加快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十条措施》。
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涵盖面广，创造性强。值得各地学习。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具体内容：
1、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额不下降
2、确保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低
3、发挥各政策性银行“国家队”作用
4、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保障性金融服务
5、实施援企稳岗政策
6、缓缴社会保险费
7、减免中小企业房租
8、减免中小企业税费
9、延期交纳税款
10、扶持中小企业创业园
苏州十大方面，目前是全国最早、最完整的。值得重视与借鉴。
当然，有的专家建议，当前农民工分散在各地。因此，在远程办公、在线教育之外，可以考虑把闲赋在家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在互联网上学习实用的各项技术。
二、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这次疫情告诉我们，抓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重要。
中国的发展模式要进一步调整与完善。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
2003年以前，我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破坏了环境。
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我们提出全面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全面发展，提出和谐社会的五大关系：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我2003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2012年以来，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大事业共同发展，生态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这是有目共睹的。
通过这次“新型肺炎”，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自然界的环境得到保护之后，人的健康保障也很重要。
很多企业家说，健康是1，其他都是0，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对人是这样，对企业、对国家何尝不是这样？
因此，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环境保护、健康保障，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因为人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进步的。
三、做大做实大健康产业
新型肺炎无意中体现了中国大健康产业的漏洞。也反证了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巨大空间。
除了像新型肺炎之类的“黑天鹅”，我们国民的健康状况也并不是特别理想。
公开数据显示，70%中国人有过劳死危险，76%白领亚健康，20%患慢性病，慢性病死亡率占86%。中年死亡的原因中22%是心脑血管病。
血脂异常的1.6亿人（含高血脂），高血脂的有1亿多人，高血压人口有2.7亿人，糖尿病患者达到9240万人。超重或者肥胖症7000万—2亿人。
骨质疏松在60岁以上人群中发病率为56%，其中女性发病率高达60%至70%。因此，社会的快速老龄化现象也值得重视。
因此，马云说，未来超越我的人，一定在大健康产业。
冯仑说，大健康这股风比房地产大，下个五年约有20万亿。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将成为全球健康产业的最大市场。到203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16万亿。
四、在领导层增强健康意识
各级省市县的领导圈中，要配备医疗专家型的干部。可以承担各级副职，分管医疗卫生，比如，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
此次发生在武汉的疫情，最大的痛点就是信息失真。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又那样说。最后是钟南山院士一锤定音。疫情的传导系统紊乱。
我们现在有金融副省（市）长，在防范金融风险、保障资金需求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能不能也设立公共卫生安全副省（市县）长呢？现在大多是一个副省（市县）长分管文教卫生体育科技，而且党外干部居多。
一方面，事务太繁杂，难以理清头绪，另一方面，大都不是医科科班出身，专业上比较欠缺，只能是边学边干，自学成才。这往往会贻误战机。人们常说的“隔行如隔山”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副省（市县）长能够把公共卫生安全管好就非常了不起了。建议有医科专业人士担任公共卫生安全副省（市县）长，而且相对独立，这就是一个疫情防控的专业通道。如果觉得副省长太多的话，就取消金融副省长。
在历史上看，每次大的医疗卫生事件之后，都是通过设置医疗卫生官员加以改进的。即使是现在，也有国家存在这项制度。
2017年6月27日，加拿大联邦卫生部任命谭咏诗（Theresa Tam）为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是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自2004年创办以来的第三任主管，同时也是第一位华裔女主管。
谭咏诗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之后，分别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她本身是一名儿科传染病专家。除了在加拿大不同省区和联邦层级的卫生部门任职，她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多个委员会担任专家，执行过多次国际任务。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的职责包括：向联邦卫生部提供咨询建议，同各省区的公共卫生部门，以及国际卫生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联系与合作，以应对和改善公共卫生问题，向公众通报公共卫生关注和风险等。
加拿大各个省也设有首席公共卫生官。这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防疫体系。
五、卫健委主任要进行半年以上的培训
当卫健委主任，不懂基本医学，是很可怕的事情。
黄冈市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就是一个案例。
在全国还有多少这样不懂医的卫健委主任。因此，建议各级非医科毕业的卫健委主任到专业院校学习半年再上岗。
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在中国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一级学科评估中排名第1，是中国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公共卫生学院现设有6个系、1个研究所、1个实验教学中心：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社会医学系、卫生毒理学系，环境医学研究所，预防医学教学实验中心。
各省可以找类似的学校作为培训基地。
中国人常说：“吃一堑长一智”。中国人在17年前的“非典”疫情中犯过的许多错误，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又重演了。此次疫情过后，我们再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了。
再过十天，武汉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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