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兆涛42677310

中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是维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没有断绝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瘟疫为例，中国和西方世界都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瘟疫。西方国家因此死亡人数最多达2500万人。但在中国却能有效控制。

如1347年-1353年，欧洲中世纪爆发“黑死病”和“鼠疫”大瘟疫，当时夺走了2500万人。

1629年-1631年，意大利米兰爆发大规模鼠疫，夺走了28万人。

17世纪40年代，西班牙爆发“塞维利亚大瘟疫”，持续5年时间，共夺走50万人。

反观中国，在历史上记载，出现瘟疫达到321次，虽然也因此死亡不少人。但都被中医有效控制并消除。

中国古代，中医特别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中医研究院中医文史研究所梁骏说：2000多年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疫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记载。

天花于公元１世纪传入中国，由于中医很早就有“以毒攻毒”的免疫学思想，到宋代中医研究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到明清，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称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

中医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人痘之法从俄国传到奥斯曼帝国后经过了改良。中医人痘的做法是塞鼻，奥斯曼人则是用一根长针把上臂的皮肤划破，接种一个针尖那么多的天花种子，然后把伤口封好。人痘术传入英国之后，启发了西医的医学家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后又传回中国和世界各地。人类免疫史上的这一成功，包含了中医所贡献的智慧。

我们从疫病的治疗，就能发现，中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发挥了非常巨大的维系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延续的作用。

对于我所回答，您是否还有不同见解，欢迎参与讨论交流。

心能医者混元居士

这话少了三个字“中国人”。

也就是说，如果这句话是：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西医的时候人们都是靠中医活下来的，没有中医的话中华文明可能会断代，对此你怎么看？

才算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西方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中医，他们怎么活过来的？难道人家命硬?

如果说起西方的医术的话，在现代医学发展出来之前，西方医学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庸医的天下，他们的医生用的治疗方法今天听起来都非常荒谬：放血。

没错，放血。

据说华盛顿，就是因为得了个小病，医生给他放了一升的血，然后，挂了。

对了，西方还有一种很奇葩的治疗方法：水银。

据我所知，这种治疗方法，曾经治疗过梅毒。

所以啊，看起来中西方古代，都与愚昧无知的过去：我们吃水银（丹药），他们抹水银——只不过我们认为吃了水银可以长生不老，他们以为抹了水银可以治疗性病。

当然，从西方人没有中医的情况下，即便经历了可怕的黑死病，还依旧活了下来（实际上除了西方还有各个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这种生物，和其他生物一样，本身对一些疾病有抵抗作用。

但是这种抵抗，不是个体抵抗，而是群体抵抗。也就是说，遇到某种重大疾病时，总有一些人（即便医疗条件很差）会活下来，而这些活下来的人，就会继续生子，延续人类这个族群的整体生命。

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医疗条件很差的话，人们可能无法活很长时间，所以可能会造成20多岁就死了（孩子刚养大），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无法进行隔代教育（爷爷辈教育孙子），这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验的传承。

但是不论怎么说，有西方活生生的例子（也就是在屎一样的医疗条件下西方人都没死绝），题主的问题就值得商榷了：

1、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西医的时候，是靠种族原本就有的群体抗病的特征，以及中国的医疗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活过来的。

2、没有中医的话，中国人或许会经历比较多的疾病伤亡，但是仅仅以这一个条件，不会造成中华文明的断代（当然，如果因为疾病产生战争，而导致灭国，那就另说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想先把中医放一放，聊聊西医。

我们刚才知道，现代医学之前的西医非常差，但是也就这一两百年，西医开始突飞猛进，从原本放血，抹水银（一段时间还用放射性元素美容，作死）这么用了死得快的“疗效”，发展正今天的生物医学，分子医学，基因医学等等一整套体系，并且还发明了一整套的方法（例如大规模双盲对照试验），几百年发展成这么一套体系，并且治疗效果有目共睹（至少今天大家得病了大部分去医院治疗都是用的西医吧，先不管什么原因，至少证明了西医的有效性）

为什么西医可以这么快的发展起来，而且直到今天，我们看不到任何西医发展变缓慢的趋势，他们靠的什么？

面对这么一个反常的案例，我想，不论我们心中对我们的中医怎么看，是觉得博大精深还是徒有虚名，都需要从更高的层面上研究一下西医的发展原因，最差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最好呢，说不定还可以师夷长技以医夷，对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西方医学发展简要史：

1、约2500年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四体液紊乱导致疾病学说，认为疾病不是“外邪入侵人体”导致的，而与人体自身的紊乱相关，与巫医开始区分。但那时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2、约1800年前，古罗马帝国的盖伦继承并进一步丰富了四体液学说；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血液耗散与循环学说，导致影响西方医疗1500多年的的“放血疗法”大行其道。

3、600年前，随着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宗教势力影响减弱，意大利解剖学家维萨里通过解剖人体，得以深入了解人体结构，并进一步提出对盖伦学说的质疑。

4、500年前，英国医生威廉·哈维提出封闭式“血液循环”的观点，否定了盖伦的血液往返耗散的学说。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奠定基础。

此后人们对许多疾病的机制从形态学、流行病学甚至细胞水平都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是有效地治疗手段仍十分缺乏。医生的作用更多的是：诊断疾病、告诉患者疾病的预后、使用有限的药物缓解一些症状，以及适当的安慰。

5、150年前，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证明了病菌致病的原理，并创立的微生物学，使得针对病原菌的预防与消灭成为可能，从而大大降低了感染疾病、手术与分娩的死亡率。同时代微生物学家还有德国医学微生物家科赫。

6、100年来，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合成化学药物用于治疗疾病，其中抗生素陆续被发现或制造，使得对微生物导致的各类感染性疾病能有效的控制，使得人类寿命大大延长。

7、50年前，物理学量子力学的促进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使疾病的认识、研究与治疗深入到分子层次。

8、本质上，从150年前开始，医学才算真正的与科学结合，使之在认识疾病与开发治疗方案的方法上，全面采用科学原理与方法论，成为“现代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

大家发现什么了么？没错，西方医学的变化，是从对西方过去的医学理论的否定开始的。尤其是500年前的英国医生威廉·哈维提出封闭式“血液循环”的观点，否定了1800年前的盖伦的血液往返耗散的学说。为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与疾病的认识进一步奠定基础。

而这个否定，不是杠精式的就认为盖伦不对——要知道1800年前基本上是我国的三国时代，说个不恰当例子，也就是华佗哪个时代，这意味着500年前的西医，要否定延续了1200多年的，和华佗一个时代（也可能是一个地位）的人物——而是基于之前的解剖学，发现人体的血液系统与盖伦所提出的理论不一致，所以在随后果断就否定了这套理论。

换句话说，西医的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发现的实验和之前的理论不符，那就否定理论，然后建立新的理论。

这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并且西医直到今天，还是按照这套方法论在演进，可想而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医可以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我们能从中学点儿什么呢？

没错，如果我们遇到发现的实例和我们的医学理论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恐怕这时候有些人就犯嘀咕了：按理说应该是实际案例不一样的时候，就修改理论啊，可是中医理论谁敢修改啊，那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是炎黄子孙啊，改了中医理论，那中医还是中医吗？那我们岂不是背祖忘宗？

别急，我们站在西方500年前的那位医学家的角度，他会不会担心他的反对1800年前的盖伦老祖宗是背祖忘宗？他会不会担心如果不按照“自古以来”的四液体理论，血液理论，而是反对这个，那么西医是否还会是西医？会不会变成奇葩的医学？整个西方人还会不会是西方人？那会不会成了怪物？

当时会不会有西方人跳起来骂这位500年前的威廉·哈维医生：你有什么资格改我们用了1200年的医学？如果盖伦的医学理论有问题，那么这么多年我们西方人都是怎么活过来的？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盖伦的医学，我们西方人就会绝种了！

我们不知道当时这位威廉·哈维医生有没有这么样纠结过，有没有被整个西方社会质疑过，我们知道的是，这次否定之后，西方开始了一条“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快速进阶之路，换句话说，如果威廉哈维医生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很欣慰自己没有选错。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是西医，西医怎么样就不是西医，也不去纠结是否要厚古薄今，而是一个简单的目的：治病救人，医者仁心。不论什么医生，应该首先心怀的是这个理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与现实不符的，就应该被修正和摒弃，因为这是救人，不是玩政治，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在现实与并不相符的理论面前，选择站在理论这边。

换句话说，西方医学进步的很大因素，是两点：

1、并不先入为主的定义“什么是西医”，西医的特色都有什么，这是一个开放的状况，这意味着不画地为牢，只要什么东西效果好，就研究什么东西。

2、并不担心否定之前的理论，不管这个理论有多长时间，只要与现实实验不符，就可以否定（不迷信权威）。

问题来了，如果我们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现冲突，我们会怎么办？

各位可以自己想象，我先介绍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解剖后发现人体经络与过去理论不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

发现这个问题的人，离我们今天不远，是1800年代的人，叫王清任。

这是一位医学家，也是一位解剖学家。

下面是他的故事：

王清任也曾多次做过“以畜较之，遂喂遂杀”的动物解剖实验。经过几十年的钻研，本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唯愿医林中人，……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的愿望和态度，于道光十年(1830)即他逝世的前1年，著成《医林改错》一书（两卷）。（为了保证不是我杜撰的，上面这段文字是我粘贴互动百科的）

而这本书中，虽然由于他的时代限制有一些错误，但是确实提出了五脏六腑与古医术中的所载并不符合。

为什么王清任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呢？因为他发现古人关于五脏六腑的很多描述互相矛盾，而“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这是一位医者对自己，对行业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因为这个态度，他才敢冒着“数典忘祖”的风险，提出这个巨大问题。

历史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600年前，西方的医生通过解剖发现人体与古籍有异，100年后，威廉医生在其基础上否定了古代的医学理论，开始了现代医学的萌芽时期。

300年前，我国的医学家王清任先生，也通过解剖发现了现实与理论不符的地方，并且也发表了自己的发现。

可是随后的故事，我们就没有西方这么幸运了。

按理说，如果发现了解剖的事实与古医术中不符，那就赶紧把古医术看看哪里错了，然后哪里错了改哪里，改了之后能用就继续用，不能用就赶紧研究新的——这毕竟是好事儿，毕竟我们有着这么多年的医学历史，就算研究新的，也肯定会很快，毕竟厚积薄发么。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的意料，王清任医生趋势不到一百年，出了一个叫恽铁樵的人，他没有并没有核查，修改古医术中的这个问题，而是在《群经见智录》中提出了一个“息事宁人”的观点：“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

注意：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承认自己的理论中的器官并不指现实中的人体器官，而这个时间，只是1900年左右（恽铁樵1878年-1935年）。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总说的“科学发现不了中医中的XX东西”，我们中医中的五脏六腑，并不是人体真正的五脏六腑之类的说法，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医术里面讲的，而是距今不到两百年的一个人说的而已。

大概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存亡时期，所以中华的任何代表东西都不能出问题，所以大家都接受了这个说法。

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和西方的500年前的否定盖伦的时间相比，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西方医学史，在同一类事件，做了完全不同的决定：

1、西方的决定是：发现理论与客观现实不符，修改理论以符合现实。

2、我们的决定是：发现理论与客观事实不符，修改理论以与现实无关。（抱歉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但是自从“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这种说法出现之后，中医的理论，就很难与现实作对照了，因为你任何发现都可以说中医XX，指的不是人体真实的XX）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实际上我们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否定前人理论的事件，比如孙思邈否定了张仲景的五石散，李时珍做本草纲目的缘起也是觉得之前的医书中写的乱七八糟，所以自己干脆写一本拨乱反正，但是这些名家的否定前人的目的，以及努力的方向，都是让当时的医学现实与过去的理论不符合的时候，通过现实修改理论，让理论能更好的贴近现实，以为现实服务——不论新的理论是否完备，但是就从其基于现实否定理论，并且建立更贴合现实的理论来说，这个方法论是进步的。

但是恽铁樵“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的说法，是让中医的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隔阂，这意味着，以后中医的理论即便再能自圆其说，也没法与现实之间做严密的对应关系，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三个大问题：

1、中医理论失去了自我进步的一个强大契机：我们知道，任何科学理论（医学也算科学）的进步，大部分是由于现实的发现和理论之间产生了差别，然后人们研究这个差别，再次发现新的理论，来促使理论进步的——也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里的上层建筑自然是中医理论。而“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的提出，等于失去了现实这个对应的锚点，理论自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正因为理论可以自圆其说，而现实发现的与理论的差别就发生了模糊（即可以说是理论之XX，非现实之XX），自然也就失去了进步的机会——而且我们知道，任何现实与理论区别的发现，都等同于动了这个时代的其他人的奶酪，所以在各方利益的驱使下，都会倾向于更加的让理论与现实之间“无关”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

2、中医将陷入讨论“什么是中医”的封闭循环——这句话可能比较难理解，我举一个反面例子，假如我们没有遇到西医，我们自己的医学正常发展，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现，我们自己也会发现新的治疗方法，并且由于教育的兴起，我们会掌握更多的工具：数学，逻辑，归纳，演义，显微镜等等，这意味着我们也有可能出现某些化学合成药，手术，消毒方法，甚至从整个方法论层面提出“大规模双盲对照实验”，让我们的医学更进一步——但是我们的理论开始“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时，我们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过去的医学理论了”（因为就想第一点一样，理论没有现实的指引，很难再更新），而基于过去的理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基于过去的理论进行推演，这将导致我们能，且仅能靠过去的理论，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提出中医理论与实验发现的人体事实并无直接对照关系，所以中医理论失去了现实和理论之间发现差距的进步机会

因为中医理论失去了现实和理论之间发现差距的进步机会，所以中医要进步，就只能依靠过去的理论推演。

因为只能靠过去的理论推演，所以过去的理论必然神圣不可更改（否则你还怎么推演？）。

因为过去的理论神圣不可更改，所以随后发现的任何现实与中医过去理论的差别，都只有一种解释：继续加剧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无直接对应关系。

以上循环，不断往复，就必然出现一个结果：将中医模式化，固定化。也就是说，会慢慢地形成一种固定思维：XX是中医，XX不是中医。（因为理论推演的根源只有过去的理论，没有新发现的差距）。

而我们知道，如果一种明明是治病救人的，与科学相关的理论，过于强调XX是中医，XX不是中医的时候，如果世界上出现了新的治疗方法，我们就会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主动与其产生距离，并且如果这种新的治疗方法是外族人发现的，在民族自尊心，以及文化优越感的“诱惑”下，让我们继续和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保持距离。（我们的文化长期以来是强势文化，所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我们自己内心中的文化优越感是很强的）

这意味着，当我们不断定义中医是什么的时候，讨论XX是中医，XX不是中医的时候，中医无形之中走入了一个“绝境”：当我们定义好XX是中医的时候，外族的新的治疗方法，并不符合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学习？如果学习，意味着可能要和之前的理论不符，如果不学习，意味着我们必须靠自己原本的理论（而且是确定不能修改的理论）的基础上，演进中医。

很明显，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

别的医学在发现新的治疗方案，医学理论，甚至整个医学体系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发现而发生“革命”，在这套方法论下，即便今天这个医学不怎么样，只要持之以恒，发展迅速，因为它靠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整个世界。

而我们呢，缺了这么一块。

当然，我不知道中医界内部是否是按照我的这个推演在进行（我这是极端情况），但是我发现我们民间，有意无意的在往这方向走：

如果我们说中医不科学，得到的中医粉的答案往往是：中医所指的xX根本就不是你发现的那个XX，人家是五行中的XX。

如果我们说中医的某些东西无法用今天的技术去验证，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是自由体系的一套东西，和其他的体系（尤其是西医）并不是一套，自然不能用他们的体系去验证。

相信大家听过很多类似的话了。

对以上的对话我不做谁对谁错的评价，我只想问的是，假以时日呢？

我们有了上一个五千年，那么往下再走个五千年呢？

西方的医学（其实应该叫现代医学），时刻期望着新的发现，能带来新的治疗方案来扩充自己，为此甚至不惜在世界上各个民族寻找古老的治疗方案，并且用现代医学的方法论研究，让其效果更佳（比如屠嗷嗷的青蒿素诺贝尔奖），这是怎样的进步速度？很可能是复式增长。

而我们的中医呢？在不断的“正统中医”，“你们外人不懂”，“老祖宗的东西都被你们丢尽了”，“你知道中国人过去五千年考什么活下来的吗？”之类的争论中不断内耗，中医举步维艰：如果中医学习了世界上其他的医学方案，会不会面临着“这还是不是我们理论体系中的中医，这与我们的理论体系完全无关啊！”之类的质疑，但是如果中医不学习其他优秀的医学方案，很明显等于放弃了一次进步的机会。或许我们底子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多，放弃一次两次没关系，但架不住未来五千年一直放弃啊！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中医不会进步，而是说，在“XX是中医”这种人为的画框架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的进步效率没那么高，而且是否真的进步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与现实的连接并不紧密了）。

第三，中医会逐渐变成一个“名头很响，但是被礼貌性的束之高阁的学说”，人们不说信与不信，但是逐渐都转为西医的用户了。若干年后，成为了一个传说，一个只有叹息的传说。

人是现实的动物，不论故事里的神医多么牛逼，理论多么完备或者不明觉厉，在病这方面，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确切可以治疗的方案，这在“中西医”差别不大，甚至西医在某些病症上可能好一点的情况下，还会因为民族情绪，个人信仰，道听途说等随机选择中西医的话，那么如果真如前面所说，中医的进步速度比西医慢的情况下，若干年后，很可能出现人们口头上还是说中医是我国之瑰宝，民族之骄傲，但是在具体得病的时候，大概率会选择西医，这样一来，中医的生存空间会更小，一旦生存空间小，必然有一部分内部人士开始以民族大义像国家要政策或者资源，而以咱们过去的经验来看，很多行业一旦有了政策和资源，往往出现更加的不思进取，停滞不前的倾向。

这样，一个很难解的恶性循环就此诞生。

而在这个时候，提出将中医的理论进行革命，会更加难。因为国家提出政策支持的是中医，那么那时候所谓的理论革新（注意我用革新这个词已经很轻了，也有可能是全盘推翻，就像500年前西方人推翻他们之前的理论一样），必然会有很多人质疑“这种革新还算不算中医？”，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给资源的国家，也必然会来自于中医系统内部已经占有很多现有资源的势力（革新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丢失），如此一来，我们会发现，官方，系统内部，民间，都有意无意的在质疑这种革新，这样一来，结果如何，大家可想而知。

我在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拯救中医”中提出了我的观点：我不认为中医到今天就会一直颓势下去，中医还是有机会的，而这种机会，从我们别把中医当中医开始。

我说的这个的意思，不是说要否定中医，恰恰相反，我是要回到中医的本质：中医的本质不是汤药，不是针灸，不是阴阳五行，不是黄帝内经，也不是各种可能有效或者无效，甚至互相矛盾的典籍，中医的本质，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数千年前神农氏尝百草的时候那一点真心：治病救人，医者仁心。

传说中的神农，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尝遍百草（注意，他尝百草的原因是因为他可选择的条件有限，而不是他先入为主的认为救人只能通过草药），一天中无数次毒，那是怎样的一种开拓精神？

如果当时有人对他说，你尝的这个草的疗效不对，我们吃了是这个这个效果，神农会说什么？

我想他大概会这样，再次尝一遍之后，仔细一寻思，然后一拍脑门，嘿嘿一乐：对，你说得对，我弄错了。

什么是圣人？尽量做对的事，坚决认自己做错的事——而不是不犯错。

而神农这样的圣人，既然他的目的是治病救人，他是愿意他的后人是否严格使用他的方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是愿意后人不断进取，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积淀，并且积淀的比其他民族都快，有更多更好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想是后者。

因为历史上的名医，不少都做了这样的工作。

好在，我们发生“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这样的说法也不过200年不到，我们还有机会慎重思考到底如何选择，如果再过几百年，以我们民族的特性，大概会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回应，当做“自古以来”的金科玉律，既不敢质疑，也不敢推翻了。

殊不知，让一个自然科学丧失生命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奉为永远不可改变的地位，任谁也不能推翻，不管客观事实变为什么样子，都坚持这个理论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这种事情，发生在神话里我信，发生在现实里，我们觉得呢？

对了，我记得还有一种维护中医的观点：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有限，所以研究不明白——言下之意是假以时日，终将证明中医的理论是对的，那时候我们会骄傲的对西方人说：你们看看吧，你们花了多少年证明的东西，我们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这只是因为你们的过去的技术不行！

好，我承认有这种可能。

不过在刚才我们的推演过程来看，一个等着对方科学的发展之后来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一个是不断的发展自己的科学体系，假以时日，到底是对方的体系远远超过我们的可能性大，还是对方的体系大到“刚好”证明我们的理论体系是对的的可能性大？

个人心中有杆秤吧。

退一步来说，即便最终是西医证明了我们的理论体系，但以西医今天在疾病方面的治疗成果，我们再“复利”的往前推几百年，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提高更多的治疗效果，也就是在消费者心中有更多的治疗效果背书，而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医会如何呢？

为了一个将来只是个小概率事件的“你们的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理解我们”，无形中丧事一些今天的发展机会，值得么？

当然，我不是中医界人士，我也帮不上太多的忙，但我想，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从民间开始给中医“减减负”，别再用我们先入为主的眼光去要求中医，也别将中医神圣不可改变的位置——高处不胜寒，这么大的民间期望，压力是很大的，往往会让一些从业者为了符合这种期望，而做出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想，当我们整个社会，甚至中医界不再强制认为“中医就应该如何如何”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回归本心的时候，那时候，不管多难，都有可能再创辉煌。

因为，再难，也难不过神农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冒死尝百草吧。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的爱着中国的文化，以及我们几千年以来的医学。

也正因为此，我更愿意不夹杂民族情感，个人情绪的看待它。

因为这样判断出来的结果，可能才是它未来五千年能够延续辉煌的方式。

哪怕这个结果看起来是暂时不维护它，那又如何？

我是江南沐雨，《众神聊斋》作者。

以上是正文，下面是后记，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如我所料，这篇回答写完之后，按照惯例的毁誉参半，不过骂我的基本是老生常谈，就那么几个点，毫无新鲜感，我至少是从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可这些人骂人都骂的黔驴技穷，实在让我有些失望，下面就将这些点整理一下，统一回复：

1、中医博大精深论，是先贤智慧论，只有中医理论可以救中医论。

我文中从未有一字一句否认中医的博大精深，所以持这种观点骂我的基本上等于放了空枪，打不着我。

我文中的主要逻辑，并未有丝毫质疑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我主要说的是两点：

第一，纵观世界，几乎任何理论，都在吐故纳新，海纳百川中强大，在闭关锁国，自己玩自己中消亡，咱们近两百年被打成什么样子我想每个人都清楚，乾隆皇帝骄傲自大的我泱泱天朝，物产丰富，不欲与外邦如何如何的狂妄言语犹如在耳，五四时期有多少大师带来多少新鲜思想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实力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这些都是证明。所以，没有理由中医“只靠”着过去的博大精深就能继续持续未来数千年的地位。——当然，如果有人非要认为中医只需要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转悠就能够在未来五千年内继续强大，那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为你的自信点赞，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第二，在第一个观点的支持下，一个理论如果要革新，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但必须有）就是这个理论必须有现实作为依托，即现实可以反馈这个理论的对错，对的地方继续保持，错的地方尽快修正。只有这样，这套理论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也就是吐故纳新）。如果失去了现实对理论的肯定和否定（也就是近两百年内将中医理论中的器官与现实器官脱节），不管在技术上将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的理由说的多么合理和高大上以及历史悠久，这种理论的进化终会失去现实的判断标准，而变成自圆其说的自说自话，久而久之，这个理论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到那时，你只能说这个理论高深，不能说这个理论有用了。

注意，以上两个观点，既没有否定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也没有否定中医在过去的地位，同时也根本不需要我对中医有多么精深的了解，因为我根本没有就中医说中医，而用的是评判任何理论，学说，体系的生命力的基本原则。

而且，我也是在根据这样的基本原则，预演未来——为什么预演未来？因为今天的状况有民族主义的加持，以及各种资源势力的参与，我们是看不清楚当下的。但是时间是最公平的，任何事物都逃不过客观规律。既然过去的任何学说没有逃过“必须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现实映照革新理论”的规律，那么我也相信未来也是这样的规律。——对了，我说的这个规律，主要指自然科学类，神学之类的不算。大家正确理解。

2、你知道中医如何如何吗？你懂中医吗？你对中医的精深程度有多么了解吗？你都不知道XXXXX有多XXX，你就如何如何。

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

不拍拍电影的人，当然也有资格评价电影的好坏。不懂写小说的人，也可以和别人说《红楼梦》里那里写的好，哪里是败笔。不懂唱歌的人，也可以说哪个歌手在哪次唱歌的时候破音了。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必须懂到精深才可以探讨一个体系的道理？

实际上恰好相反，可以评价一个城市执政好坏的标准，不是问市长，而是问不懂如何执政的市民；可以判断《相对论》是否真的正确的人，不是和爱因斯坦一样厉害的物理学家，而是事后被观测到的客观事实（即便这个客观事实根本不懂相对论）——如果体系，评价这个体系的好坏只能从内部中了解这个体系的理论精深者来评价，那不等于即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这样的体系，久而久之，会怎么样呢？

相对合理的逻辑是：一套真正合理的体系，既可以让内部理论精深者评判，以让其不断优化进步，又可以让外部不懂的人士点评，虽然对方的理论不见的正确，但是从对方所表述的事实中，可以让内部理论精深者理解并判断，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才对。

当然，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存在逻辑错误，都和我说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说的是“泛理论，泛体系”的基本评价标准：吐故纳新，与时俱进，通过紧密联系现实来进步。

至于那套开篇就是中医理论如何如何，黄帝内经如何如何，去反驳那些通过中医理论体系内部的错误来反驳中医的文章就好了，我的文章整个逻辑，不在这个套路里。

3、你无法通过精研《圣经》来证明《圣经》的问题。

这缘起于我在初中的时候，一个信基督教的表哥给我讲的故事：西方有很多科学家，为了证明圣经是错的，就认真研究圣经，试图找出圣经中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后来，他们几乎都认同了圣经中所说，并且都信了教。

这个故事在我当时的头脑里留下了印象，当时虽然觉得奇怪，但是没想清楚为什么。直到很久之后了解了《圣经》的历史，我恍然大悟：《圣经》其实是由欧洲历史上各个时代，最优秀的头脑精英们不断地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优化而成的，这不仅意味着其中的理论漏洞以及逻辑被修补的非常完好了，而且意味着任何一个试图通过研究《圣经》而发现内部问题的人，不是在与一本书做战斗，而是与过去这上千年里面的每个时代的精英头脑们战斗，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不能自负成这个样子。

而事实上《圣经》的根基是如何被松动的呢？（确切的说被松动的应该是教会，不是圣经本身），是对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不断发现，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历史越是悠久的体系，发现问题的方法恰恰很可能不是通过其内部（因为数千年来可能已经被“内部修补”了），而是通过外部发现与其不符的客观事实。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理论要与客观事实严格对应的根本原因。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说《相对论》有效，不是因为爱因斯坦证明相对论的过程如何严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爱因斯坦的原始论文，很不明觉厉），而是其在很多地方的应用，比如GPS上的应用的正确性。

我们都无法通过精研《圣经》来发现《圣经》的问题，又如何能通过精研中医来发现中医的问题呢？这不是鬼打墙么？（要是有人因此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发现中医问题一定不要靠精研中医，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大家正确理解这句话就好。）

《圣经》是神学，人家本来就没有说要对现实世界有什么改造作用，所以自成体系，不与现实做结合也无所谓。可是中医是医学啊，医学本身是为了给人治病的，不断自成体系，（还有一些人）不允许体系外部的人评价，并且体系内部还与客观现实不是一一对应，这怎么行呢？

所以，我的真正观点是，不否认中医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以及历史作用，否认的只是今天我们有些人对待中医的态度，以及中医近两百年间“忽然”变成与现实失去结合的危险现象。不管某些人如何宣扬中医的理论精神和奇效，一个客观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任何精深的理论体系都不可能完全正确，没有一丝的错误，中医也不例外，而任何有错误存在的理论体系的进化的更正确，必须与现实紧密结合，以现实为判断依据。我相信，中医只要有这两点（与现实结合，并且在现实的基础上吐故纳新），中医会更好。

至于那些不断在评论里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中医有多么牛逼的中医粉，我只想问一句，在你因为我说了中医“那么一点点不好”而对我恶言相向的时候，除了你心中那点因为民族主义而生的“人我之辨”外，真的为中医的未来考虑过么？

下面有一篇文章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作者是一为历史专业的人，邓文初。我认为他讲的很中肯，因为联系不到他本人，所以这篇文章只能暂转，如果某天原作者发现我了，可以私信我，如果原作者不允许，我一定撤下：

中医是如何从技术一步步走向玄学的？

华佗神功是真的吗？

从起源而言，

然而，除了医学考古与医史专业的研究者们真正重视外，中医界反倒不太在意这部能彻底改写中医文化及历史的秘籍。

《五十二病方》不谈阴阳之类，没有五行之说，而是老老实实地记载了308例病方，299种药物；治疗以手术为主，而不是汤药，其中一些医案至今看来都称得上“高科技”，比如方中相当多的痔疮割治。

《牝痔》第七方所记为女性内痔割治，手术方法是：取狗膀胱，扎住其中两个管道，以细竹管插入另个一管道，塞入肛门之中，吹气使膀胱膨胀，然后再慢慢将膀胱往外牵引，待肛门向外翻转露出痔核时，再用刀切除。这套技术，据医界的说法，与现代西医外科“气囊充气式”割治痔疮术基本相同。

当然，《五十二病方》的价值，并非仅在印证中西偕同的原理，而是，它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医的整体认知，一些历史上流传而被当做神话处置的史料就此得以进入严谨的医学史。比如华佗神话。

《三国志》记载华佗医术：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瘥（病愈），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华佗医术中这些“刳割”“破取”“断肠湔洗”“缝腹膏摩”之类，在以阴阳调和为理、汤药主治为术的后世中医与文人看来，多少有些无法理解也不敢正视。因此，一些历史记载如“帝（司马师）目有瘤疾，使医割之”（《世宗景帝纪》）之类的眼科手术，就被史家沈约等怀疑；《汉书·王莽传》中王莽命令太医、尚方与巧屠将政敌抓捕，做“活体解剖”，说是为了治病，“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之类，自然被认为是不经之谈。尽管解剖一词最早记录于《灵枢·经水》，但

到了科学化时代，华佗、扁鹊等医术引发质疑，也就顺理成章了。陈寅恪老先生就颇为怀疑华佗故事是比附印度佛教的，见其名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卫聚贤则认为扁鹊来自印度，后来的医学史家如廖育群则略微严谨些，认为华佗故事多少起源于后人的心理需求的建构等等，华佗技术于是真的被当成神话了。

那些遗失在方外的外科技术

不过，问题也还是存在的，华佗医术如果真能代表当时医疗水准，而非个案或神话，按理它不会随着华佗被杀而失传。要重建中医的新谱系，需要医学史拿出系统的史料。

好在《五十二病方》并非个案，2001年在山东大汶口遗址发现有一例开颅手术证据，如此，可以证明早在五千年之前，就已经实施这类高难度手术了。医学考古界发现的这类开颅术至少已经有了三十多起，这些算是地下的发现。

文献中的记载其实也并不算少。南北朝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是一部外科专著，一些史家认为它是刘宋武帝（420-422年）的随军外科医生龚庆宣的著作。魏晋南北朝之后，外科有传承发展，如

此后的外科文献其实也是不绝如缕。1602年，王肯堂著有《外科准绳》，书中记载了诸如肿瘤摘除术、甲状腺切除术、肛门闭锁症成形术、耳外伤脱落缝合再植术、骨伤科整复术等，手术过程中的消毒技术也有详细记载。1604年申斗垣著《外科启玄》，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书中尽管采纳了内外兼治理论，但却记载了相当丰富的外科术经验，如截趾术、下颅骨脱臼整复术、骨结核死骨剔除术、鼻息肉摘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食管气管缝合术等。

《外科正宗》记载了一则食管气管缝合术，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令人惊叹。气管和食管都割断了，但如果还没有“额冷气绝”，可以迅速实施抢救：

急用丝线缝合刀口，掺上桃花散，多掺为要；急以棉纸四五层，盖刀口药上，以女人旧裹脚布将头抬起，周围缠绕五六转扎之，患者仰卧，以高枕枕之脑后，使项部郁而不直，刀口不开，冬夏避风，衣被复暖，待患者从口鼻通出，以姜五片，人参二钱，川米一合煎汤，或稀粥每日随便食之，接补元气。

手术自然要快，但康复时间却较漫长，陈实功说，食管气管都断了的得百日之功才能痊愈，只断一根则需要四十日之力。以此方式他曾治愈过强盗郭忠、皂隶沙万、家人顾兴，都是气管和食管俱断者，还治愈过十多个单断者。

不过这些高难手术很难为正统医家理解与容忍，为了说服自己接受这些事实，一些文人需要借助“兽医”技术以为佐证。明代叶权在《贤博编》中就以治疗鸡瘟的事来证明这些手术之可信，他说：“鸡瘟相次死，或教以割开食囊，探去宿物，洗净，缝囊纳皮内，复缝皮，涂以油，十余鸡皆如法治之，悉活。庄家所宜知，且华佗之术不诬也。”

这样的证明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然而却不得不如此。这里的“华佗之术”，简直就是乡下普通百姓的“日常之道”。农家自养鸡鸭有时误食了田间药耗子的谷粒，有倒地气绝的，农村妇女们舍不得扔掉，往往就自己动手，一把剪刀将食囊剖开，把里面的毒谷粒掏出来，再用水清洗，棉线缝合，伤口上喷几口清水算是消毒，就随手丢在泥地，过段时间，鸡鸭又活过来了。公猪阉割、大型动物牛羊等的破腹清肠之类，稍微复杂些，但几乎每个村子都有那么一二人会这活。

至于治人的外科，在西南等偏远之区也是“百姓日用”之类，湖南西部、云贵、四川、广西一带的民间“水师”（正骨兼外科，也具有部分巫术意味），其实就是“职业外科”，“华佗传人”。活动在云南一带的“老神仙”陈凤典（原籍河南），湖南辰溪骨伤科医生张朝魁、贵州的“李神仙”等，都是能“剖腹刳割”的“郎中”，只是他们被边缘化，只能在地方层级流传，那是属于方外传统，留待以后再说吧。

儒生入医与中医的玄学化

为什么外科医者只能在外围生存？这与儒生入医有关，与中医的玄学化有关。

一般认为中医的玄学化是从南宋开始的（理学正好那个时候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李建明认为，外科的衰败，及其内化倾向，始自南宋，凡三变，即南宋、金元、明清交替之际），那时的主流医家往往将这些外科医生当做草泽郎中对待，责其为“庸俗不通文理之人”，说他们“甘当浅陋之名，噫其小哉如是！”

清代苏州名医张璐在回顾自己从医经历时将中医的这种变迁划分为三期，其一在明中叶之前，为“其技各专一门”，接着，就是大量儒者进入医界；第二期，在明清交际，“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志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躁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第三期，是儒林医学全盛，而专科医生由此式微。尽管一些大儒进出医学，似乎不是为了稻梁谋（如吕留良不愿意出仕清廷，“自弃诸生后，提囊行药，以自隐晦，且以效古人自食其力之义”），但事实上，

儒生入医，当然只能以“医之下者”的汤药为谋生工具，因为背诵几首汤药歌诀，检讨几首名家医案，就可以挂号接诊，手法至简至便，名声至高至清，收益似乎也多少不薄，于是乎大家都来“悬壶济世”，从此以后，“外治法衰，而汤药法兴”了，外科内化，谈玄说理于是大盛。

清著名温病家王士雄，在其《归砚录》中曾对中医的技术化路径中断有过分析，说远古医学，无分内外，刀、针、砭、刺、蒸、灸、熨、洗诸法并用，不专主于汤液一端（这几乎是当时医学界的共识，刘民叔分中医为六派，汤液只是其中之一，他近乎哀叹地说，“及于今日，惟汤液一派，用药治病，为世之显学”）。今诸法失传，而专责之汤液，故有邪气隐伏于经络之间，而发为痈疽也。

事实上，绝大部分文人医者沉醉于文薄之间，所谓治病无非儿戏，偶尔治愈几个病人，则以神医自诩，其实这种利好不过是“待贼之自毙”，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那就叫做身体自愈。

王士雄的批评，既针对这些业余儒医，也针对那些不知究竟的病人：

“今针、砭诸法不行久矣，医者弃难而就易，病者畏痛而苟安，亦由今时之风气，尚虚声，喜浮誉，循名而不责实。世道所以愈趋而愈下者，时也，势也。”

“医者自谓谨慎，而不知杀人无迹，病者乐于苟安，而至死不悟。”

王士雄还说，这些所谓儒医根本没受过外科手术训练，不知道如何使用刀针，因此，就只能凭借记诵的几个处方，开几副汤药，却装出一种爱护病家的样子，说手术会置生命于危险之中，且大伤元气。又将脓肿痈疽认做内病，而将那些重征认作死征，“果死可以显我之有断，幸而不死，又可邀功而索谢”。王士雄感叹，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以愚病家，而自护其短”，真是欺天啊！

医者食病，尚可美其名曰自食其力，病者害病，只好归咎于命不好，或不遇名医。其实双方都苦，儒生不业儒而靠悬壶济世的大话假话过活，苦；百姓惑于名医之名而以一己的身体布施名医，苦；不过这苦有所不同，百姓即使做了牺牲，就算有怨，也不过怨自己的命；儒生收受些米谷钱粮，多少也心有不平，但这不平并非为百姓呼怨——他们本来就是寄生阶级，何在乎百姓之生死呢？——而是为自己做不得良相却转而求其次悲号。

由于儒家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社会象征资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此，医家只有走“文本化”、“经典化”之路才能获得社会承认，获得认可与声誉。而这些儒生，尽管他们并不懂医，也没有传授师承（专业医家绝对讲究“手法必求传授”），但他们却掌握着书写历史、建构医学谱系的话语权，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外道，是文人们说了算的，他们有如姜子牙掌握着封神之权一般。于是，一些真正的医家不得不屈身示好，以求厕身由这批文人所掌控的万神殿。

《归砚录》中还记载了一则逸事：一瓢先生本是一名医，但地位不显，其孙薛寿鱼于是给著名文人袁枚寄去墓志，望其能替祖父作序，借此得以跻身儒家名士之列。不过随园先生绝非陋儒，他并不相信儒士们的鬼话。序言倒是写了，却对世人以儒生名号为号召的时尚予以痛斥。随园先生说，一瓢先生本是“医之不朽者”，没想到你寄来的墓志却无一字提及他的医学，却托名其讲学之类，这真是不孝了，“天生一不朽之人，而若子若孙，必欲推而纳之必朽之地”，真是可悲啊。

袁才子并非责问个人而是针对文化风气，他说，“今天下医绝矣，惟讲学一流传而未绝者何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医学靠的是实在功夫，容不得半点假货，所以名家难成；但讲学之类却纯虚不实，所以大师之类满街都是。但那些真医家真名手却不得不依附文人名士以获得这些微声誉，他们弃实学而崇虚名，绝功夫而谈阴阳，于是，中医走上了玄学这条不归之路。这段话放在今天，似乎也蛮应景的。

文人易为而方技难通，专家难以享受声誉之隆而文人最易获得声望，因此，医家中的那些业余爱好者便以玩文字、读《内经》而出名，正如佛教中苦修之徒少而口头禅者多，中医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话语喧嚣而技术滞碍，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后现代文化》中说，技术知识与技艺的发展、奠定和传承，有它们的文化前提，“采取何种技术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玄学化之后的中医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其实不过是儒家文人的强势话语对中医历史的改写与重构的产物，是“文字教”传统塑造的结果。

要复兴中医，大约得中医先给自己把把脉，清理清理这条玄学之路所造成的后果，救人总须先自救呢。

我是江南沐雨，《众神聊斋》作者

沐雨纵横众神聊斋

这话前面一句说的一点没错！现代医学兴起以前，中国人只有中医，中医中药医治了国人两千多年，当然功不可没。现代医学之前的历史长河里，中医中药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的医学水平，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祖先确实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

但是后一句则未必尽然了。网上的中西医论争不断，言辞激烈，多数都流于这种情绪宣泄，以立场而非观点区分，好像不支持中医中药就是“汉奸卖国贼”，就“不是中国人”。我们理解“中医粉”的爱国主义情绪，理解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尊，但是用“没有中医就没有你”这种论据，逻辑上就已经输了。谁都知道，没有中医印度人没死绝，欧洲人没死绝，非洲人也没死绝，甚至澳洲美洲土人都活的好好的，没有理由中国人就得死绝。符合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即便是没有中医，中国人也不会绝种。

很多中医粉动不动就说“天然药”如何“化学药”如何，其实用错了词汇，应该是天然药和化学合成药。天然药也是化学物质，水也是，崔化钠也是，一切物质都可以看成化学品。现代医学药品确实是以合成药物为主，原因何在？纯度高，采集容易，提高药效，而这正是传统天然药物难以做到的。现代社会发展至今，总不能再为了几颗“虫草”毁了本就脆弱的青藏高原，为了一点犀牛角熊胆粉再去虐杀已经快绝种的动物。这东西如果真有用，合成就是。哪种成分起哪种作用，分析呀，实验室保证能合成出来，屠呦呦先生的成就就是例证，提取青蒿素不用再种青蒿。分析不出来，谁丢脸？不会是西医。

现代医学的外科手术，哪儿不好切哪儿，野蛮不？野蛮，可是管用。消炎药抗生素有没有副作用？有！而且很大！可是没有这玩意儿，中医连肺炎肺结核都治不了，只能弄点人血馒头骗骗自己。青蒿真的能治疟疾？真能治康熙干嘛还得靠传教士的金鸡纳霜救命，他的御医治不好是不是都得凌迟？

科学发现到今天，中医药还有没有用？当然有！中医药典上的天然药物，是无可争议的宝库，是极为重要的天然药源，也是中国与西方制药公司抗衡的唯一武器。上万一瓶的西药，合成两块钱，其它都是研发成本，人家得赚钱，无可厚非，你没有只能任人宰割。要想不受制于人，别老想着仿制山寨盗版，老祖宗有好东西留给我们，不用才是“汉奸”，才是“卖国贼”！

江苏高考咨询导师

有个自称“合肥名医”的说：张仲景时代中医就能够杀死乙肝病毒，真是笑话！这厮不让我回复，只能开贴单批。给这厮科普一下。病毒有3种：RNA，DNA和朊病毒。病毒自身不能复制（繁殖），寄生在细胞内，靠宿主细胞器进行繁殖。目前世界上没有能够杀死病毒的药物，只能抑制细胞的活动抑制或钝化病毒，靠宿主自身免疫系统的作用自愈。乙肝是一种DNA病毒，也不例外。你讲张仲景时代就能杀死乙肝病毒，你也太敢吹牛了。还敢自称名医，中医本来还有点好东西，声誉都让你这种骗子败坏了，着实该[打脸][打脸][打脸]

坚持自然吸气

糊涂话，什么叫靠中医活下来！过去的人死亡率非常高。首先是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高。为什么说女人生孩子是过鬼门关，婴儿在两三岁以前很容易夭折。我二伯、三伯都是太岳纵队的，就因为一点轻伤不治而亡。后来，部队里弄来了消炎药，一般枪伤就不死人了。不是说中医不好，但它属于经验医学。而且治疗方法不统一，难于传承。再加上中药的诸多问题，造成了一部分人对中医中药失去了信心，这个可以理解。国家也鼓励中医中药的发展，鼓励的东西还怕人们说三道四吗？

法缘石

人类和动物都不会因为有没有医学而停止繁衍的，老鼠和蟑螂繁衍得那么猛难道是因为有中医吗？古代没有中医时据说中国人的祖先能活百多岁，有了中医四千年来中国人的平均年龄都只有30岁左右。汉朝人平均年龄只有25岁，唐朝也就30岁的样子，到了明末和清末人口大爆炸平均年龄也不到35岁，很不幸西方国家发展现代医学之前也就大概类似，说明了如果没有医学的帮助，人类的平均年龄也就30到35岁的样子，可见几千年来中医没有对古代中国人的寿命和健康作出过贡献，更没有中医粉们吹的那么神，现在中国人平均年龄大概78岁，难道要大家退化到短命的时候？把吹捧中医的时间精力用来发展现代医学，更加能造福子孙，让他们远离不好的疾病才是正道。

上火鸡汤

中医粉们最洋洋自得的论据之一就是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灭亡的古文明，认为这全靠中医的保驾护航，言外之意就是其他文明古国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医，生了病只能自生自灭导致文明灭亡。事实是否是如此呢？稍微学过一些历史的就知道四大文明古国的称呼来源于梁启超，分别是两河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有些学者会再加上古希腊。四大文明中形成时间最晚的就是中国，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形成文明（有些学者认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夏朝）。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都灭亡了，比如古巴比伦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帝国灭亡，古埃及在公元前30年被罗马帝国吞并，古印度也在公元前由于外族入侵而灭亡。相应的，两河文明由于伊斯兰化而灭亡，古埃及文化与宗教没落并消失，尽管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河文明由于外族入侵而消亡，但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流传至今。从历史可以看出，几大文明古国的灭亡和疾病没有半毛钱关系，中国文明传承至今当然也和中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可笑中医粉们一面对古人不假思索地摩礼崇拜，一面又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臆想出中医保障了中国文明有序传承这样荒诞的笑话。

懒散52

中医是养生调理，西医是消炎治病，就一般而言看你是什么病，不能一味地去追求什么医生，就本人来说，我的老妈48产后就是一般的感冒，结果父亲就是相信中医，不去看西医，结果病情发展成肺炎，还是不去看西医，结果到了第28天就去世了，假若去看西医，我想打几针消炎的，就不至于就去世了，所以中医西医应看是什么病，不能一概而论。不过现在的中医大都是中西结合了，中医也用上仪器了。

碧海情天53466699

对中医持赞誉的绝大多数是中医本人再加上我等中医自学者。而对中医持否定态度的大多数是普通外行人，如方舟子，甚或鲁迅等人，鲁迅从未看到他骂过蒋总统，为什么？各位自已想去！这就很清楚了，世间那见老中医自我否定的？只有外行人，还有别有用心有人在黑中医，特别是方舟子，他连望闻问切都不知为何物，就在那里叽叽歪歪，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在为境外反华势力服务，收取人家施舍的残羹渡日。中医在世间为华夏儿女服务了几千年，而且还将继续发扬光大下去，岂是一小撮贼人所能抵毁的？中医治病便宜，普通感冒只几十元可愈，而西医，非要治得你脱掉内裤不可！一搞几千元没了，整个月只有喝西北风过日子。

老张35536

对于此问题真不知如何回答，本人钟爱中医，但不得不承认古代可能不只是有中国人，或许还存在很多的文明，对吧？问题来了，他们都是大老远跑到中国来治病的吗？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处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岁，另外古代四百多位帝王活到八十岁的刚好五根手指头，所以大家不要去区分西医中医，你的病谁给你治好的谁牛，中西医都牛逼，关键是你的医生牛不牛逼，说到底还是人的事，别扯中医西医，如果全中国的西医全下岗，西药全部停止生产，你试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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