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傳染病大流行。
我們可能還有十七年前關於SARS的模糊記憶，可能在上一輩口中聽到過三十年前的甲肝爆發，可能在書本和影像中看到西班牙大流感、埃博拉出血熱、歐洲中世紀黑死病，還有一些較為邊緣的聲音，留下了關於麻風、艾滋、霍亂等等的記錄。儘管我們對於病毒的認識與應對手段飛速發展，但不得不承認，在這些簡單的RNA序列面前，我們自詡複雜生物，卻總顯得既被動、又脆弱。
根據社會學家的觀點，重大社會事件和災害發生後，人類社會一般會經歷一個“5P”的階段，分別為：
圖源微博@Lelac
這一套論述並不陌生，歷史中，我們其實已經一次次地重複書寫這“5P”。並且我們似乎會一直如此。
歧視
南非的喜劇演員“崔娃”Trevor Noah的一段脫口秀最近在網路上很火。
他是非洲人，某次要從埃博拉肆虐的非洲搭乘班機開往美國，僅這一點就足以令班機上的共同旅客感到驚恐萬分。他們掩鼻、閃避，且有專門的官員登上班機專門為非洲的乘客測量體溫，卻獨獨漏掉了崔娃（他是黑白混血兒），就此他發表了一番精彩言論：
埃博拉可怕嗎？確實很難否認它的危險性。
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安全等級為4級，高於SARS和艾滋，意味著需要比這兩者更加嚴密的防護。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中，記錄了感染者是如何七竅流血、迅速死去。普通人對於這樣一種傳染病懷有戒備和恐慌，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但真的需要對已經通過了健康測試的非洲人抱有這樣大的偏見和警惕嗎？如果是這樣，何以看上去“不夠非洲”的非洲人崔娃就被想當然地認為“更安全”？我們承認隔離和防疫手段的必要性，但難道我們真的沒有藉此給人貼上標籤、粗暴分類、加以歧視，並且心安理得地認為自己只是為了自保？
圖源劇集《血疫》
1988年，因為流行生吃毛蚶，上海爆發了一場甲肝的大流行，高峰期每天新增病例過萬，最終的感染者超過了三十萬人。
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期，在公共場所，幾乎人人都帶著紙巾和紗布手套，唯恐與公共設施有任何直接接觸。上海以外的地方對此亦避之不及，標有“上海製造”的產品都會被嫌惡地丟棄，對於當時的經濟也是一種重創。
我們現在知道，甲肝病毒在病毒中算是生命力頑強，但在高溫或酒精消毒下都可以很快滅活；染病的是個體，但不意味著整座城市都是病毒之城，更何況“上海製造”與病毒之間更是相隔甚遠。但“上海製造”就是被毫不考量地丟進了垃圾桶。
每一次瘟疫的蔓延都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放到今天來看，華語網上對於武漢人乃至全體湖北人的謾罵、部分外國人對於“中國病毒”的仇恨言論、公共場所對於湖北籍身份證的猜忌和懷疑，似乎都顯得並不稀奇——這是我們人類一直在做的事。
上海的甲肝和非洲的埃博拉、武漢的新冠肺炎看起來是不相及的疫情，但需要知道的是，每一種傳染病的流行都其來有自，我們生活的世界並不存在最“乾淨”的安全之所，這和人種膚色文化無關，病毒的演變和入侵從來都是一種隨機的可能性，只是永遠有人會更倒黴一些。
想清楚這一點之後，可能在保護自己之餘，會更加多一些人道主義的關懷和諒解吧。
恐慌
“恐慌”的情緒似乎無需解釋太多，我們早已經身處其中，而這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事。
1918-1920年間，一場席捲歐美亞的大流感直接帶走了5000萬-1億人的生命，佔到了當時世界總人口的5%，流感肆虐期間，人們正好經歷了一戰的結束與戰後恢復期。有人因此認為，這場流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一戰的結束——因為已經沒有足夠的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可以上戰場了。
何況那個時候，公共衛生體系剛剛起步，即使是專業人士，都無法立刻了解到流感的成因、傳播方式和治療手段，遑論信息不靈通的大眾。戰爭期間，戰士的軍旅生活使得疫病爆發的可能性指數級增長，結果是那些本該強健的年輕人一個接一個倒下。
圖源網絡
總之，當時的一切都比今日看起來還要更加兇險得多。無論在病人還是健康人之中，恐慌是最普遍存在的一種情緒。
政府和新聞界想要控制這種恐慌，告知公眾這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感冒、只要適當防護就無需擔心——這種話術與可怖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道天塹。人們無法相信權威，於是最後什麼都不相信，恐慌與日俱增，與政界的期待背道而馳。
媒體稱這場流感為“末日瘟疫”，認為是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捲土重來；護士不願意接聽病患的電話，因為擔心這場瘟疫會通過電話線傳染；父母不接納患病的孩子進入家門，無數病患被迫露宿街頭，還沒有等到疾病帶走他們年輕的生命，就過早死於飢寒交迫。
我們不會像他們那樣恐慌，因為我們比那時的人知道的更多。我們的知識體系支撐我們戴口罩少出門多洗手，而非拒絕電話或親子決裂。當然，我們知道的還遠遠不夠，我們不知道一開始到底有多少人患病、不知道病毒到底何時開始擴散蔓延、不知道確切的發病率和治癒率——這些無知有些受制於我們知識的侷限，有些，則是毫無疑問的，人為的忽視與輕慢造成的惡果。
戴口罩的士兵，圖源網絡
如果我們早點知道，我們今天或許不至於此。
後來，在記錄這場瘟疫的著名讀本《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中，作者約翰·巴里寫道：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後一條教訓，即那些身居要職的權威人士必須降低可能離間整個社會的恐慌，可謂知易行難……當權者必須珍惜公眾對他們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過飾非，也不試圖操縱任何人。林肯是第一個這麼說，也做的最好的人。無論真相有多麼恐怖，領導者都必須將其公之於眾。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打破恐懼。
偏信
這幾天發生的許多事情都在刷新現代人的認知，因為網傳寵物可能會傳染新冠病毒（後被闢謠），有人將自己的寵物貓狗從高樓拋棄、直接丟棄在路邊，甚至有社區未經允許，私自活埋了仍在隔離區的業主的寵物貓。
這樣殘忍的手段令人髮指，卻也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
在中世紀的歐洲，鼠疫開始流行，三百年裡，鼠疫數次大型爆發，帶走了歐洲近一半人口的性命，遠遠超過人類歷史上的大型戰爭。人們稱之為“黑死病”，恐懼籠罩在整個歐洲大陸。後世的人們普遍認為，“黑死病”的爆發使得歐洲文明起碼倒退了150年。
除了人之外，死於非命的還有許多貓。
宗教統治的中世紀歐洲，人們視貓為邪惡的象徵，在畫作中，貓常與叛徒猶大同時出現。據說黑貓有邪惡的魔法，而破解之道就是把貓當場獵殺。所以在一些國家，屠貓活動甚至成為了一種群體性的狂歡。
人們將貓投入火中，圖源網絡
在一些觀點裡，鼠疫的發生也與此有關。貓被大量撲殺後，老鼠橫行，在衛生條件低下的中世紀最終引發了瘟疫。但當時的人們對科學知之甚少，只覺得瘟疫是魔鬼帶來的惡行。因此，被視為魔鬼化身的喵星人被更大範圍的捕殺（可憐的貓咪主子們！）。
可想而知，屠貓當然沒有緩解疫情，再加上經濟的凋敝、國家之間的戰爭，反而讓大家陷入更加強烈的猜疑和攻擊之中。後來人們互相檢舉、燒死巫師，整個社會處於動盪和不信任的氛圍裡。後世的人稱之為“黑暗的中世紀”。
如上文所言，我們今天已經掌握了比前人多得多的科學知識。但很可惜，發達的信息傳播系統除了帶來了正確的信息，也傳遞了許多言之鑿鑿的“假真相”。恐慌情緒下導致的偏執與誤信仍然令一部分人失去理性，顯示出了極大的攻擊性。
不知道可以為此譴責誰？謠言的製造者、傳播者，抑或是最後對貓狗痛下殺手的人？人很難在混亂的局勢當中迅速明確真相，但我想，基本的悲憫仍然有必要，這是我們現代人沒有自相殘殺、而是共同生存的基礎。
政策
火神山即將開始收治病人，在1月24日起建10天后。
網上對於火神山的存在爭議很多，這種讓外媒驚歎不已的“中國速度”背後是勞動者的不眠不休和巨大的施工風險，而不是什麼神蹟。何況，他們或許本不必如此。
但火神山終究是造出來了。在事態看上去越來越嚴重的時刻，我們幾乎都知道，應當會有一座這樣的醫院被蓋起，或者會有更加嚴格的隔離和控制機制。再後來，我們被知會要封城、封路、延遲開學返工日期、隔離疑似病人。這些政策接踵而至，干預我們的日常生活，以便減緩病毒的傳播和感染。
在此之前，有7個晝夜造出的小湯山，用來容納2003年在SARS中倒下的人。
再往前推，1988年的上海，許多工廠的倉庫、寒假時期的學校課堂宿舍、小型旅館的客房都被徵用，成為了甲肝病人臨時的安置場所。
再往前推，西班牙流感時期，大量的臨時醫院被改造為永久醫院，新的醫療與公共衛生體系被建立起來。
再往前推，19世紀初，美國費城因為衛生環境不佳導致了黃熱病大流行，政府因此設立了專門的衛生檢查系統，用來確保城市不被汙水垃圾填埋。
……
人類歷史上的所有經歷都在反覆告知我們，在這一類持久的災難之中，會有各式各樣的救援政策出現。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救援都來自政府，更多時候，是人類本身的善念。
最早，這種善意可能來自宗教，即使是兇惡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病患，身邊也總會有毫不畏懼的修女的照料；後來是各類民間組織的組建，如戰爭時的國際紅十字會；甚至無需依靠官方組織，今天我們已然看到，在城市臨近癱瘓的時候出租車司機自發組成了車隊接送醫務人員下班；民間的各種捐贈物資組織被迅速地組建起來，將物資送到前線；有人捐贈蔬菜、有人提供心理服務、有賓館提供房間、有企業提供餐食。
人類真是複雜的生物，即使這次疫情中有前文所述種種互相撕咬，但“做點什麼”仍然是很大一部分人本能的反應。災難來時，人會去救人，這幾乎是一定的。
創傷
如果人生中曾經有過這樣的經歷，那其實就很難真正忘記。
2013年，SARS十週年之際，各大媒體開始製作一些相關的專題報道，也開始關注一些當年倖存的非典患者的生活。十年過去，他們仍然飽受後遺症的折磨，有人失去了摯愛，有人失去了生活保障，有人在和別人說話時毫無徵兆地大哭起來。
根據2006年的一份數據，SARS期間的患者中有29%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31%有抑鬱傾向。這些不僅僅是數據，是一些破碎的心和生活。
圖源紀錄片《非典十年祭》
這種創痛也是社會性的，對於SARS有較深刻記憶的一批人可能對此次的新冠肺炎尤其重視和防備。這些人會記得2003年曾有一段時間被鋪天蓋地的焦慮情緒籠罩，出門必戴口罩，去哪兒都會需要被測量體溫，在公眾場合的每一聲咳嗽都會引來騷動。原來過了十七年以後，那種感受仍然存在，並被再一次地激發起來。
這些創傷提示我們，人類社會中不夠完善的種種制度在災難沖刷下會顯得不堪一擊，而這從來不只是補救和重建那麼簡單。這些創傷提示我們，我們並未征服自然，我們存在於自然之中，像春草一樣脆弱無依。遇到災難的人生，像被大象踩踏的螞蟻，我們無法和災難講道理，就像螞蟻沒有辦法和大象講道理。
新冠肺炎的疫情仍然嚴重，大多數人都仍然被困家中，我們知道這場災難最後會過去。但過去其實不代表什麼，命運永遠會把新的災禍拋給人類。最近重讀《鼠疫》，裡面也毫不留情地預言道：也許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或是再來上一次教訓，瘟神會再度發動它的鼠群，驅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記住我們曾經耳聞目睹或親身經歷過的創傷，並努力做一個穩定、求真、悲憫、諒解的好人。
作 者 | 陳麻薯
編 輯 | 加菲
設計、排版 | 子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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