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往今来战例，凡是大规模兵团交战，兵家都倾向于"四面围歼"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
一般而言，交战兵力较弱的一方，则会巧妙地运用有利的地形，灵活机动作战，分头并进穿插迂回于敌军诸部之间的空隙，集结所部的优势兵力，逐个打击或歼灭。
明朝万历年间，后金政权与大明已是明显的敌对者，双方在辽东地区频繁发生战争，各有胜败。
而发生于大明王朝万历后期的萨尔浒之战，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间，明朝与后金政权为了夺取辽东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发生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
此战中，后金政权的统帅努尔哈赤集结全部的军事力量，将明军逐个击破，最后一举打败了明军四路围攻的战略。
人尽皆知，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创建后金政权后，也就意味着其成为明朝统治者的颇为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也是一个最致命的威胁。
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间，努尔哈赤挥师南下，先后攻陷了抚顺、清河（辽宁抚顺附近）等地，大明王朝举国震撼。
所以，明神宗皇帝朱翊钧经过深思熟虑，委派杨镐出任左侍郎兼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全面负责辽东地区的一切军政事务，同时，为以绝后患，决意倾举国之力消灭后金政权，并力求一战而歼灭之。
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间，明朝大军战备筹备工作一切就绪，遂以金朝政权的都城"黑秃阿喇"（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为核心打击目标，四路大军一起进攻、合击围歼，妄想一举围歼后金。
明朝大军的战略计划是：
1、明军左翼中路军，由杜松军团的三万人为主攻部队，经由辽宁沈阳走抚顺东，沿着苏子河谷自西面杀向努尔哈赤的大本营，杜松军团的西路大军则是明朝灭金的作战主力，战斗力最盛。
2、明军右翼中路军，由李如柏军团的二万五千人，经由清河堡（辽宁本溪县北部清河城））走鸦鹘关（辽宁新宾附近的三道关），由西南面进攻，主攻努尔哈赤大本营兴京老城为目标，又称之为南路军；
3、明军左翼北路军，由马林军团的一万五千人会合叶赫兵，经由辽宁开原走三岔儿堡（辽宁抚顺北），一直沿着浑河上游地区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又称谓北路军；
4、明军右翼南路军，由刘铤军团的二万人与朝鲜兵会合之后，经由辽宁宽甸口走董家江（吉林浑江）一路北上，向后金大本营的东南面发动攻击，按照作战总指挥杨镐的部署，刘铤军团则是诱敌之军。
同时，又命令延绥总兵官秉忠统御所部屯驻于辽阳，为灭金之战的预备力量，李光荣率所部明军守御在广宁，以保障后方及粮道的畅通。
左侍郎兼佥都御史杨镐则亲自镇守于沈阳为思路攻击明军的军事总指挥。
得知明军兵分四路来攻的消息后，努尔哈赤的决策是：
"南北两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
由此，努尔哈赤明确地判断出杜松军团是进攻的主力部队，因而采取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逐路击破的战略部署。
据此，努尔哈赤集中八旗主力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伺机歼灭来犯之敌。
杜松军团于同年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关，一路急进，三月初一大军到达萨尔浒山附近，杜松将大军一分为二，以精锐主力两万屯驻于萨尔浒山大营，自己则亲率万余人渡河强攻地势险峻的吉林崖。
但是，由于杜松军团行军进展过快，已成孤军深入之势，成了努尔哈赤囊中之物。
看到杜松军团这种孤军深入的超常规战法，努尔哈赤命令调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大将带着所部旗兵增援仅有百余女真士兵驻守的吉林崖，令二旗兵迂回迎战，不可力战，自己则亲自率领剩余的六部旗之兵力全力围攻萨尔浒山的明军大营，结果就是明朝大军惨败。
努尔哈赤在围歼萨尔浒山的明军大营后，随即率大军回师与二旗兵合而为一，集结八旗之优势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后夹攻杜松军团，这种攻其不备的打法，竟然将杜松军团的三万人一网打尽。
明朝左翼的马林军团于三月二日夜，行军至尚间崖（辽宁抚顺哈达）附近，在获悉杜松军团失利的情报后，缩手缩脚、惧敌不前，故分兵驻守。
马林军团将所部兵力分别驻守三地：一处驻扎在斡珲鄂谟（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一处安营扎寨于斐芬山；自己亲率明军主力屯驻尚间崖（辽宁抚顺富尔哈附近），并命令环绕大营挖掘内外三层壕沟，将火器火炮置于壕外，又以骑兵殿后，部署了就地防御的战术安排。
三日晨，努尔哈赤集结优势兵力，移兵北进，一路向尚间崖（辽宁抚顺富尔哈附近）袭来。
努尔哈赤将八旗兵一分为二，一路则由四贝勒皇太极带领，直逼斡珲鄂谟；一路以自己统帅，大贝勒代善为前军先锋杀向尚间崖。
女真大军乘马林军团分兵驻守防御所遗留的空隙，则实施了逐点围击、前后合围的打法，击溃以逸待劳的马林军团，马林孤身逃遁开原，叶赫兵见势不妙，也不战后撤。
后金政权随后又在斐芬山围歼了驻守于此地的明军，至此，马林军团也步入了杜松军团全军覆没的后尘。
努尔哈赤在彻底歼灭杜松、马林军团后，遂将刘綎军团作为下一个重点打击目标，亲自统御八旗兵主力，快马加鞭南下奔袭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
刘蜓军团于二月二十五日，自宽甸出发，向赫图阿拉行军，因为沿线山路凹凸陡峭，加上努尔哈赤又设置三道路障，分兵阻险，行军十分困难。
虽说，沿途击溃了屯守于诸边寨的女真兵，但是，在刘綎军团抵达富察（辽宁宽甸附近）时，已是三月初四。
由于，刘铤军团尚未获悉马林军团与杜松军团以全军覆灭，依旧按照既定的计划行军。
所以，努尔哈赤在围杀马林军团后，马不停蹄地挥兵南下。
同时，命令八旗的优势兵力在阿布达里冈（赫图阿拉以南）埋伏静待明军深入；
又命降将手持令信向刘铤诈称杜松军团已兵临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请刘铤军团加速行军，诱惑其进入女金的埋伏圈。
刘铤不辨真假，急命部队轻装速进，隔日即抵达阿布达里冈，设伏于此的女真伏兵如急风暴雨般袭来，刘铤殉国，余部悉数被歼。
刘铤军团残余兵力后撤到富察时，又遭到了努尔哈赤八旗军的全面剿杀。
不得不说，在明朝灭金之战中肩负着战场诱敌的刘铤军团，非但没有起到诱敌的作用，反而还是最后一个抵达战略集结点的，让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给包了饺子。
而与刘铤军团合兵一处的朝鲜兵，在看到刘铤以亡，明军一战击溃之后，惊慌万分，也就弃战投降了。
面对明朝大军基本被歼，协同作战的朝鲜兵又临阵倒戈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
作为明军讨伐后金最高统帅的杨镐，虽屯守于大本营沈阳，对前线战况却是一无所知，在获悉明三路军团一败再败后，又无计可施，既没有针对努尔哈赤的战略部署反击，也没有合理有效地征调明军各部前往驰援，更没有及时调整亡羊补牢之略，来完善分头并进、合击围歼的方案，明朝四大军团就这样被努尔哈赤逐个击破了。
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女金政权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自此以后，女金政权的实力日趋增强。
后金政权自萨尔浒之战后，再辽东战场上取得了绝对的主动权，反观明朝大军付出的代价则是非常惨重，继而又陷入了被动局面，处于时时被揍挨打的不利局面。
明朝与后金之间爆发的萨尔浒之战，则充分地体现了努尔哈赤异于常人的军事潜能。
明朝大军兵分四路深入后金腹地，本意迫使努尔哈赤诸部族之间的八旗兵彼此自顾不暇。
可是，明朝统治者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辽东地区繁复的地形令他们措手不及。
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明朝四大军团既定的进军计划。
值得一说的是，明朝大军运用的是四大军团分进合击的战略。
但是，这种军事布阵本是具有先天性的缺陷，由于四路大军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作为明军主帅既没有掌握实际战况，又没能全面掌控四路军团，更无预备力量的增援，以至于伐金各部陷入各自为战的局面，由此也看出明朝大军统帅者的懦弱。
女金政权的领导者努尔哈赤在察觉到明军战略部署的失误后，就拟定了客随主便的战术计划。
史籍《台湾文献丛刊235 幸存录》记载：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努尔哈赤则牢牢地掌握了这场战争的主动权。
后金政权除了一部分兵力据守险要关隘外，八旗兵的主要兵力，自始至终都悉数投入在主要战场上，因而，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境况下的女金政权，一直能够占据着局部战场的优势地位。
努尔哈赤非常了解明军的进展情况，从而能够把握战机，正确决定岀击的方向。
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又充分地发挥出了骑兵快速机动迂回的特点，及时调遣八旗骑兵，以急速行军，也是出奇制胜的关键。
另外，努尔哈赤又很好地采用了离间计、诈降计等诸多变化多端的智谋。可以说，这些战术合理的实施与战略上的迎面决策互相集合，为后金政权取得最终的胜利是分不开的。
萨尔浒之战是明朝末期与女金政权之间战争逆转的关键，努尔哈赤大获全胜之后，后金政权由弱势转为攻势。
不得不说，竞争对手固然很强大，但如果将其分拆来看待，针对其虚弱的部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说不定就能取胜，当然，前提的关键要素就是要快、准、狠。
补充说明：萨尔浒之战，女真投入的八旗兵力大致六万人，明朝由杨镐所部明军约18万，叶赫兵两万（女真部族的一个支系，与努尔哈赤属于是的世仇），朝鲜兵两万（明朝时期的藩属国）。总计兵力约二十万左右，则称四十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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