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認為，作為理想的人格——君子的行為必須以合理性原則為最高依據，因此，君子必須對於事物的合理性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篇第四》)就是這個意思。
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指出，一個人要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增強明辨是非的能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明確什麼東西是合理的，是“義”，並努力使自身的行為符合“義”的要求。例如，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答道：“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論語•顏淵篇第十二》)。
所謂“徙義”，就是一切以“義”為中心，惟“義”是從。因此，人們看見或遇到了合理的事情——“義”，就應勇敢地去做，這就叫見義勇為。而對於不合理、不義的事情和東西絕不能去做、去追求，不義之財絕不能要。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表明了他對“義”的堅定立場和態度。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義”也表示一種合理的手段和方法，特別是指為政者的一種合理、適宜的舉措。例如，孔子曾這樣評價子產，說子產“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篇第五》)。這裡的“義”就是表示一種合理適宜的政治措施。又如，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篇第十三》)“上好義”就是指統治者自身行為合理，作風端正，就是“其身正”，因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上)，所以說，“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義”是表示合理性的概念，或者說是人們社會行為的最高依據。所謂“義者宜也”，就是這個意思。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篇第四》)。意即，君子對於社會上的事情，沒有固定的法式，一切以是否合理為準則，合理性是一切行為的最高原則。那麼，什麼是合理性呢？孔子沒有明確論述，不過從他的整個思想體系的邏輯關係來看，合“禮”的事情和行為都是合理的，孔子說，“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左傳•成公二年》)，表明了“禮”與“義”的緊密關聯性。
“義”還表示一種合理的社會狀態。例如，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篇第六》)。意思是說，一個明智的統治者，首要的事務是引導人民走向合理的社會狀態。這種合理的社會狀態就是使人民生聚繁衍，使人民生活富足，然後使人民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即：“庶之”、“富之”、“教之”(《論語•子路篇第十三》)。（風雨闌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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