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難先（1874－1968），湖北省沔陽（仙桃）人，譜名輝澧，字難先，號義痴。
張難先曾十度為官，足跡遍及桂、粵、鄂、蘇、浙等地，官職高低不等，但他始終信守“我兩袖清風而來，兩袖清風而去”的諾言，不失為汙濁橫流的民國官場上的一股清流。
只為做事，不計官職
1929年的一天，時任中央考試院銓敘部長的張難先慕名造訪在南京主持內學院的歐陽漸。寒暄完畢後，歐陽漸故意作色：“現在風氣不好，人都變了，都作官去了。”張難先不以為然：“吾輩儒家，修已治人，乃其本分，何謂之變？”歐陽漸隨即“倡言某也貪，某也汙，某也暴，某也愚，作官的無得一個好東西，把天下鬧成這個樣子”。聽到歐陽漸的謬論後，張難先很不高興，忿然作色：“人人俱不做官，則全國之秩序如何？公尚能安居此間以敷教耶！公謂作官的無得一個好東西，不肖作官十餘年，其壞處請先生一一指出來。”張難先與歐陽漸話不投機，苦笑而別。
湖北沔陽縣地處江漢平原，但地勢低窪，在1931年發生的大水中受災嚴重，“居民逃徙盡淨，又復土匪蜂起”。許多為官者見沔陽沒有油水，也難出政績，大多不願前往任職。1932年5月，範一俠被委任為沔陽縣長，許久未赴任。張難先知道後，問他“汝何以還在省？”範一俠回答說：“如何能去？”“沔地情況不好，延聘秘書、科長，俱瞠目相視。或明白拒絕，或礙於情面，始允而終謝之。我一人如何能去？！”張難先覺得，以沔陽的情況，“人不同去，亦屬人情”，“沉思久之，覺桑梓糜爛至此，親戚故舊，死亡載途，予何忍寧居也”，而且“一俠乃辛亥革命老同志，其人廉幹有膽識。近三四年俱同我作事，甚得力。此時為公為私，俱應助他一把也”，於是對範一俠說：“吾同汝去，為汝秘書”。範一俠“笑謝之，以為諧語”。哪知張難先在第二天就把行李搬到範一俠處促行。範一俠還是有點不相信，“公當真去耶！”到沔陽後，張難先立即與範一俠立即展開工作。鄉人聽說張難先回來後，多來拜會。經過努力，沔陽“災民俱扶老攜幼歸”；其為暴者，“俱洗心革面理正業”。不數月，“境內粗安”。
張難先不計官職，屈就縣長秘書的消息不脛而走，蔣介石聽說後，也覺得不可思議。6月，蔣介石因為要事，敦促張難先從沔陽回到武漢。蔣介石一見到張難先，上下左右打量，戲言：“縣長秘書，得無太勞乎？”兩人相視而笑。
選賢任能，守正不阿
張難先一生屢次為官，旋起旋伏。但每次為官，張難先均選賢任能，重視屬官的入口和出口。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種情況在民國官場是見怪不怪。張難先雖然歷任各種官職，甚至曾受蔣介石重用，但親朋好友，甚至妻子兒女，一直沒有跟著“昇天”。
1929年，卸任湖北省財政廳長後，張難先曾短暫居於武昌靈山窩。為了教育子女，並杜絕不必要麻煩，張難先手書“自己的話”“告子女諭”和“奉告親友”，並張貼於顯要處。其中在“告子女諭”中，張難先教導子女要“努力向上，以免累己累人”。不少親友以為張難先為官多年，交情必廣，“介紹小事，以為很易”，想乘機撈個一官半職的。為堵塞親友不實之想，張難先特地“奉告親友”：“不知餘性冷淡，交流極寡。凡欲託餘介紹職務者，請鑑茲苦衷，不必啟口。”但是還是有親友不相信真的會如此絕情。到杭州任浙江省主席後，許多親朋故舊聞風而至，希望謀到一官半職，但張難先不以權謀私，很少錄用。
不過，對於品德、才幹符合要求的門生故舊，張難先也舉賢不避親。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後，湖北省政府西遷恩施。兵荒馬亂之時，人心惶惶，人才奇缺。1939年6月，湖北省民政廳一位負責管理銀錢的會計離職，急需補充，但一般人又不能充任。
恰巧在此時，張難先的門人陳祥麟剛好從重慶來到恩施，張難先“以渠長於籌算，倜儻廉潔，因命渠接收前任現金”。不料，省政府代主席嚴重對張難先的這一用人，很是不滿，厲聲叱責：“何以派此人管銀錢？此人不可靠，民廳存款數額大，倘有差池，你之責也。”嚴重雖是老友，張難先也不講情面：“既長廳長，權責在我，即是主席，亦不應過問。陳祥麟為我素知之人，我用之，自應由我負責，乃竟橫加干涉，今後若事事如此，則將何以自處？”
力儆貪腐，清正廉潔
張難先為官，秉公執法，對貪腐分子更是毫不姑息。1927年在廣東擔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期間，張難先盡監察之責，“力儆貪汙，不稍寬假”，貪腐者“為之震懾”，其“鐵面無私，不畏權勢之直聲，亦震撼百粵矣”。其中，張難先處理了兩起貪汙典型案件。一是徹查黃岡釐廠廠長貪汙案。該案發生後，“當道鉅公為其緩頰之函電，紛至沓來”，張難先不懼壓力，“均置之不理，嚴厲追究”。該廠長十分害怕，竟棄職逃往香港。二是處理代理外交部長以乾股貪汙案。
“兩袖清風而來，兩袖清風而去。”這是1928年張難先出任湖北省政府財政廳長時說過的一句話。張難先在民國官場上多次為官，視貪腐如仇，對自己卻要求嚴格，始終克己奉公，保持清廉。1946年，國民黨中央指定張難先為“國大代表”，並電告湖北省民政廳給張難先墊發到南京開會的旅費。湖北省民政廳經多方打聽，得知各省“墊發”標準不一，湖南是20元法幣，四川等省則高達100元。經再三權衡，湖北省民政廳給張難先送去了100元法幣。按當時官場習慣，所謂“墊發”實為奉送。哪知會一開完，張難先就立即派人將100元法幣向民政廳如數奉還。收到退款後，深知張難先秉性的湖北省民政廳官員不敢再將退款送還，只得“繳歸國庫”，並由廳長餘正東向張難先親函說明。得知處置方法後，張難先十分滿意，並給餘覆函：“昨接大函，甚佩君與主席處置之英明。……此次貴廳為我墊發旅費，到京後，中央已將來去旅費，分別如數下發。回省後，自應歸墊，此為常識，此為正辦。”
由於清廉，張難先雖然長期為官，但基本上沒有什麼積蓄。1929年，張難先卸任湖北省財政廳長後，張難先因“蓄積無多，不能僱人，於是由老妻屍餐，餘適市買菜。”“一日，菜場中遇一人，叱曰：‘汝何為此？’餘曰：‘有何關係？’渠曰：‘烏有做過財政廳長而親自買菜者。’餘曰：‘有何法典規定？’渠曰：‘本無規定，知君者見之難堪。’餘曰：‘既無規定，知我者據何理由難堪？難堪者不外俗見耳。至不知我者，即根本無問題矣。’渠始曉然”。由於蓄積無多，張難先一家生活清貧，甚至曾以“粗糲”待客，“一碗鹽菜，一碗豆腐湯”，“客人不能下嚥，義痴公吃得津津有味”。
低調簡樸，“鄉村老傖”
張難先少時家境略順，但“16歲父故、22歲兄亡”，家道中落。從20歲至50歲的三十年間，張難先“苦境極多”，常有斷炊之虞，有時“以糠皮野菜度日”。家境好轉後，張難先不忘“貧寒”，刻苦自勵，始終保持簡樸的生活作風。躋身官場後，亦是如此，曾被人視為“鄉村老傖”。
1930年12月，到杭州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時，張難先身著青衣，頭戴小帽，輕車簡從，攜一僕人雜坐於京滬杭路之三等車廂中。車抵杭州，省府高級官員及地方士紳赴站迎接，並湧入頭等車廂，哪知不見主席身影。原來衣著簡樸的張難先已擠在人群中悄然下車。到杭州後，張難先即被迎入向為省主席官邸的澄廬。澄廬為清朝尚書盛宣懷花費15萬兩白銀建造的別墅。別墅濱瀕臨西湖，構造特異，內部裝璜金碧生輝，飯廳寢室無不精緻。張難先“及入，見其窮奢極侈，心惻惻不安”。得知來歷後，張難先愈感不安，“國步艱難，何敢如此享受!況出於貪官盛宣懷之手，顧可一朝居耶！”連連感嘆：“此非我居住之所。”第二天，就令人另賃館舍，不數日即覓定與省政府鄰近的城頭巷一中式二層樓的樓房，其中樓上分租給省府科長聶國青及與民政廳秘書賀有年，張難先一家則擠在又潮又暗的一樓。省公安局按例派來衛士，張難先堅決不要“我家的門，夜半大開，也沒有人來偷東西”。
步入官場後，張難先猶抱一介寒儒的姿態，只是遇有慶典，才外加黑緞馬褂。由於“衣服太陋”，與官場衣著風俗相悖，張難先屢遭人輕薄。1927年夏，剛卸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張難先取道上海返回湖北。在杭州到南京的途中，張難先在上海遇交通處長李範一送車。“其時寧都初定，車之擁擠特甚”。上車後，見有一空位，李範一請張難先就座。哪知旁邊一年青軍官見罷，不願讓座：“不能坐，我還有人。”其實無人，只是想佔多一位睡覺。李範一和藹地說：“好同志，讓這位老人坐一下，你人來了再說。”軍人拒不同意，還與李範一發生衝突。年青軍人之所以拒不同意讓座，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見餘年老衣粗，益輕薄之”。李範一憤怒地指責年青軍官：“當以渠衣履粗惡耶？渠為監察委員。汝若干人，給票我看。”年青軍官實無票，被鎮住了。旁邊的乘客都勸張難先乘機坐下。但李範一離開後，年青軍官卻不依不饒，說到了南京，我不拉你到總司令部我不叫人。
當驗證了張難先的身份後，年青軍官羞愧難當，說：“我實瞎了眼睛，千萬要先生饒恕我。”張難先卻笑著說：“這算不得一回事，吾一生遭此屢矣。無怪君，只怪餘衣服太陋。”年青軍官慚愧，列車到站後，“鞠無數躬謝去”。（劉秋陽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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