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

明朝太庙分东、西壁分别以亲王、功臣配享，亲王配享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定型以后，人员稳定，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发生过变化。同亲王配享的稳定性相比较，功臣配享却有不少的变动，那么明朝太庙配享功臣的变化，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变动和权利斗争呢？

太庙

一、洪武、洪熙时期太庙功臣配享变化

明朝建国，对功臣有两个表彰祭祀的地方——“功臣庙”和太庙配享。第一种“功臣庙”，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当时功臣还没有专门祭祀的地方，于是在鸡笼山设祭坛，用来祭祀已经故去的功臣胡大海、参军李梦庚、郎中王恺等人。次年春，在鸡笼山开始兴建功臣庙，用来表彰和祭祀功臣。六月，功臣庙建成，用故去的大臣的功绩大小作为排序，共有二十一人入庙。

正殿：有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王爵，西序：越国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等公爵，东序：西海公耿再成，济国公丁德兴等公爵。

两庑各设牌一，总书“故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之灵”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和十七年（公元1384年）分别改扩建功臣庙，但并没有增加或改变功臣次位。

第二种，太庙配享，太庙配享在《明太祖实录》有记载：

洪武二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庙。以功臣廖永安、愈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配享。设青布六间于太庙庭中，内设配享功臣位。

洪武三年三月壬辰，太庙配享，增常遇春一位，八月定功臣配享仪，常遇春以下凡八位，于庙西庑各设排位，东向。

洪武九年十月乙未，新太庙城，以功臣开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侑于西庑。

是哪十二位配享太庙？《大明会典》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初定仪，（太庙）功臣配享十二坛，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黔宁王沐英、虢国公俞通海、蔡国公张德胜、赵国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泗国公耿再成、永一侯桑世杰。

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功臣庙入祀功臣和太庙配享功臣虽不尽相同但却又密切相关。太庙配享功臣中桑世杰不在功臣庙。而功臣庙中的冯国用、丁德兴、吴良等10人不在太庙。但太庙配享的11人（除桑世杰）外也是功臣庙的主体。

明初开国，武臣最重，这可以从功臣庙和太庙入祀和配享的功臣来看，这些人都是随朱元璋攻城略地、夺取天下的得力干将，而且两庙中没有文臣，这也反应出明初“重武贱文”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画像

二庙功臣的位次都以爵位高下为序，即二庙的入祀标准主要是根据功臣的功勋而定。二庙功臣又有所不同，功臣庙是“死者塑像，生者虚其位”。太庙则无生者配享，所祀为功臣庙中勋爵显要者。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所记载的二庙功臣入选有着值得怀疑的地方，《明太祖实录》经建文、永乐三次修订，已不是原貌，并且《实录》中记载的功臣庙祀及功臣太庙配享，采用了“追书”之法，对洪武朝事是后世以事实为依据却又改撰，所以后人对此多有辩驳，在此不多叙述。

洪熙年间，明成祖朱棣取代建文帝，成为了大明帝国的主人，随着改变的还有太庙配享功臣。永乐皇帝朱棣初为燕王，就藩北平，史称“智勇有大略”。在公元1399年起兵“靖难”，经过四年多的战争，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

朱棣用武力夺取帝位，“靖难之役” 让朱棣登上皇位，也产生了一批“龙兴之臣”的功勋武将。洪熙元年，以功勋武臣河间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配享永乐帝于太庙。

与洪武年间，只是武将配享庙祀不同，洪熙年间与这三位武臣配享太庙的还有一位文臣，他就是姚广孝。姚广孝初为僧人，法号道衍，在建文帝实行削藩后，密劝朱棣起兵，道衍虽然没有亲临战场，却对朱棣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朱棣称帝后，让他复姓，赐名广孝。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去世。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太庙。

姚广孝身份特殊，是配享太庙中的唯一一位文臣。不过，姚广孝虽然是文臣，却运筹帷幄，多武功，类似于武臣。这表明洪熙年间在决定配享功臣时，虽然稍有变通，却还是基本恪守了“太庙专以武臣配享”的祖制。

随着张玉、朱能、王真和姚广孝配享太庙，洪武朝功臣与永乐功臣各自以爵位而序，排定位次，太庙西庑增加了河间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荣国公少师姚广孝。至此，太庙共有八王、七公、一候共计十六人，这样的格局一直保持到嘉靖年间。

<strong>此次太庙功臣的变化，反映出了朱允炆和朱棣的政治斗争，最终以朱棣胜利告终。

姚广孝和朱棣

二、嘉靖年间太庙配享功臣变动

嘉靖时，“黜姚进刘”是嘉靖时太庙配享的第一次变动，“姚”就是姚广孝，“刘”就是刘基。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八月，《明世宗实录》记载：

上谕辅臣曰：“廖道南尝言姚广孝弗宜享太庙……但光孝系释氏徒，使同诸臣并食于德祖、太祖之侧，恐犹未安……当撤去，即移祀于大兴隆寺内。”

黜祀姚广孝主要是因为他是佛教徒。一方面，从礼制上讲，佛教徒配享太庙受皇家祭祀，不符合儒家礼仪。另一方面，还在于嘉靖初世宗掀起的灭佛之风，遍及宫廷内外，来势迅猛。比如嘉靖六年十二月，毁皇姑寺，散其党，核僧徒；嘉靖十五年五月，毁禁中大善佛寺，得佛骨万三余斤，毁佛像一百六十九座。嘉靖黜佛，屡屡摧毁寺庙，驱逐僧众。同时出台了强令僧人还俗，严禁僧人设坛说法等措施。

至于嘉靖灭佛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嘉靖醉心道教，好道必定仇佛，也或许是佛教势力与孝宗、武宗以来的政治集团关系密切，嘉靖欲借此达到打击以慈寿皇太后、杨廷和等为首的敌对势力，因此此次，配享太庙的变动是政治权利斗争的一个方面。总之，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姚广孝被扫出太庙的大门。

在姚广孝被除祀后的第二年，即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刑部郎中李瑜上疏嘉靖进祀刘基。在奏章中，李瑜建议让刘基配享太庙。在后续的廷议中，认为刘基在朱元璋起兵时的奇谋和大政方针都依赖刘基，最后由嘉靖裁定，让刘基配享太庙。

黜姚广孝和进刘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姚广孝和刘基二人有共同之处，两人都是文臣且兼具韬略，以文臣而建军功，类似于武臣。二人之间的相似性使刘基成为代替姚广孝配庙的最佳人选。因建军功，类似武臣，所以符合祖制，又因为是文臣，在廷议时，群臣都能一致同意。如果仅仅只是罢黜姚广孝而没有进补刘基，那么就意味着文臣在太庙中仅有的位置和就不复存在。<strong>文臣群体意识的凸显，表明明初“重武轻文”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

明英宗之后，文臣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出征时由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臣只负责领兵作战。从此文臣统帅，武臣领兵，就成了定制。督抚之设本意就是用文臣节制武将，防止其跋扈，结果就是武臣的地位越来越低。正德之后恩泽都是武职，更是被人轻视。

中央有部、科，地方上有督军、总督、巡抚，重重大山压制在武职官员上面。五军都督府的职权越来越轻，将军元帅的地位如同小兵一般。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皇帝进行孔庙祀典改制，要去孔子王号，降低孔子的祭祀地位，却遭到了文臣们的反对。嘉靖恼怒的说道：

设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名去之，必翕然封顺，必无一人言之曰，此圣祖所存也。

嘉靖的这一段话，道出了文臣对有关群体荣辱的孔庙祀典的扶持之心，孔庙尚且如此，更何况太庙配享？

嘉靖年间的货币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武定侯郭勋请将其祖郭莹配享太庙，初下廷议却没有通过，郭勋便在嘉靖面前说道：

往年进基（刘基）享，以文臣故，举朝翕然顺从，臣祖英（郭英）武臣，乃纷然阴忌。

从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基能够配享太庙既是其功勋类似开国武臣，同时也反映出嘉靖对文臣们的意愿。

而嘉靖年间的另一次太庙配享的变动就是添祀郭英，郭英是大明帝国的开国武臣，但在明朝名将如星的时候，他的功绩并不显赫，但他寿命长，历经三朝，所以不肯能在洪武时期配享太庙，因为明朝祖制太庙生者不能配享。然而，作为武臣，郭英却能在“文尊武卑”的嘉靖年间添祀太庙，确实匪夷所思。

而郭勋能够配享太庙离不开他的六世孙——郭勋。郭勋早在正德年间，就开始为郭英配享太庙大造舆论，撰写《三家世典》，把郭家和徐（徐达）家、沐（沐英）家并列，移栽攀附徐家和沐家，为郭英配享做进阶。

嘉靖初年，郭勋又仿造《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撰写《英烈传》，说郭英生擒张士诚，射杀陈友谅，这本小说甚至传入内廷，让人动容。

当然，最主要的是郭勋备受嘉靖崇信。嘉靖初年，郭勋支持“议大礼”而获得嘉靖的青睐，嘉靖九年郭勋领导修建天坛和地坛，而且郊、庙大礼除了嘉靖亲行之外，都用郭勋代行大礼，从这些来看，嘉靖对郭勋的信任和倚重。郭勋卖力，嘉靖满意，在这种背景下，郭英配享太庙才能得以实现，虽然廷议没有人支持郭勋的提议，但嘉靖却能力排众议，使郭勋遂了其祖配享的心愿。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郭英配享太庙后，太庙的功臣位次也得到了调整，此前，二庙功臣，以王、公、候、伯的爵位为排序，洪武朝功臣以徐达等各自为序，永乐功臣以张玉为各自为序，而刘基作为伯爵却在列于六王之后，群公之上，在这次郭英配享太庙后，礼官根据上意，把次序做了调整，郭英位于桑世杰之上，刘基调在了末位。

郭英画像

三、从太庙功臣配享分析明朝朝堂上的文武之争

纵观汉、魏、唐、宋诸朝功臣配享都有两大特点：一、文武兼备，二、君臣相对。其臣配其君，如房玄龄、杜如晦配唐太宗，王安石配宋神宗，这就使得功臣配享随时增加，处于变动之中，不仅仅限于开国功臣。

而明朝却与前朝不同，由于洪武开国、永乐靖难，武臣尊崇，遂形成了太庙配享以武臣为主的局面。而武臣名将却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最多，后世萎靡不振，所以太庙功臣只有明太祖和明成祖年间的武臣，明仁宗之后就没有武臣再入太庙。

武臣从祀与太庙，所以彰武功；儒臣从祀与孔子庙，所以表文治——《明神宗实录》

这就话虽然出自万历年间，却是对明代配享太庙功臣的总结，代表了朝廷对功臣配享象征性的认识。刘基、姚广孝能够入太庙，对文臣来说，两人是文臣的代表，对朝廷来说，两人虽是文臣却多军功，与武臣类似。刘基能够在嘉靖年间入享太庙，实际上是两个原因都有。

随着明朝转入太平盛世，文臣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要求改变后世文臣不得配享太庙的呼声越来越高。弘治时期，文臣丘濬上书，建议选一个“正经”的文臣配享太庙，却未被弘治采纳。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九庙建成，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上书，建议选文臣入享太庙，其建议实际上是继承了丘濬的思想，一方面代表了文臣，提出应该以汉、魏、唐、宋为法，太庙配享不必皆用武臣，文臣也应该配享，另一方面，主张不必只配享开国之君，守成之君也应该有配享之臣。

夏言画像

但无论不管怎么建议，两者的思想都一样，就是文臣要配享太庙，但夏言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嘉靖采纳。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太常寺少卿李宗延也上书建议文臣配享太庙，明熹宗也未采纳。

结语：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武臣配享太庙”成为明朝一个相沿不变的“祖制”，即便后续的变动也是在恪守“祖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比如姚广孝和刘基，虽是文臣却都是以军功而入太庙。

尽管配享太庙的变动是在“祖制”的约束下进行，但我们还是能够从这些变动看到明朝政治活动的变迁和文武之争，比如权利斗争对明朝宗庙祭祀的影响，比如“靖难之役”、“嘉靖灭佛”等，从明初的“武尊文卑”到明中后期的“文尊武卑”。<strong>总之，配享太庙功臣的变化，不止是增减一人那么简单，能够清晰的反映出明朝国家祭祀制度的政治特征。

参考：

《明史》

《三家世典》

《国史考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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