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三先贤：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从左至右）
1755年2月10日，星期一。这一天，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溘然长逝。在互相敌对的派别围绕着他明争暗斗之时，他力图使每一方都得到某些程度的满足，使自己在既不触犯宗教，又不背弃自己著作所阐述的信念下死去。
孟德斯鸠逝世的第二天下午五时，遗体在圣苏普里斯教堂入殓。狄德罗是唯一在场的启蒙哲人。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孟德斯鸠的坟墓被捣毁，遗骸不知去向。
与狄德罗对孟德斯鸠遭受的攻击余怒未息不同，一位勋爵在《伦敦晚邮报》为其逝世所发表的文章中，表明了他将目光投向了未来：他的事业使他的名字光辉夺目，只要正直的理性、道德义务和法的真正精神为人们所理解，为人们所尊重，并为人们所维护，他的事业就将使他永存。
那么，他的事业是什么？孟德斯鸠作为“哲人”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他和当时影响社会的启蒙思想家们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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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是否可属启蒙思想家之列？在18世纪，“哲人”一词含义几经变化，多种含义相互交错。在18世纪60年代，该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因此，这一问题最为确切的提法是：孟德斯鸠的著作和观点，是否与18世纪60年代以狄德罗、爱尔维修、达朗贝尔以及杜克洛为核心的那些思想家相一致呢？他与生活在他的时代的那些思想家之间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如何？他与那些思想家在作为他们的特点的共同目的方面，又有多少相同之处？
就观点而言，孟德斯鸠与哲人中的自然神论者相去无几。同他们一样，他主张宗教宽容，热爱自由。事实上，自然神论者这些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了他的影响。他的影响在意大利最有特点的哲人贝卡里亚身上，表现最为明显：“我转向哲学已有五年，阅读《波斯人信札》是我这个转变的原因。”孟德斯鸠区别于启蒙运动的许多人物的最主要的方面，在于他的学识博大精深，他在后半生无疑是启蒙运动中继吉本和弗雷莱之后的最博学的学者。但是，孟德斯鸠的学识，几乎都是在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罗马盛衰原因论》算不上学术的丰碑，铭文与语史学院大门从未向他敞开，他从不属于反启蒙思想的那派学者。他的观点和著作使他成为启蒙派的一员：无论是启蒙派还是启蒙派的敌人都这样看。他在私人交往方面同样如此，诚然，一位强烈反对启蒙派的人，菲利波、维努蒂和巴尔博的密友(尽管巴尔博并不甘愿承认)勒弗朗·德·蓬皮尼昂和孟德斯鸠一直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并把加斯科赠给孟德斯鸠的女儿丹妮丝的几首诗作译为法文。诚然，孟德斯鸠对于伏尔泰，尽管在社交场合偶尔相遇，但从不掩饰他的厌恶感。不过，这还不是一切，也不是最要紧的。
伏尔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主张开明的君主政治，强调自由和平等。 代表作《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老实人》等。
在孟德斯鸠生命的最后年代里，学士院中有9名院士可以被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派，他们是丰特纳尔、梅朗、迪雷奈尔(蒲柏的《人论》的译者)、米拉波、莫佩尔蒂、伏尔泰、布封、达朗贝尔和杜克洛。在这些人之中，孟德斯鸠从青年时代就认识丰特纳尔和梅朗。莫佩尔蒂是他的朋友和盟友。迪雷奈尔曾受惠于他。他深受布封敬佩。尽管布封在《论风格》一书中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了《论法的精神》，他却一再宣称，只有5个人可称为伟人：牛顿、培根、莱布尼茨、孟德斯鸠和他自己。
尽管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互相敌视，但他们各自又在一定程度上敬重对方。伏尔泰在他的学士院任职演说中赞美了《罗马盛衰原因论》，并在《向一位仁慈者的衷心感谢》中为《论法的精神》辩护。孟德斯鸠则并不否认伏尔泰是一位天才。
达朗贝尔和杜克洛后来成为学士院中启蒙派事业的最有活力的首领。孟德斯鸠对达朗贝尔推崇备至；他给达朗贝尔写信，语气亲昵随便，不分彼此，热情地称颂他为《百科全书》写的《前言》，并为他选入学士院出了力。达朗贝尔比孟德斯鸠年少，他对孟德斯鸠的崇拜可见于他的《颂词》。由于他们之间的友情，孟德斯鸠成了一名《百科全书》编纂者,因为他应达朗贝尔之邀，为《百科全书》撰写了“论情趣”这一条目，于1757年他逝世之后出版问世。杜克洛是相交更早的老友，至少自勃朗卡沙龙之时，他们之间已过往甚密。
学士院之外，爱尔维修是他那个时代最开诚布公、无畏的启蒙思想家，他是孟德斯鸠的密友和创作活动中的知己。雷纳尔与孟德斯鸠也并非素昧平生：除了其他场合之外，他们至少在年迈、仁慈的诗人蒂东·迪蒂耶请客共进不甚丰富的晚餐时，曾经幸会于这位诗人的圣安托万郊区的那幢狭小的房舍里。数年以后，雷纳尔在给一位名声显赫的苏格兰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有幸结识了(孟德斯鸠)，从他那里感受到了崇高的情操，懂得了最伟大的美德和最佳的宗教在于有益于他人这个道理。可是什么时代能产生这样的伟人呢？
最和蔼可亲、最忠贞不渝的《百科全书》编纂者路易·德·若库尔通过克莱拉克的维旺家族，与孟德斯鸠有亲缘关系，因而是他最推心置腹的朋友。狄德罗则在为孟德斯鸠举行葬礼时前往吊唁，以示敬意。在启蒙运动的自然科学作者中，除了梅朗和布封以外，孟德斯鸠的知交还有雷奥米尔，瑞士生物学家阿伯拉罕·特朗布雷和夏尔·博奈(只有书信来往而已)，以及有无限好奇心的秉性欢快的科学家拉孔达明。这位瑞士人并不是孟德斯鸠晚年对其学术活动感兴趣的唯一外国人。他还和沃尔伯顿保持着书信往来。沃尔伯顿虽然在英国情况远非如此，但在法国却被看作是启蒙学派的朋友。他和休谟互相通过几封书信，并发现两人志趣相投。他甚至还记述了与一位富有哲学头脑的西班牙陆军上校进行的一次交谈，这位上校敌视耶稣会，却对西班牙启蒙运动的先驱费霍颇有好感。孟德斯鸠没记载这位上校的姓名，很可能是阿兰达，1753年阿兰达正在法国，据说与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孟德斯鸠有交往。他后来成为西班牙最显要的政界人物之一。
德尼·狄德罗（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于1732年获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当过家庭教师，翻译过书籍，结识了卢梭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启蒙思想家。1749年因出版他的无神论著作《供明目人使用的关于盲人的信》而入狱。获释后，他主持《科学、美术与工艺百科全书》，编写哲学、史学条目一千多条。
至此，证据已足。孟德斯鸠晚年在巴黎的交游，他出入频繁的沙龙，他每往必待为上宾的府邸，正是启蒙思想广为流传的处所。虽然，霍尔巴赫此时尚未出名；加利亚尼的卓越口才尚未展现；休谟、沃波尔、贝卡里亚和韦里兄弟尚未与巴黎的社交界频繁交往。但是，启蒙思想家的圈子已经存在，孟德斯鸠是其中最受敬重的成员之一。
那么，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识到了他们有共同的目的呢？换句话说，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他们在发起一个运动呢？
是启蒙学者的敌人促使他们抱成一团，共同投身于一场类似运动的斗争中去。如果他们拥有他们所寻求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他们也许不会形成一个派别。孟德斯鸠的每一部重要著作，都有敌人来反对。《波斯人信札》使他陷入困境，不过从未真正被禁。《罗马盛衰原因论》致不少麻烦，但是由于他采取了防范措施，把原稿送交卡斯泰尔审阅，从而避免了最严重的后果。《论法的精神》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以针对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开始的迫害进步作品的浪潮，此时已成咄咄逼人之势。1745年杜克洛由于他的《路易十一传》遭到攻击。第二年狄德罗也因《哲学思想》遭到责难。1748年初，图森的《风俗论》被付之一炬。1749年，狄德罗又因《供明目人使用的关于盲人的信》被囚禁在万森监狱。1751年底，由波拉德神甫的论文引起了一场危机，结果在第二年首次被查禁。《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版并任人争论的。于是，启蒙派在战斗中逐渐形成。而那些身遭监禁的作者，那些著作惨遭焚毁的作者，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几乎无一不见于二三十年前发表的《波斯人信札》之中，尽管有些采取了隐晦的形式，有些尚在胚萌之中。围绕《论法的精神》进行的一场争论使启蒙派结成联盟，所以，孟德斯鸠在启蒙派形成一个团体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启蒙思想家。
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方面是孟德斯鸠对尚未功成名就的青年思想家关怀备至。在这一方面，他的形象尤其令人肃然起敬。尽管他一生乐善不倦，他在青年和中年时代，并未幸免踌躇满志却怀才不遇的苦恼。他遭受过误解和冷遇。然而，当他功成名就之时，他的品格更臻成熟，更以天生的仁爱之心助人为乐。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作者，尤其那些家境贫寒、来自外省的作者，他关怀入微，慷慨相助，谆谆教导，不厌其烦。在他谢世十四年之后，在巴黎，人们仍在争相传颂他如何虚怀若谷，不耻向任何人学习。
尚在青年时代的苏阿尔，当时正在帮助雷纳尔编辑《法兰西信使》。他写了一篇文章，甚得孟德斯鸠的赏识。孟德斯鸠请求雷纳尔安排与苏阿尔见。会晤时，苏阿尔面对孟德斯鸠竟觉一见如故，毫无忐忑不安之感，对孟德斯鸠崇敬爱戴之情油然而生，直至他生命的终结之日，他一直对孟德斯鸠十分景慕。
Geoffrin夫人的沙龙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在图中。
一位到丹麦作私人教师的年轻新教徒安吉维埃尔·德·拉博梅尔，创办了一家期刊，名为《丹麦女观众》。这份刊物自1749年3月发刊起只发行了一年，但在这一年当中刊登了5封《关于(论法的精神》的来信》，对这部著作赞不绝口，难怪当他返回巴黎，经常光顾普罗柯普咖啡馆时，引起了孟德斯鸠的注意。孟德斯鸠对他不只是以礼相待，邀他共进晚餐，而且把他引见给各位朋友，特别是拉孔达明，还和他一直保持着友善的联系。拉博梅尔后来报答了孟德斯鸠对他的殊遇：《论法的精神》受到攻击，使他感到震惊和不安，他撰写并发表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写在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之后》。他和伏尔泰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笔争之后，于1753年4月24日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几乎半年，主要是由于孟德斯鸠的干预，他才获释出狱。此后，孟德斯鸠还在他拮据的时候，解囊相助。
孟德斯鸠曾鼓励和支持内拉克的一位淳朴的乡村医生约瑟夫·劳兰。另一位来自西南部的医生，早年就受了孟德斯鸠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他就是奥古斯丁·鲁。鲁是波尔多人，据说他在学校里被同学们看不起，老师也不关心他。冬季的波尔多街道冰雪泥泞，他艰难地步行去上学。然而，巴尔博和孟德斯鸠却对他友善相待；孟德斯鸠在巴黎给他找了一个私人教师的位置。有人提出异议，说他缺乏经验，孟德斯鸠说：“鲁先生是一位不必先有经验才能教书的人。”后来，鲁到英国去旅行，把《哲学学报》中的一些文章译为法文，编辑《医学杂志》达十四年之久，为《百科全书》撰写了若干条目，并曾与霍尔巴赫合作。鲁在年轻时曾向孟德斯鸠引见一个同龄人让·达赛。他是朗德省杜阿齐特人。孟德斯鸠决定照料他，指定他为秘书，给他充分的闲暇时间，以便从事他自己的研究。让·达赛后来成了一位知名的化学家，并作了科学院的院士。
另一个得到孟德斯鸠赞助的加斯科尼青年是亚历山大·德莱尔。他曾是耶稣会士，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原则。在《百科全书》行将问世之时，他发表了《培根哲学思想分析》，其中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受培根的启发。他也为《百科全书》作了贡献。他翻译了戈尔多尼的著作，为狄德罗辩白，证明狄德罗并无抄袭之嫌。他希望成为而且确实是一位兼容并蓄、不属于任何一个小宗派的哲人。他既是狄德罗的朋友，也是卢梭的至交，并且发表了以《孟德斯鸠的天才》为题的论述孟德斯鸠思想的文章。
孟德斯鸠出于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和将事业的火炬传给下一代的愿望，对达赛、鲁和德莱尔这样一些贫苦的青年鼎力相助，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有影响的地位。当我们想到这些时，苏阿尔所记述的孟德斯鸠在他风烛残年时所说的一段话，更真实可信了。他说：
有一天，孟德斯鸠对雷纳尔教士、爱尔维修、鲁博士和苏阿尔先生说：“先生们，你们处在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并能获得巨大成功的时代，我希望你们有益于大众，有益于个人的幸福。我虽然有过愁绪，但半个小时的沉思便能将愁绪驱散。我的精力已经耗尽，残年即将结束。
你们起步了，你们要对准目标；我没有达到目标，但却望见了它。人处在本性状态时，虽然与动物区别不大，却很安全，但是人不愿意也没能停留在本性状态。当人向理性升华时，犯了许许多多重大的错误，人的品德和欢愉不可能比人的思想更真实。各民族都拥有丰富的物质和思想，可是，许许多多的人却缺少面包和常识。使人人都有不可或缺的面包、良知和品德的办法只有一个：好好地启迪人民和政府。这就是哲人的事业。”
（本文摘自《孟德斯鸠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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