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進入疫情狀態的第23天。
街上空無一人。偶爾碰見的行人，面戴口罩，神情冷漠。壞消息還在不斷地傳來，新增病例幾乎以幾何級數在增長。抗疫前線不斷傳來新藥研發的消息，但在普通人看來，沒有特效藥，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毫無改變。
許多小區都封閉了，人人自危。日本撤僑詳細查驗之後的報告，簡直令人絕望，其中的多數案例，竟然是無症狀的帶病者。從現在開始，我們與任何人的接觸都有潛在的風險。你不能通過發燒、咳嗽、咽喉疼這些情況去判斷他人是否是帶病者。我們必須關在家裡，不見任何人。
可是，生活還要繼續的啊。即便一再延長假期，我們仍然將要面對返程的高峰；我們要買菜，我們會生病，我們得掙錢養家餬口……人類畢竟是群居動物，現代社會，再嚴格的自我控制，也免不了接觸。
在過去的23天裡，人性的光芒和幽暗，同樣炙熱。越是在瘟疫肆虐之下，一個民族的倫理與人道，越是在經受著考驗。
在這樣的考驗之中，我們表現如何？
一、“壞人”
香港。
一位公司在港的女高管鄧某，1月21日將在武漢的父母接到了香港。到達時，年過七旬的父母已經出現了低燒症狀。
但是鄧不予理會。在一週時間裡，她將父母分別安排住進三個不同的五星級酒店，並且帶著他們在香港的繁華地區吃飯、逛街。
香港的官方在他們入住第一家酒店的時候就已經接到舉報，但在“不能強迫市民去看醫生”的價值底線面前，無法阻止這一家人的病毒傳播。
到了1月29日，由於沒有任何一家酒店願意接納，他們終於被香港衛生署接入醫院。
三人都確診了。
香港人憤怒了，認為他們是“行走的病毒”。
雅安。
1月18日，一位69歲的老人，從漢口坐動車到達成都，然後乘坐私家車返回雅安的天全縣。
在此期間，他四處走動，密切接觸了100多人。更嚴重的是，他在防疫人員面前撒了謊，聲稱自己並沒有武漢旅行史，導致了30多名醫護人員和他發生了密切接觸。
1月27日，他被確診。
武漢。
1月23日武漢封城。在此之前，一共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其中四分之一，是正常的學生放假回家；另外一大部分，是打工人員返鄉，有一大半是回到湖北的其他區域；另外一部分打工人員，分別返回了包括湖南、重慶、江西等地方。
如果這些人情有可原，那麼“不可原諒”的是，在1月22日，收到封城消息的一批人，緊急逃出武漢。根據武漢鐵路局的統計，共有29.96萬人在22日晚間逃出武漢。加上私家車等其他方式，數字應當大大超出30萬。
上海。
傳聞，封城之日，從武漢逃往上海的人數，達到了30萬人。這個數字沒有任何一個權威機構發佈，無法採信。但是，從網絡和朋友圈發佈的情況上看，在23日和接下來的幾日中，開往上海的高速公路和入城關口排起了長隊。這與往年的情況背道而馳。可見，全國各地在此期間進入上海的人，都不在少數。
疫情時期，這些都恐怕是“壞人”吧？至少，幾乎所有的網文中，對他們都口誅筆伐，義憤填膺。上海人更是覺得委屈：這個向來在衛生上潔身自好的城市，如何便成為了這些“壞人”的目的地？
可是，我們怎麼可以責怪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的求生本能呢？上海是一個公共資源、管理能力和醫療條件名列全國榜首的城市，在任何時期內，湧入上海求醫的人數，何止萬計？哪怕新冠肺炎還沒有明確的治療方案，可是前往一個醫療資源最為豐富的城市求生，難道不應該是人的本能嗎？
而香港的女高管和雅安的69歲老人，他們都一樣的心存僥倖。
鄧某在她自己的朋友圈中道歉說：“再次自責和愧疚，兵荒馬亂的一週，需要很快反應做各種決策。我本應該第一時間通知防疫中心並且安排父母去醫院。老人倔強認準沒有病症是小毛病，我很自責不應該沒有預見到沒有公眾意識，遷就老人也有僥倖心理。”
《實習醫生格蕾》中有一段話，當一個人面對災難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否認”。他們和所有確診病人一樣，都在自我否認，甚至有意地去忽略自己的症狀。他們只是想要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呀。
我們誰不曾是心存僥倖者，並且固執地認為自己不會是感染者？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沒有壞人。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是跟你我一樣的、有求生本能的人。
什麼樣的人是壞人？是那些明明知道已經患了傳染病，還要到處去散播疾病的人。像之前曾經出現過的，已知自己是HIV攜帶者，卻到處進行無防護性交流的人；還有，這一次傳聞的，即將被隔離卻往健康人身上吐口水的人。
他們在報復社會，故意傳播。他們的作為，無異謀殺。
而香港女高管、雅安老人、逃離的武漢人、進入上海的外地人，他們都只是求生者而已。他們應該得到的，並不是譴責，而是同情，至少是同理心。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行為沒有任何問題。
至少，他們都是自私的人。
現代社會最偉大的進步，在於人性得到解放，個體主義成為社會的共識。但是個體主義的其中一個核心，恰恰在於公共職責。個人的發展是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而從這個社會而言是，風是公共的，雨是公共的，而個人也是公共的。因為只有公共領域總體健康，個人的安全和權益才能得到相應的保護。
那些將自己隔離在武漢的人，不僅是對個人負責，也是對整個國家的公共健康負責；那些在外地將自己的武漢旅行史暴露出來的，是對地方的公共健康負責。
騷客文藝公號的創始人易小荷，從老家父母處得知自己曾經和確診患者同個航班之後，主動跟疾控中心取得聯繫，因而被隔離幾天。（易小荷：和感染者同機的我，在上海被隔離了）
他們都是具有現代公共性的個人。雖然這是現代人起碼的自我修養，但在一個危難的時刻，能夠保有這種公共倫理，抑制自己的自私本能，他們值得尊重。
逃離者、否認者、行走者，我們不應痛恨、不應譴責、不應歧視。但是他們是缺乏現代公共倫理的自私主義者。
在疫情爆發之後，我們首先面對的，就是社會公共倫理的大面積缺失。
二、烏合之眾
武漢人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了，甚至成為病毒的代名詞。離開和逃出武漢的五百萬人，面臨了比滯留當地還要悲慘的命運。他們到處被拒絕，到處被歧視，到處被放逐。
湖北人的處境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們幾乎在城市和鄉村都被拒絕進入，路障和封鎖遍地皆是。如果他們沒有及時地返回家鄉的話，都成為喪家之犬。
網絡上看到的封鎖觸目驚心。封村，封路，封城，到處都在用我們的水泥築起我們新的長城。還有帶著土製武器的猛士在守四方，包括那些粗野標語……所有的地方，都在用粗暴並矯枉過正的方法，保護自己。
香港一千多醫護人員罷工了。他們的訴求，是封港。
這是病毒恐懼之下的烏合之眾。他們在群體內部形成了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從而排斥外界的任何信息與矯正。他們以為，只要內部形成了鐵板一塊，拒斥外來的風險，就能夠安然無恙，度過危機。
然而，事與願違。到處存在的封鎖與拒斥，帶來了幾個嚴重的後果：其一，逃出群體中的帶病者被迫流浪。根據研究，病菌在離開人體後能夠存活48小時，根本無法有足夠的信息瞭解病菌停留在什麼地方，之後任何形式的接觸，都將擴展病菌的傳播，這些傳播無從監控；其二，封城封村，導致政府和民間的物資流通極其困難，加劇了物資的短缺和無法有效的分配；其三，在缺乏足夠醫療條件的農村和貧困地區，一旦有人感染，急救、監控、物資配送都將十分困難，一旦發生次生災害，便是毀滅性的。
烏合之眾的歧視和封閉，在於它並不會帶來整體福祉，反而會製造更加劇烈的恐慌。烏合之眾並不掌握核心的信息和專業知識，對於權威信息往往置若罔聞，他們多數根據以訛傳訛的信息而行動，於是便容易造成大面積的失控。我家鄉福建的一個小縣城，在兩天的時間裡哄搶大米，一時造成了大米短缺；而多數地方，“神藥”板藍根早已缺貨，後來雙黃連也在全網斷貨。
歧視所帶來的直接後果，自然是社會分裂。控制疫情的傳播，核心在於信息的透明和公開，民眾之間的互助和關懷，以及政府與民間的協作。
生活在歧視和排斥陰影下的武漢人和湖北人，其本能的反應是隱藏自己的身份，甚至隱瞞自己已經出現的症狀——雅安老人就是典型的案例。而那些有著湖北旅行史的人，到處都可以發現自己的危險處境。在沒有足夠信息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和及時救治的情況下，他們能做的是什麼？
隱瞞是本能反應。
缺乏信息流通和民間及時反饋的政府，被迫孤軍奮戰。在全國都已經有確診病例的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員、資源和物資儲備，它只有依靠“人民戰爭”的力量：及時的信息溝通，民間物資的全面捐助，有能力者的物流與知識援助。但是壁壘森嚴、各自為戰的狀況，使全國一盤棋的抗疫戰爭，處處碰壁，舉步維艱。
流浪的武漢人和湖北人無法定位，物資和人員無法及時到位，城市和村莊中的帶病者無法及時發現，便會造成逐步的失控。前期各自為戰的潛在風險，將會逐漸的呈現出來。這些烏合之眾，在自我保護的旗幟下，面臨著被大規模反噬的危險。
全民性的對武漢人和湖北人的歧視，帶來了難以彌補的人群撕裂；在未來的災後重建中，也會帶來巨大的風險。盧旺達大屠殺之後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對抗，迄今仍在繼續；伊拉克庫爾德人的獨立訴求，便來自於長久的備受歧視。
武漢人和湖北人，都是無辜的受難者。在過去多年的野生動物交易與消費中，菊頭蝠所攜帶的新冠病毒，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爆發。武漢人不是有意的傳播者，他們不是罪人，他們和我們所有人一樣，都是人類自以為是的發展觀的受害者。
因為他們成為了集體受難者，所以，以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才是關鍵。他們身上的確存在攜帶病毒的風險，因此，將他們集中安置，定期檢查，分配人員和物資進行及時的診療，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應有之道。
以同情的心態去看待他們，讓他們停止流浪，分配合適的醫療人員和資源進行集中的收治，這是現代的公共衛生常識，也是一種現代的基本人道主義。
倫理從來看上去是無用的東西，但它恰恰總是最實用的藥物。
三、好人
“逆行者”成為最美好的詞彙了。
過去名不見經傳的許多名詞，如今成為了新的流行語。金銀潭，上海醫療隊，陝西、浙江、江蘇，數十支醫療隊逆行進入武漢和湖北，成為“戰疫”的中堅力量。這既是他們的職責，也是他們非凡的勇氣。
他們是毫無爭議的好人。
當然不止這些好人。疫情嚴重，普通人常常會手足無措，甚至陷入一種無所適從的焦慮狀態。在疫情爆發的最初階段，我也度過了數天極為恐慌的狀態——既沒有找到資源去援助武漢的醫護人員，找不到物流通道，去寄送少量口罩和酒精；我連怎樣的口罩和消毒液是適合醫療人員使用的，都無法確認。
在公共衛生領域中，具備專業能力的只是少數人：醫生、護士、病毒學家、藥品製造商、醫療物資生產者、政治決策者。
但我逐漸發現，要做個好人並不難：那就是履行你的公共職責，幫助社會消除恐慌，反對歧視，建設有助於控制疫情和互助精神的公共精神，關心公共福祉與價值。
那些追尋真相、破除謠言的報道者，那些協助運送物資和打破隔離的民間組織者，那些在路上給出溫暖的擁抱者，那些把武漢人和湖北人留下來的收留者，那些大聲疾呼反對歧視者，那些緊急出動保護被愚昧的寵物主人遺棄的動物保護者……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
他們都是具有公共倫理，關心社會公共福利的現代人。
廣東人作出表率。在排斥武漢人最嚴重時，他們給流浪的武漢人提供了集中的住宿，並且派醫護人員進行檢查；上海人是模子，他們從來不宣佈封城，並且對於返回上海的人從來不做歧視性的處理，他們也從來沒有洩露過任何一份武漢返回人員名單；日本人很溫馨，在給中國的包裝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所謂的好人，無非是在這樣的一個時期裡，更加重視和發揮自己的公共責任與公共倫理。沒有一個政府是全能政府，沒有一個社會是全能社會，沒有一個地方有無限的資源與儲備，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突發的危機和災難中從容面對。
但一個社會的粘合和健康，恰恰在於整體社會的協作、互助與關懷。
23天之後，我們需要的是湖北人特別是武漢人的自我隔離與剋制，既保護自己，同時也得保護別人；需要其他地區的人，同情與關愛武漢人、湖北人和有武漢、湖北旅行史的人，給予他們接納和管理，提供他們生活所必須的用品和食物，撫慰他們惶恐的心理；需要有錢的出錢，從全世界範圍內去購買物資；需要有力的出力，去安排物流、轉運和其它抗疫所需要的事務；需要具有社會科學知識的人，不斷地去發掘真相，反對流言，反對不作為者，反對禍國殃民的撒謊者。
這便是瘟疫流行時期的好人——關心公共健康，關心公共價值，關心國脈。
公共倫理與責任，是我們在40年超高速的經濟發展中，缺乏訓練的一環。以至於當危機來臨時，人們本能地表現出來的自私、歧視、封閉、隔膜、暴力、惡毒、拒斥，都不過是在那一刻所呈現出來的自然反應。
公共倫理與民主一樣，是需要訓練的。而這種訓練，在瘟疫肆虐的時期，更加重要。因為它能夠起到的作用，恰恰是最能夠幫助控制和消滅疫情。
不要被現代化的表象所嚇阻。城市的擴張和現代辦公的興起，並沒有改變人性。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不正是來自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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