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里？

首先，量刑不一样。从刑罚的角度，两个罪名的区别在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最高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其次，犯罪的主观故意存在明显区别。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辨析这两个罪名，一个主要的区别就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如果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方面表现为当事人具有犯罪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也就是说当事人明知所实施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如果认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方面表现为当事人的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即当事人对其使用其他危险方法可能发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结果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或者应当预见这种严重结果可能发生，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了这种严重结果。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主观性的判断，尤其是到底属于“放任心理”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往往容易产生争议。

4、特别强调，“放任”心理状态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当事人明知所实施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放任这种危害后果发生，在这种“放任”心理状态下，其行为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比如在上述案例4中，云南景洪的一名新冠患者在确诊后，当晚趁医务人员在处置其他病人时“逃离”医院，这名患者的主观方面就属于“明知所实施的行为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并且放任这种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属于间接故意，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那么如果当事人行为时还没有确诊为新冠患者呢？我们认为，需要综合考察患者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比如患者行为时社会大众对疫情的认识程度和相关部门采取防控措施的程度、患者已经离开重点疫区多长时间、患者自身有无症状、是否疑似、是否确诊、是否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案例当事人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最初并没确诊，有的可能只是疑似感染，或只是密切接触者，有的甚至还没有明显症状，那么，这些患者的主观心态上可能都抱有侥幸心理，到底是属于 “放任心态”，还是属于“基于自信造成的过失”？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准确适用罪名，可能需要更加全面的审查判断。

5、当前国家司法机关的态度

在当前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我国司法机关释放了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严惩相关犯罪的信号。1月27日，最高检察院发出通知，明确提及要严惩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及疑似病症故意传播病毒、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治疗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1月28日，最高法院党组召开专题会议，要求认真贯彻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依法严惩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各类犯罪。2月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制发《关于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相关刑事犯罪的紧急通知》，对全省法院依法稳妥做好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刑事审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依法严惩疫情防控涉及的9类36种刑事犯罪。

6、“非典”时期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

早在17年前，为及时解决办理涉“非典”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明确规定：

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7、建议

首先，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广大公众应当积极配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报告，主动隔离，不要隐瞒，不要聚集，减少外出，就诊时要如实介绍自己的居住史、旅行史、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切实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健康负责。

其次，严格依法办案。在此，我们想强调和呼吁的是，在当前形势下采取从严的刑事政策、让全社会更加意识到疫情防控重要性的同时，一定要准确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个罪名，定罪量刑仍然要遵从刑法规定，遵循主客观统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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