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已超过千例，目前没有报导过一例尸检。早一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2月14日，华中大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刘良教授通过媒体发声。
这一呼吁更是众多业界同道的心声。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邓永键教授向《健康报》表示，非常赞成刘良教授的呼吁和实施新冠肺炎的尸检：“这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尸体解剖，迟迟未能进行，值得反思。”
主刀完成世界首例SARS尸体解剖的原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主任兼南方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彦青教授接受《健康报》采访，并一再表示：“非常、非常遗憾，这一问题亟待重视，尽快开展尸体解剖、病理研究。”
病理解剖是最可靠的最终诊断
“非常遗憾。SARS与新冠肺炎病毒不是一回事，它是SARS的姊妹株，引起的病变也可能不一样，所以急需尸体解剖看到病变，通过病理检测证实才好，而现在无从知晓。”丁彦青对记者说，“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和疾病转归的科学，也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可以说，病理解剖是最可靠的最终诊断。如果有尸体解剖的支持，观察到可靠的病变，明确死亡原因，可以为临床的诊断与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新冠肺炎仍有一系列关键疑问没有回答。”邓永键指出，比如：第一、病毒来源；第二、病毒损害器官的病变特征；第三、病毒与机体各器官、细胞的亲嗜性，分布方式，有否在胃肠道、泌尿道、生殖道内分布的可能；第四、病毒损害器官、细胞的分子基础；第五、治疗该如何根据器官病变来进行针对性调整，降低死亡率；第六、病毒侵害后的病变模式等问题。
“目前，病理解剖基本上能够解决第二至第六这一系列的疑问。”邓永键强调，“病理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石，不要让病理学家在国家重大疫情期间成为旁观者。遵循可测量、可视化的科学精神，病理尸体解剖能够提供新冠肺炎的可靠科学依据。”
尽快完成死亡病例的尸体解剖，同样得到了来自临床专家的支持。北大援鄂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安友仲教授表示，目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多脏器损伤，已基本成为临床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共识，但这些判断都来自对各项临床指标的判读。
“比如，尿蛋白的发生意味着肾脏出现病变或损伤，这种损伤可能来自病毒攻击，但在缺氧性应激反应状态下患者也可能会产生肾脏损伤。”安友仲指出，功能损伤往往具有形态学变化的基础，“当年我们对H1N1甲流感染去世后的病人作尸检，其心肌、肝脏等器官亦充血肿胀。病毒破坏细胞后随循环播至全身，可能有侵嗜力的差别，但不会仅仅侵嗜一个器官。因此，欲科学全面地了解新冠病毒给人体带来的损害，亟需对死亡病例进行尸体解剖和病理检查”。
安友仲表示，通过尸体解剖不仅可以看到死亡患者器官的具体形态、是否有炎症反应，还可以利用核酸探针等技术对不同的人体组织切片进行病理检测，观察病毒对各个人体组织和器官是否造成感染、对哪些器官造成的损害更大、病毒攻击的靶点在哪里等情况。“从病理学的角度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患者临床救治，特别是危重症患者的抢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令业界着急的是，这一重要工作还未开展。“条件不具备，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引起重视。”丁彦青直言。
据了解，武汉市许多个定点医院对病理解剖表达了积极态度，却无法提供解剖场地的支持。
丁彦青告诉记者，针对烈性传染病的尸检需要在P3级的尸体解剖室中开展，目前基本没有可供尸体解剖的场地。国内只有北京地坛医院一家，也是在SARS之后建起的。在武汉当地，目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教授卞修武的积极推动及带领下，已初步建立帐篷式符合标准的尸体解剖室。“我们期待奋战在武汉前线的卞修武院士能尽快争取到新冠肺炎的尸体解剖，为取得抗击疫情的顺利作出病理人的贡献。”
丁彦青说：“在广州，我们也进行了争取，但由于医院没有收到正式文件，病理解剖的事情只能暂时搁浅。事实上，国家卫健委发布过相关指导性文件，但广州目前没有一家符合标准的烈性传染病尸体解剖室。所以，我们也正在积极地呼吁与沟通，应该在广州积极快速改造或新建一间符合标准的尸体解剖室，尽快开展相关工作。”
“做好防护，我们病理人不怕。”丁彦青记得他做首例SARS尸检的时候，当时只知道出现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有多大的传染性不知道，连这个病叫什么名字都没定。“当时还没有专门的防护口罩和隔离衣，我就穿着这白大褂，加两层一次性手术衣，外面套一件塑料围裙，戴上两层口罩，这样就上手术台了。”
SARS防控研究，病理解剖功不可没
SARS暴发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被确定为死亡病例的定点尸检医院。2003年2月11日，丁彦青带领团队主刀完成了第一例SARS死亡病例的尸检，其后又做了三例，为SARS病因的明确、发病机制、治疗、防护、预防再发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的建立，均做出了突出贡献。
“那是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患者，也是广东省第一位因SARS离世的患者。我们观察全部脏器看到，病变非常严重。肺部、肝脏、脾脏、淋巴结、心脏等器官都有病变。尤其是肺部严重的肺水肿和组织坏死，肺泡上皮增生，肺泡充满渗出物，肺透明膜形成等。”丁彦青根据病理变化和特殊染色证实，观察到病毒包涵体，确定是病毒感染。“重复做了3次检验，都是这种结果。之后13日解剖的第二例，也是这个结果。我们确定它是病毒性肺炎。”
在这之前，新华社发布了北京同行的结论：“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当天晚上，丁彦青仍坚持“不是衣原体，是病毒”的判断，并写下了四条依据。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两条信息来源于病理解剖观察结果：第一，衣原体肺炎属肺间质肺炎，肺泡隔会增宽，但这次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尸检显示，肺泡隔变化不大；第二，在本次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病例中找到了病毒包含体，这是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的重要依据。
正是因为病理解剖拿出有力证据，丁彦青团队指出：病原是病毒，也排除了社会上有关炭疽、鼠疫的传言。
基于这4例尸检结果，丁彦青团队陆续开展的病理研究包括：肺部、淋巴结、小血管等部位。“我们总结了4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英国《病理学》杂志上。对当时SARS的防治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丁彦青团队首次提出肺和免疫器官是SARS病毒攻击的主要靶器官，首次提出“促炎症因子”过度表达与SARS急性肺损伤及全身多器官的损害密切联系新观点，有效指导临床实践。
以史为鉴，尿液传播研究亟待开展
关于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研究，丁彦青特别强调，尿液传播途径更是亟待关注的研究方向。
而这一观点也是基于既往的SARS研究结果提出的。他们应用原位杂交及免疫组化发现在肾远曲小管内存在病毒，由于SARS与新冠肺炎有相同的受体ACE2，肾远曲小管存在病毒的可能性很大。
“2003年之后，我们开始对SARS病毒在人体内的分布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人体皮肤汗腺、肾远曲小管等多个器官均存在SARS病毒，并于2004年5月首次提出，SARS除呼吸道、消化道外，还可能通过汗液和尿液传播的新观点。《自然》主编专门为此发表新闻评论，还配上一张握手的照片，说中国专家发现了SARS传播的新途径，提醒我们要加强预防，要戴手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官员提醒医护人员要注意戴口罩、洗手。”丁彦青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极有可能是SARS的“姊妹株”，因此传播途径会高度相似。“当然，这一猜测也必须要有尸体解剖情况，才能确定，用以指导临床实践。”
在丁彦青看来，“任何一个新的病毒出现，必须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病理机制，一直坚持下来。”
即便是SARS过去三年后，丁彦青还在做相关研究。2006年该团队首次在SARS尸检组织中找到SARS病毒功能性受体。他们发现，在SARS病毒侵入人体后，通过SARS功能性受体激活感染病毒的细胞，导致发病。
“这意味着，如果能早期运用相关检测技术，找出病毒所在部位，将有利于SARS的早期预防性治疗，减少SARS对人体的损害。”丁彦青说，“我们搞科研的，不能这样一味追’热点’。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SARS列为烈性传染病，现在我们对其机理已经熟悉了，但还有散发的可能。而且既然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清，研究就不应该停止。南方医科大学病理学系还保存着4例SARS病人的尸检蜡块标本，其中3例还是全世界最早的3例，研究起来比较方便。”
文： 健康报记者王潇雨 首席记者刘志勇亦有贡献
审核：陈会扬 曹政 闫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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