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从太守到医圣，张仲景用人生书写抗疫传奇。
▶ 南阳医圣祠的照壁，照壁的背面刻写的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
少无官宦志·悬壶济世间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也是当前疫情形势严峻的南阳。
东汉后期是一个瘟疫横行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两段时期，其中一段便是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
东汉末年的30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12次。
公元157年中国人口为5650万，而公元280年仅存1600余万，锐减了3/4。在疫情最严重的中原地区，人口仅及百年前的1/10。
曹操次子曹丕曾写道：”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朗书》）
他的弟弟曹植描述当时的惨状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说疫气》）
这是一个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场景，就像现代都市小学生想不通非洲的饥儿为什么会瘦的皮包骨。
▶ 公元2世纪末,欧洲也暴发了大瘟疫,瘟疫最严重时罗马城每天死亡约2000人。
刘秀光复汉室后，大兴教育之风，“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班固《东都赋》）
南阳是刘秀的“龙兴之地”，又是全国的中心大城市，其学校更多于其他郡，张仲景出身官宦家族，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从小便博览群书。
在当时的年代，医生是“低贱”的职业。
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文化一直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儒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崇尚官文化的文化。
一般来说，张仲景应该刻苦读书，谋得一官半职，光耀门庭。而张仲景却选择做一名好医生。
按照史料的说法，是他曾读到“扁鹊见残桓公”的典故，对扁鹊很是敬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小便埋下了当医生的愿望。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记录在了他后来的《伤寒杂病论》的序文中：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颅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张仲景的家族原本是超过200人的大家族，但在10年间死去的人达到了2/3，而死于伤寒病的竟占到了7/10。正因为感受到家人夭厄的切肤之痛，张仲景才决心发奋学医，博采众方，最终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伤寒杂病论》。
大医担大道·民命重于天
东汉灵帝在位时，张仲景被举为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定为通今达古的饱学之士，人称张长沙。但他后来却把太守一职，做成了一名医生。
在当时，长沙属于“烟瘴之地”，疾病多发，是瘟疫重灾区之一。作为太守，张仲景除了处理公务外，其他时间就是研究医术和看病。
由于当时是封建社会，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张仲景就主动配药，并且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义务分发给老百姓。
到了后来，他干脆在当地的衙门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当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门求医，这种行医方法，也让他有了个绰号：坐堂医生。
这也是如今各地中药店多称为“堂”的原因。后代中医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为了纪念他，也把自己开的药铺称为“堂”。“堂”则逐渐成为了中药店的代名词。
在长沙任职期间，除了长年行医的经验外，他还认识了许多地方名医，医术得到了快速的精进。
到了东汉末年，北方内战愈演愈烈，张仲景辞官回乡，准备撰写他医学生涯最重要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返乡时正值腊月，途中张仲景遇到了很多无家可归的穷苦人，衣不蔽体，连耳朵都长了冻疮。见状，便研制了医治冻疮的方子，名为“祛寒娇耳汤”。他与徒弟架棚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穷人，病人吃后不久便可痊愈。
后来为庆祝耳朵康复和纪念张仲景，人们便仿制“娇耳”的样子做食物，在大年初一吃，如今，“娇耳”已演变为中国饮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称其为饺子。
辞官后，张仲景生活在岭南区域，当时中原的战火并没有波及到岭南，《伤寒杂症论》这套书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辨证立八纲·大论著伤寒
汉代的许多典籍对当时的疫病都有描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症论》。
该书有397法,130方。不仅论述了狭义伤寒证治,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论述了瘟疫证治,其对疫病的认识及治疗、预防、调护思想,对后世疫病学的发展开辟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在疫情的诊断方面，张仲景首创六经传变辨证法。他认为，瘟疫从身体浅表的太阳经，传入阳明、少阳，进入阴经太阴、少阴，最后深入厥阴。这与现代中医临床诊断流行性出血热的思路是相似的。
就像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黄疸性肝炎有发热期、黄疸期、恢复期一样，一种疾病在不同的阶段自然会有不同的征象，而在征象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不同的病变机理。
在疫情治疗方面，对应不同阶段的病情，他开发出了相应的方剂：太阳病———麻黄汤等，少阳病———小柴胡汤等，阳明病———白虎汤等，太阴病———理中汤等，少阴病———四逆汤等，厥阴病———乌梅丸等。这些方剂不仅在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中医的经典名方，而且演示着方剂的组成规则。
后世治温病者,从《伤寒论》中引用了很多的治法和方药,如《温病条辨》213首方中，有80多首就是《伤寒论》的原方及其加减方。
建国初期，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使用白虎汤加苍术治疗乙脑，疗效颇佳，可见，伤寒论的治疗思想为后世瘟疫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治疗瘟疫的方法甚至传到了欧洲。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过去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欧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张仲景）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 李约瑟与妻子鲁桂珍结婚照
在瘟疫传播途径方面，仲景写道：“榖饪之邪,从口入”、“时疫由口鼻而入”。还将虫兽所伤列为病因之一。这比后世医学认为瘟疫可经水、饮食、虫媒传播早数千年。
在瘟疫预防方面，两千年前的仲景便建议众人强身健体，注重饮食健康，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从入其腠理”、“秽饭、腐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如今成为常识的知识，在两千年前是他超越世人的智识。
除了瘟疫学，张仲景在方剂学、中医药炮制学和制剂技术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他制定了诸如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理阴阳等若干基本治则，并首创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范例。
中药大多是生药，有的还具有毒性或烈性。他在组方用药时非常重视药物的炮制，不仅保证了用药安全，而且充分发挥了药效而达到治疗目的。
中华五千年·文明薪火传
东汉后，魏蜀吴归晋，中国盼来了阔别百年的统一与和平，医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张仲景开始挤进“圣”的行列，最早是在金代的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明确提出：“仲景者，亚圣也”
金代医学家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药方论》自序中评：“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赞张仲景为“大圣”。
一直到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重修医圣祠时立碑，开始有：“先生讳机字仲景……谥医圣，南阳人。”至此，“医圣”大彰于世。
后人多用“医圣”对仲景表示敬意，清代医学家陈修园说得更为直接：“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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