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縱觀封建時期，被後世人人稱道的“盛世之景”屬實不在少數，但那也是基於封建時期那長達數千年的歷史而言，從而也就讓每一個“盛世”的出現都顯得彌足珍貴。這也是眾多封建統治者所共同追求的一個目的，從而為此兢兢業業，勤政愛民，但事實證明，並不是每一個勤政愛民的封建統治者都能造就“盛世之景”，勤政愛民亦只是造就盛世的一個基礎條件，政策還需符合時宜才對。
唐太宗李世民示意畫像插圖
勤政愛民只是基礎條件
眾所周知，歷朝歷代封建政權的主要三大支柱就是政治、經濟、軍事，雖說各有分工，職責不同，但最終匯聚為一點的話，無非就是為了獲得百姓的支持，講究“以民為本”。這也是封建時期歷代統治者所公認的一個事實。
正如史書所說，“夫欲建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唐太宗李世民亦是曾經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之類的語句。——《新語·至德》
那麼所謂的“盛世”，即“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也就是社會、經濟的整體局勢相對安定繁榮，戰事稀少，吏治清明，民心凝聚等諸多條件都滿足的情況下，便可以稱之為“盛世”。——《魏書·高閭傳》
縱觀封建歷史上所出現的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永樂盛世”等諸多盛世之景，也幾乎都能滿足這些條件。
<strong>那為何歷史上的盛世之景卻儼然絕大部分都是持續幾十年後就煙消雲散，未能繼續傳承下呢？是因為不夠勤政愛民嗎？顯然不是。
漢高祖劉邦示意畫像插圖
諸如西漢的漢高祖劉邦，其在位期間“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自身也是兢兢業業，勤政愛民，但為何西漢的盛世之景卻是從“文景之治”開始，而不是從漢高祖劉邦執政時期開始呢？——《漢書·景帝紀》
可能很多人會說漢高祖劉邦這不是在為漢文帝以及漢景帝的“文景之治”打基礎嗎，然而隋朝由開國皇帝隋文帝楊堅打造的“開皇之治”，唐朝由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打造的“武德之治”，以及明朝由明太祖朱元璋打造的“洪武之治”。
這諸多盛世之景，又有哪個不是在開國期間就創下了呢？開國前也均是一片亂世的混亂之景，那為何漢高祖劉邦卻沒能創造出盛世呢？
<strong>這就足以證明若是想要造就盛世，單純的“勤政愛民”實則只是基礎條件、至於“以民為本”、“整頓吏治”，制定發展經濟、以及社會體系等諸多方面的舉措更是必須要具備的條件，關鍵還得是能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來出發，制定出符合時宜的政策。
換言之，就是要時刻做好面對突發事件的準備，最直觀的表現，也就是“戰爭”的爆發，也唯有“戰爭”，才能對一個政權的政治、經濟、民心、以及軍事能力等諸多方面帶來一個全方位的考驗，如果能經受住考驗，那麼造就“盛世”自然不是問題。
康熙帝示意畫像插圖
漢高祖劉邦未能有效應對突發事件
清朝時期造就“康乾盛世”的皇帝之一康熙帝也曾經說過，“久亂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湯火之中。沛公入關時首行寬大之政，與老百姓約法三章，民心既歸，王業根本已定於此。”——《康熙御製文案·卷二七》
這也就意味著漢高祖劉邦在建立西漢之時，“民心凝聚”這一點已經具備了，與此同時，漢高祖劉邦還“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漢書·高帝紀下》
這幾位也無一不是賢臣良將，各個身居要職，這就足以證明劉邦“治吏”的基礎也是有的，“與民休息”的治國方針也十分符合當時的時代大背景，至於外界的“匈奴”隱患，更是因為採用了“和親”政策而使得雙方關係得以緩和，相對安定。
換言之，西漢開國之初的大環境其實是滿足“盛世”的基本條件的，可漢高祖劉邦卻顯然並未造就“盛世”之景，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西漢初期的“異姓王之亂”。
韓信示意畫像插圖
眾所周知，漢高祖劉邦在登基不久後，就論功行賞分封了“韓信、彭越、燕王、張敖、吳芮、韓王韓信、英布”等七大異姓王，且各自擁有兵權、領土，以及行政、財政大權。
從而也就導致劉邦稱帝之後的七年時間裡，縱然推行的是“無為而治”統治體系，與民休息，但實則戰爭頻發，絕大多數的時間都用在了鎮壓“異姓王”的叛亂之上。如此一來，大舉興兵之下，勞民傷財，對於百姓的“與民休息”政策自然也就等同於做了無用功。
雖然漢高祖劉邦也曾做了應對措施，但他的應對措施卻是一邊出兵鎮壓叛亂異姓王，一邊又分封了“同姓諸侯王”，正如史書所說，“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顯然又為漢景帝劉啟執政時期發生的“七王之亂”埋下了禍根。——《治安策》
賈誼示意畫像插圖
如若不是因為漢文帝執政時期就已經有“賈誼”提交了《治安策》，明確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補救辦法，恐怕漢景帝執政時期的“七王之亂”還真沒那麼容易解決。
<strong>這也就意味著漢高祖劉邦執政時期之所以未能造就“盛世之景”，其本質其實不在於他沒有勤政愛民，也不是沒能滿足成就“盛世”的條件，而是因為他下達了不是很符合實際情況的政策政令，且應對“諸侯王叛亂”的突發事件之時，同樣沒能下達符合時宜的政策。
從而導致他本來已經基本滿足的盛世基礎條件遭到了破壞，直到“漢文帝”以及“漢景帝”基本解決了“諸侯王”問題以後，才得以再次滿足造就盛世的基礎條件，成就“文景之治”。
可能很多人會認為明初時期不也是戰爭頻發嗎，但實則明初時期的軍事行為跟百姓關聯並不算大，明太祖朱元璋的衛所制以及軍屯制度就已經足以良好的保證軍需上的自我供給，正如他所說，“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 ”，——《明季北略·卷五》
明孝宗朱佑樘示意畫像插圖
明朝盛世皆因能夠針砭時弊，及時調整政策
再比如明孝宗朱佑樘執政時期，“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同樣造就了“弘治中興”之盛景。——《明史·孝宗》
但他的這個“盛世之景”，卻是基於“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的前提才實現的。——《明史·孝宗》
也就是說，“弘治中興”盛景的出現，其實正是建立在由“成化新風”盛世之景所營造的“太平無事”基礎上才形成的。只不過由於“成化新風”之時，朝廷以及民間“驕奢淫逸”的不良現象也伴隨著太平無事而逐漸盛行。
所以，在到了明孝宗朱佑樘執政時期以後，自然也就需要把主要的治理目標放在“恭儉有制”之上，即提倡勤儉節約，同時繼續執行“以民為本”的基本國策，興修水利，輕徭薄賦，使得“成化新風”的盛世之景得以延續。
明武宗朱厚照示意畫像插圖
但是到了明武宗朱厚照執政時期以後，明朝的盛世之景卻斷了，為什麼，因為“弘治中興”固然延續了明朝的盛世，但是在明武宗執政時期，卻出現了一系列的“佞臣”，破壞了明朝的吏治環境。
諸如《萬曆野獲編·卷二一》所記載的，“兵部尚書王瓊頭戴罛刺褻衣，潛入豹房，與上通宵狎飲”，堂堂的兵部尚書，位列九卿，卻不去處理政事，反而是陪著明武宗吃喝玩樂。
與此同時，在明武宗執政時期更是出現了包括“劉瑾、張永、馬永成、高鳳”等人在內的八大宦官，也就是歷史上所記載的“八虎”，同樣是想方設法的鼓動明武宗吃喝玩樂，不務正業。
從而使得真正急需辦理的執政事務一個沒辦，“豹房”、鷹犬、狐兔等玩樂的東西倒是多了不少。那明朝的盛世局面又怎麼可能繼續延續呢？
明世宗朱厚熜示意畫像插圖
那麼我們再看明武宗朱厚照之後的下一任明朝皇帝，也就是明世宗朱厚熜，他自上任伊始，就開始對明武宗執政時期的一些弊政加大了整頓力度。
且重點正好就在“整頓吏治”上面，一邊“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屍示戒”，加大了對“宦官”的整頓力度，從而使得“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明史·宦官一》
與此同時，更是藉著長達三年之久的“大禮儀之爭”選定了進士“張璁”為親信官員，短短六年時間就把“張璁”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進士”扶持成了“內閣首輔”，以至於“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明史·列傳第八十一》
顧名思義，明世宗正是通過“張璁”基本實現了對“內閣”的全面掌控，對明朝“治吏”體系的發展和變遷產生了深遠影響，再加上其在任期間也是勵精圖治，勤政愛民，“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之類的輕徭薄賦舉措更是頻繁發生。
從而也就使得在明武宗一朝中斷的明朝盛世之景在到了嘉靖年間以後得以繼續延續，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嘉靖中興”。
<strong>綜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難發現，無論是明孝宗朱佑樘，還是明世宗朱厚熜，其之所以會造就“盛世之景”，其實就正是因為他們能意識到當時所需要花費大力氣改革的地方到底在哪，故而針砭時弊，對症下藥，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時宜的政策，滿足了當時的政治需求，這才造就了盛世之景。
換言之，就是他們能正確的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通過借鑑這些教訓，從而達到對自己執政時期不足之處的彌補。
文景之治示意畫像插圖
結束語
<strong>簡而言之，若是想要造就“盛世之景”，單純的勤政愛民，一股腦制定一系列毫無目的的愛民舉措顯然是不夠的，屬實只能稱得上滿足了勤政愛民的基礎條件。
<strong>唯有再能迎合時勢，制定出符合當下需求的政策，也就是符合時宜的政策，才是造就“盛世”之景的關鍵所在。否則就很有可能因為將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空處而導致資源的浪費。
還拿漢高祖劉邦來舉例吧，按常理來講，西漢初期本該可以造就盛世之景的，畢竟造就盛世所需要的基礎條件漢高祖劉邦都已經具備了不是嗎？
可事實卻是漢高祖劉邦並沒有造就盛世之景，或者充其量就是給“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其原因就正是因為漢高祖劉邦只看到了秦朝時期的“弊政”，卻忽略了“分封制”才是當時最應該進行改革的最大弊端。
繼而再加上“異姓王之亂”的爆發以及漢高祖冊封“同姓諸侯王”的錯誤舉措，導致其好不容易制定的“與民休息”政策成了徒勞，直到漢景帝劉啟將“七王之亂”平定以後，才算是正式發揮出了“與民休息”該有的作用，造就了“文景之治”。
明英宗朱祁鎮示意畫像插圖
<strong>另外，相信大家應該不難發現，明朝一代總共十六位皇帝，但是卻有九個皇帝先後造就了八個“盛世”。
並且，除了繼位時間僅僅一個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以外，明英宗朱祁鎮以及明代宗朱祁鈺主要是因為瓦剌勢大入侵；明熹宗朱由校以及明思宗朱由檢是因為遼東戰事危急。而真正因為內部原因導致未能造就盛世的，也就只剩下了建文帝朱允炆，以及明武宗朱厚照。
這還沒算建文帝雖執政僅四年，但是其“建文新政”在歷史上也是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的。正如史書所說，“道化融洽，路不拾遺，可謂盛矣”。只不過就是時間不夠，未能完成改革罷了。——《國榷·卷十二》
而且縱觀明朝這“八個盛世”，赫然悉數全是能夠針砭時弊，制定出符合時宜的政策，要麼是發展經濟，諸如“隆慶開關”；要麼是加強邊防，諸如明成祖朱棣遷都所形成的“天子守國門”之勢；要麼是吏治，諸如明世宗的“嘉靖新政”等等。
<strong>雖說手段各不相同，但無疑都正好解決了當時所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而造就了“盛世之景”。正如前文所說，政策符合時宜，適合當時的時局情勢，才是造就盛世的關鍵要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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