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频繁战争破坏和秦朝社会体制影响，先秦时期
宗族向"平民化"发展的趋势，一直受到不断的抑制和打压。到两汉时期，察举制与征辟制相结合的汉代选官制度出现，才深入促进了平民与贵族间的阶级流动，向"平民化"发展的宗族趋势，才正式进入复苏和发展阶段。东汉时期，通过光武中兴凝聚起来的宗族不甘寂寞，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地位，掌握"乡论"，开始了向"非士大夫豪族"分化的脚步。此举，不但加快了东汉时期，宗族向"平民化"的转变过程，更使得汉代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
东汉光武帝刘秀
一、东汉时期宗族的衍变
二、东汉时期宗族"平民化"趋势的发展
三、东汉时期宗族对乡间文化传承的推动
一、东汉时期宗族的衍变
（一）宗族的雏形
宗法制度，是贯穿于我国历史发展脉络中的一种重要制度，而宗族则是构成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现代社会对宗族出现时间地点的追溯，主要的依靠手段就是考古发掘。其在对黄河流域史前墓地进行发掘时，我们发现了以多层次父权为特征的家族丧葬制度。自此，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开始被学术界公认为宗族衍化的雏形。主要特征表现为："由同一血缘关系的几个核心家庭构成，出于生存和安全目的，进行社会生生活的组织"。
"宗，尊、祖庙也。族，矢锋也。" ——《说文解字》
（二）战争和政治制度对宗族衍变的破坏
随着父家长权进一步政治化，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逐渐趋于统一，不同血缘亲疏的同族之间，地位也有了明显的差别。
首先，夏商周时期，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和日趋完善的宗法制度，为宗族的发展和向"平民化"的过渡，提供了充沛的给养。如，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上层社会王族、贵族，不断扩散、分裂，向平民趋近。同时，也有部分平民主动要求成为世家大族的附庸。从而，使得不断渗透入地方的宗族势力，日渐强盛。
西周宗法制示意图
其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与平民"之间，多重迭代的土地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转变。宗族变得松散，非血缘宗族杂居普遍，对直系宗族的依附力减弱。
再加上，战国时期冶炼技术导致的生产力水平提升，与"秦、魏、韩、赵、楚、燕、齐"这七个大国间频繁的战争洗礼，宗族政治作用和影响进一步衰减。
战国铁器结构复杂精美
最后，秦与西汉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来自世家大族的威胁，一方面是严格推行什伍户籍制度，以乡、亭、里等基层机构，严密掌控基层政权。另一方面则是，严苛对待世家大族，通过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强行迁徙世家大族，隔断宗族与地方联系，以保证对宗族大性控制，宗族向"平民化"发展的趋势被暂时中断。
"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于茂陵"。——《汉书》
《汉书》
二、 东汉宗族"平民化"趋势下发展
（一）西汉末年的战乱，打破了阻碍宗族发展的阶级壁垒。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战火连绵，出于增强自身抵御战乱能力和保存宗族实力的考量。松散的宗族势力，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抱团取暖”，直系血缘的宗族成员与非直系血缘的宗族成员，相互凝聚在了一起。在宗族族长、族老的带领下，以举族迁徙或依附强权进行抵抗的方式，渡过战乱。如，新野的阴识在听闻刘秀（汉光武帝）起兵后：“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追随”。
王莽
在这次战乱中冉冉升起的东汉王朝，不但使得宗族大姓凭借着在"光武中兴"，立下的军功，再度挤入政治中心，宗族政治作用和影响不断加强，如，东汉功臣：邓禹、李通、耿纯等，都是宗族大姓出身。更使得，大量的平民和小宗族，也能够凭借军功从乡间跻身庙堂，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上下流动。
"大体上说，到东汉年间，宗族经过六国战乱之后，业已复苏，逐渐恢复活动。出现许多宗族和世家大族，使一部分贵族、官僚、平民有了宗族活动"。 ——《中国宗族史》
（二）东汉为宗族"平民化"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东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宗族大姓的支持。因此，东汉历任的统治者，对扶植过自己的宗族可谓是极尽优渥。汉章帝建初四年，班固等数十位经学家，更推出了一本《白虎通义》，继承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思想，以五行、阴阳为基础，解释社会、伦理等，从理论上肯定了宗族的重要性。
同时，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也积极倡导尊祖敬宗，乡里间的宗族祭祀、饮宴礼等宗族活动得到加强，宗族势力快速发展、扩散，对民间影响力进一步深化，"平民化"趋势加强。
天津孟氏家族在祭祀先祖诞辰
（3） 东汉时期构成乡间宗族的四种类型。
一是由官僚转化而成。主要由：辞官（如："去郡归乡里"，从太守职务上回归乡间的苏谦）、罢官、弃官（如：因董卓之乱，"弃官归乡里"的荀彧），回乡间颐养天年的官僚阶级组成。由于以往的政治履历和自身的政治影响，使得自家族，在乡间有较大的政治作用和话语权，并形成乡间大姓。
二是由没落贵族组成。部分贵族，在较久的传承时间中，逐渐没落，丧失贵族身份后，转化为乡间成为大姓。如，韩氏家族，就是在王莽末年，丧失掉了贵族地位，才转化为乡间大姓的。
"暨，韩王信之后。祖术，河东太守。父纯，南郡太守。"——《韩暨传》
三是本就扎根乡间的新兴姓氏。东汉期间，有不少不少善于经营农业、手工业或商业的姓氏，凭借其出色的经济实力，成为乡里中的大姓。
"世以货殖著姓。"——《后汉书》
四是士大夫豪族和非士大夫豪族的宗族分化形成的"非士大夫豪族"。西汉政局的稳定，使得宗族大姓不能再依靠军事力量，来获取尊崇的地位和权利，为了维护好现有特权，宗族大姓开始了官僚化的过程。而察举制与征辟制相结合的选官制度，使得宗族要实现官僚化，必须首先获得举孝廉资格。
举孝廉
由此，宗族开始进行"非士大夫豪族"和"士大夫豪族"分化。首先，使自己宗族的一部分人员，专司乡间事物，担任县吏、乡官的职务，并经济互助、道德教化，确立自身在乡间的绝对地位，干涉"乡论"，牢牢把握住推举孝廉的资质，这就是宗族中的"非士大夫豪族"。之后，便利用自身掌握的"乡论"优势，推举另一部分宗族人员为孝廉，帮助他们出任州郡吏，甚至中央政府官员，这就是宗族中的"士大夫豪族"。
（四）"非士大夫豪族"推动了宗族"平民化"发展趋势
"非士大夫豪族"，也是构成宗族的一个重要部份。但是，被家族选为担任县吏、乡官后，很显然的，以后升迁机会有限，政治生涯也基本到此为止。因此，这部分宗族中掌握乡间权力的"非士大夫豪族"们，往往会选择深化自身在乡间的实力，既然提升不了官职的高度，索性提升自己权利的宽度。
于是就大量占用农田，蓄养许多奴婢，奴役依附自己的平民，享受奢靡的生活。这时，散居在乡间的异姓宗族们，为了寻求庇护，往往也会选择依附于同乡中的大姓。由于，乡间的平民百姓们在经济和生活上对这部分"非士大夫豪族"们依赖较深，再加上同乡中宗族之间频繁的联系与互动，使得宗族与乡间的沟通不断加深，宗族平民化趋势更为深入。而到了东汉末年，宗族进一步坐大，甚至还会豢养私兵，《三国志》中就有一段对东汉时期宗族实力的描绘：
"富室强宗，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没"。——《三国志》
三国袁绍，即出自东汉的汝南袁氏家族
三、东汉时期宗族对乡间文化传承的推动
（一）宗族是品德的劝勉者。
汉朝的国策就是以孝治天下，汉初即延续了秦朝的乡间基层的"乡三老"制度，并增设"县三老"，东汉又增设"郡三老"和"国三老"。东汉时期，三老与穑夫、游檄，分别掌管教化、收税、缉匪职务。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汉书·百官公卿表》
刘邦要求"乡三老"的担任者，必须要"能者率众"，就是在乡间要有威势、要有话语权。因此，就算是到了东汉年间，"三老"职务的担任者，也多出自德高望重的乡间宗族大姓。其主要职责就是：教育乡间晚辈要孝顺、教育妇女守贞洁，教育平民多做善事。
"三老"本身就是出自地方大姓，担任"三老"的职务后，更是可以直接处理乡里事物。平时在乡间，也更是要以身作则，多行善举，表彰身边有德行的人。此举，一方面自是提高了本宗族的在乡间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其掌管"教化"的权威形成，也有助于"善、孝、仁、义"等美好品德在乡间的推广和劝勉百姓"崇好儒雅"、"让财救患"。
同时，在古代乡间，百姓们相互遇到什么矛盾或者纠纷，不会选择到官府申诉，一般都是找德高望重的乡老寻求仲裁。这种选择，无疑是对乡老以及宗族"公正无私"品质的肯定。
宗族祠堂，举行宗族会议的地方
（2） 宗族是风尚的践行者。
《后汉书》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则事迹：
"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淳于恭传》
什么意思呢？就是北海淳于恭，家中的山田上种植有果树，有人前来偷盗，淳于恭非但不生气，反而帮助偷自己东西的人，采摘水果。之后，偷盗的人，又跑来偷盗，淳于恭看到后，怕偷东西的人见到自己这个物品主人后会心生愧疚，就趴在草丛里藏起来，等偷到的人离开了，方才出来。
宗族大姓出身的淳于恭，遇到偷盗的行为，并没有严加斥责，反而是以一种，友善的态度，对待偷盗者。利用个人的品行，在看似"无为"的行为中，利用自身言行熏陶他人，最终达到在乡间广泛形成良好风尚的目的。可想而知，淳于恭这件"因伏草中"趣事的流传，将会对乡间风气的转变，产生好的影响。而宗族族人，在践行良好社会风尚时，潜移默化的也会催使乡间社会风气发生好的转变。
（三）宗族是文化的传播者。
有着文化底蕴的宗族，落户乡间，无疑会把文化的种子，在居住地周围进行传播。而精通经学的乡间宗族们，必不甘心一身学问被埋没，也会通过"
乡间讲学、广收学徒"等途径，将儒家"仁、孝"的思想观念，用到实践当中。如，《后汉书》中记载："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传》
会稽人王充，就曾在归乡之后，在乡间讲授经学，担当起文化传播的使者。当然，王充也并不是乡间开设讲坛的个例，《后汉书》中，还记载了汝南蔡衍、敦煌张奂等人，都在回乡后选择了"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的讲学历程，对文化乡间文化传播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不仅，帮助了更多平民，接触到了汉代社会文化核心的"儒学"，更对汉代文化大一统，以及对社会文化的传承，俱都起到了重要贡献。
总结
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吾理天下，欲以柔道治之"，此句一出，即奠定了东汉政府对宗族发展采取"怀柔"心态的总基调。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地方宗族势力的逐渐坐大，强大的地方势力和衰颓的中央政府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当这些利益冲突，大到成为不可和解的矛盾，终将导致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局面，宗族也不免会成为瓦解东汉王朝的重要力量。
不过，此举在东汉建立之初并无差错。在"国家利益"与"宗族利益"趋于一致时，乡间宗族制度的复苏和发展，确实是帮助了东汉王朝极大的增强了基层政权的稳固性，"儒学"与"选官"两者的紧密结合，也驱使着宗族大姓，成为了文化传承的有力载体。同时，在宗族"平民化"趋势的衍变发展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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