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在太学里所学习的就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形成多个版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所传的经典，文本就有所不同，甚至同为今文经学，各分支学派之间也有分歧。太学对太学生的考核，需要有标准依据，就是皇家所藏的兰台漆书。为了能在考试中占据优势，甚至有人行贿以求能修改兰台漆书。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常侍吕强、五官中郎将堂谿（xī）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dī）、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向汉灵帝提出建议，正式刊布五经的标准文本，并将它刻于石头之上。于是熹平四年（175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第336页）这些刻着儒家经典的石碑，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1]
《后汉书·儒林传》章怀太子李贤的注中引谢承《后汉书》记载：“碑立太学门外，以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其遗址就在今天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太学村附近。李贤还引用了杨龙骧的《洛阳记》载：朱超石写给哥哥的信说：“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后汉书》第2547-2548页）
熹平石经所刻儒家经典，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共七部：《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论语》。熹平石经总共四十六块。根据杨龙骧《洛阳记》的记载，熹平石经的排列顺序是：西边所立的是《尚书》、《周易》和《春秋公羊传》，一共二十八块；南边的《礼记》十五块；东边的《论语》三块。杨龙骧的《洛阳记》中并没有说明《诗经》在哪里。按照六经的顺序，似乎应该在西边。杨龙骧还提到，在《礼记》的碑上还有谏议大夫马日磾和议郎蔡邕的姓名。不过，由于汉代《礼记》仅仅被看成是“传”，尚未上升为“经”，熹平石经中的“礼”所刻应该是《仪礼》。《隋书·经籍志》还记载，熹平石经中所刻《诗经》为今文经学派的《鲁诗》。
根据《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在校订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古文、篆书和隶书的文本[2]，并没有单独依照某一家派所传的文本，所以熹平石经成为历代学者所珍视的权威文本。石经的文本由蔡邕亲自书写，由于蔡邕是知名的书法家，所以石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3] 石经在落成以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后汉书》第1990页）
熹平石经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经典的文本进行大规模的整理并正式刊布。儒家经典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产生了很多文字的歧义。西汉末年，在刘向、刘歆父子的主持下，政府曾经对经典的文本有过一次整理，不过规模远不及东汉末年的这次整理，而且未正式向全社会刊布。在经历了这次整理以后，儒家经典的文本大体定型。唐朝初年，朝廷又一次大规模整理经典的文本，将隶书全部转写成楷书。唐朝初年的那次整理，就是在东汉末年这次整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其次，熹平石经是第一次将儒家经典刻于石头之上，开启了后世刊刻石经的传统。熹平石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后世历代君王出于统一意识形态、装点盛世门面的考虑，都会将儒家经典刊刻于碑石之上，而后世的石经都是在刻意效法熹平石经。再次，熹平石经的刊刻，对于印刷术的发明也起到了很大的启发意义。熹平石经刊刻以后，引起了很多人的传抄，而在纸张的使用普及以后则出现了捶拓石经的风气。这种捶拓可以看成是印刷术的雏形。
不过诞生于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命运却十分坎坷。石经刊刻完成后不久，董卓焚毁了洛阳城，太学也被波及。一直到曹魏建立，洛阳城才重新恢复生机。不过这时候，石经已经出现了缺损。曹魏时期，在刊刻三体石经的同时，也对熹平石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出土的石经上的确可以看到部分修补的痕迹。和平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洛阳城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石经再次遭受磨难。尤其是北魏时期，冯熙和常伯夫在担任洛州刺史期间，石经更是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杨龙骧的《洛阳记》提到，石经被毁坏的超过了半数。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孝静帝时曾经将熹平石经搬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在搬迁过程中有部分被沉没于黄河之中。后来隋朝曾经将熹平石经搬回洛阳，最终又有部分石经被迁移到长安。迁移到长安的石经最终更是被当成建筑构建用来建了房子。就这样，盛极一时的熹平石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后世，洛阳及长安不断有石经的残石出土。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等金石学著作中都有所著录。清代经学研究逐渐走向繁盛，熹平石经再度受到重视。先后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著作对熹平石经进行研究。近代以来，熹平石经的残石不断被发现。对熹平石经的研究更为学界所重视，涌现出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马衡先生的《汉石经集存》。马衡先生穷三十余年，多方搜求传世拓片以及出土残石，一共收集到八千多字。马衡先生还对熹平石经的残石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订，使得我们可以大体了解熹平石经的概貌。而且《汉石经集存》第一次将熹平石经拓片刊印出版，使得一千八百年之后的我们可以一窥熹平石经的真实面目，堪称是熹平石经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
[1] 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认为熹平石经的完成时间应该是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
[2] 马衡先生在《汉石经集存》中引用北魏郦道元的说法，认为范晔《后汉书》的记录是错误的。他认为正始石经才是“三体石经”，而“熹平石经”是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的确是一体石经，这已经为出土文物所证实。但是，我们细细揣摩《后汉书·儒林传》的文意，范晔只是说在刻碑的过程中“三体书法以相参检”，并没有说熹平石经是用三种不同的字体书写而成。太学中所传授虽然是今文经学，但是东汉末年今古文已经呈现出融合之势，熹平石经刊刻时参考古文经学派所传的经典，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3] 出土石经上也有别人的名字，证明书丹者可能不是蔡邕一人，但是主要的执笔者是蔡邕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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