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欽善/文
《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一部書，為儒家的原始文獻，是反映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典之一，具有思想價值、語言價值、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在海內外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並存在積極的現實意義。因此閱讀《論語》，特別是真正讀懂《論語》，非常重要。
作為經書的一種，閱讀《論語》必須遵循閱讀經書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在這方面，清代考據家兼思想家戴震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他在《與是仲明論學書》的信中說：“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經以載道，這裡說明語言文字（即傳統所謂小學）與道（思想）的關係，強調讀經必須從語言文字入手。他所謂的“詞”，指的是語言；所謂的“字”，指的是“文字”。至於“道”，屬於思維範疇，表現為概念、定義、推理等，是思想對客觀事物的反映。於是形成了這樣的鏈條：“道”反映事物，“詞”表達“道”，“字”是記錄詞語的符號。經書（乃至一切文獻）是由文字記載的書面文本，上面戴震的話，比較準確地反映了讀經的科學理路。只是其中“所以成詞者字也”一句，確切性尚須推敲，實際上“字”不是構成“詞”的成分，而是記錄語詞的符號。接著上面的話，戴震又談了他是怎樣解決讀經時的“字”“詞”問題的，如說：“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慎）《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指倉頡）製作（指造字）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即訓詁，指字義）未能盡（指《說文解字》只限於解釋文字本義），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註、假借，是《說文解字》用以分析漢字形體結構及借用規律的理論），然後為定。”可知他藉助的方法有三方面，一是字典工具書，二是《十三經》文本及舊注，三是“六書”理論。所謂“貫群經”，有兩層意思：第一，群經相當於活字典，一字的所有意義，貫穿群經之中有全面表現，並且各經註疏舊注中多有解釋；第二，一字往往多義，在群經中貫通上下文，其具體意義總是確定的。前一點突破了字書釋義的侷限，後一點為根據上下文“隨文釋訓”以確定字義的方法。這裡所概括的語文方面的解讀方法，既科學，又全面，至今仍在沿用。
孟雲飛《論語》摘抄
戴震這封信中，在談到語文解讀方面之後，接著又談到經書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術、樂律等具體內容考實方面。他說：“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以上講不知天文曆法，難以讀通《尚書·堯典》）。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同葉）韻，則齟齬失讀（以上講不懂先秦古音，則讀不出《詩經》的押韻。按，此屬於語文問題，不屬於內容考實）。誦古《禮經》（即《儀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以上講不懂宮室的方位及衣服的用場，則難以讀懂富有典章制度規定的《儀禮》）。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尚書》地理專篇）、《職方》（《周禮》地理專篇《職方氏》）失其處所。不知少廣（開方之法）旁要（勾股定理），則《考工》（《周禮·考工記》）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三角函數的統稱），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古天文學測算法），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管子》）、《呂》（《呂氏春秋》）言五聲（音調）十二律（樂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懸）繩（測垂直）樹（立）槷（立於地上測日影的標杆），毫釐不可有差。”這裡戴震認為經書所載之道，除了靠語言文字表達之外，還依附於經書中名物、典制等具體內容而存在，如果不進行內容考實，對經書也難以通其道。
總之，戴震在此信中完整提出了語文解讀、內容考實，以及以此為基礎進行義理辨析而達到通其道的科學讀經路徑。這是讀經的通例，讀《論語》也概莫能外。
但是《論語》作為語錄文獻，又有其特殊性，必須有針對性地採取相應的特異方法來閱讀。例如我在拙著《論語本解》引言中曾說：“《論語》是一部思想著作，此書在古文獻中看似語言平實，但含義深奧，各條語錄的具體語境又多不明確，必須對語言文字、思想內容，乃至歷史背景作全面註釋、考述，才能有助於真正讀懂。”又說：“本書之所以名為‘本解’，旨在參考前人的積極成果，在個人獨立研究的基礎上，力求做到語言文字的解釋與思想義理的辨析相結合，思想義理的辨析與時代背景的考述相結合，儘量對《論語》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釋，進而對孔子和《論語》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評價，以避免由於主觀附會而‘誣古人，惑來者’（清代樸學家關於古文獻校釋的戒語）。”又說：“註解除了註明生僻字詞及人物、史實、典制、名物等具體內容之外，還多方取證，據以分析思想內容，力求做到訓詁、考證和義理辨析相結合，尤其注意運用材料互證，特別是以《論語》前後互證的方法，以求準確闡明孔子話語和思想的本意。”空說無據，難免流入抽象，下面試通過具體例證說明之。
孟雲飛《論語》摘抄
例1：
《為政》“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本章中的“攻”字有兩種解釋，一是治，一是攻擊；“異端”也有兩種解釋，一是異端邪說，一是事物的兩端（指兩面性）；“已”字也有兩種解釋，一是實詞“止”，終了之意，一是語氣虛詞。由於幾個字詞的不同解釋，相互搭配，又使整句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含義：一是“攻治異端邪說，這是禍害啊”，一是“攻擊異端邪說，則禍害就會終止”，一是“攻治認為事物有兩端的學說，則禍害就會終止”，一是“攻擊認為事物有兩端的學說，這是禍害啊”。
以上幾種解釋，都符合孔子的思想，究竟哪一種符合孔子這句話的本意？關鍵在於對“已”字意義的確定。通觀《論語》，凡“也已”二字連稱，均為語氣詞連用，如《學而》：“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可謂好學也已。”《雍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顏淵》：“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陽貨》：“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子張》：“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只有一處似乎為例外，即《陽貨》：“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這裡“末之也已”，似乎是說“沒有地方去就算了”，“已”解釋為“止”；但是“已”字作語氣詞解則為窮途末路之嘆，亦通。且此處“末之也已”，與前引《子罕》“末由也已”句結構、意義均同，可以互作語氣詞連用的內證。如此看來，對上面的四種解釋，只有第一、第四兩種可以成立，而在這兩種中，又以第一種為優，因為通觀孔子的思想，他對是否承認事物有兩端的學說，還沒有放到像不同道勢不兩立那樣的地位（“道不同不相為謀”，“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不至於說出第四種那樣嚴厲的話。至於“異端”，楊伯峻《論語譯註》說：“孔子之時，自然還沒有諸子百家，因之很難譯為‘不同的學說’，但和孔子相異的主張、言論未必沒有，所以譯為‘不正確的議論’。”此說實難成立，所謂“道不同”，顯然包括學說的不同。又，春秋時代，異端邪說不是沒有，而是相當嚴重，曾引起孔子的極端憂憤，並不斷有所貶斥，《論語》《左傳》中不乏其例，事實確如孟子所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
孟雲飛《論語》摘抄
例2：
《子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一般把兩個“與”字解作連詞，意思是說孔子很少談利、命和仁（見楊伯峻《論語譯註》，併為此說作詳細辯解）。而孔子很少談利是事實，很少談命則既不符合孔子的天命思想，又不符《論語》“命”字出詞率的實際情況，很少談仁更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論語》講仁的地方隨處可見。所以從義理上判斷，這裡的“與”字不應該是連詞。這裡的“與”字不是連詞，還可以從句法上得到內證，因為《論語》中連詞在幾個並列成分之間的用法，跟現代漢語一樣，沒有在幾個成分之間重複連用的情況，總是用一個連詞放在最後兩個成分之間，如《子罕》“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為政》“使民敬、忠以(連詞，同‘與’)勸”，均可證。實際上“與命與仁”的“與”字是一個實詞，義為贊同，則整句應標點成：“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與”字作“贊同”解，《論語》亦有內證，如《述而》“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先進》“吾與點也”等等，皆是。由此例可見，不僅字詞互證非常重要，而且文獻的字詞解釋與義理詮釋往往是彼此制約、相互為用的。一方面義理詮釋離不開字詞解釋，必須以其為基礎；另一方面有時字詞的確解，又須參據義理的恰切詮釋來判定。
限於篇幅，不再舉證。讀者如有興趣，可參見拙著《論語本解》及《論語校釋叢劄》正、續篇（分別刊於《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二輯、第五輯）。
（孫欽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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