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人士说文史
我是珂梦历史人文，这个问题我来答！
春秋战国，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言，是一次军事层面的试验场，在制度设计层面同样如此。在诸子百家的倡导下，思想的争鸣使得战国时代诸多政治思想并存，并且在诸侯国政治家的倡导和实践中发展出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一点我们从法家诸多代表人物在各国倡导的变法便可窥见端倪。
可以确知的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可以完全不顾是非曲直、不顾现实状况而进行的，结合现实状况并且通过有效的政治举措推动政治层面的进步，已然在战国后期得到各诸侯国的认同；有鉴于此，战国后期的百年间，北方两国赵、燕纷纷掀起了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
战国七雄，燕王哙禅让王位给子之
战国中后期，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雄峙华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长期与北境匈奴抗衡。诸侯国合纵抗秦，燕国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318年的修鱼之战中，秦军大败五国联军，燕国由此元气大伤，不得不寻求国家内部的恢复和发展。
燕国此时的国君是公元前320年即位的燕王姬哙，姬哙其人，笃信儒墨两家的思想政治体系，当时的诸国政治局势中，齐国经过“田陈代齐”事件后，不仅没有取得灭亡，反而取了相对长久的统治和发展。于是，一股推崇“禅让”的政治思潮开始在列国间悄然兴起。
禅让思潮，最初在战国中的燕国掀起了大型实践；燕王姬哙在修鱼之战的失败后，便开始反思自己的作为，燕王哙在听从了群臣的建议后，在深思熟虑之下，将王位让给了丞相子之；然而子之在担任了三年的燕国之王后，将军市被和太子谋反，子之迎击，此后市被又和太子之间爆发了战争倾轧，燕国乱作一团。
此时，位于燕国之东的邻国齐国趁机入侵，燕国自保尚且困难，又怎能抵御齐军？燕国于是被破。这场持续了三年的燕国内乱，使得燕王哙、太子、市被、子之一应人等都成为了刀下亡魂。
据《韩非子》记载：“（燕王）哙之苦身以忧民。”并说他不沉湎女色、音乐、打猎，也不修筑豪华宫殿，只是爱好和百姓一同躬耕畎亩之中；韩非子的文章自然是为了宣传他的法家理论而叙写，然而韩非子毕竟和燕王哙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手史料。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燕王哙的行为，堪称贤明并且不贪图权势，诚然如此，从现实意义上来讲，他的作为却委实太过，未免有作秀之嫌，这与国家需要背离开来。
禅让制之所以在三皇五帝时期能够有所成就，不仅是因为当时民风尚且淳朴，百姓安居乐业；而到了战国年代，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已然成为了“大争之势”；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纷争的结果，除了土地民众等国有的物质条件，还有社会价值评判尺度的变化。
姬哙沉湎于遥远的三皇五帝，然而却脱离实际，不考究自己身处的时代背景。姬哙的失败乃因其不务实而务虚，不操实事而求虚名，笃信“禅让”，给了齐国可乘之机。加上燕王哙本人性格上的怯弱优柔寡断，燕国内乱的过程中完全置身于事外，终致燕国的失陷。
赵武灵王将王位禅让给王子
而与燕国的禅让可以作对比参照的，便是在三十年后发生的赵武灵王的“禅让”行为。赵武灵王闻名于史册的，多是他“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通过胡服骑射，赵军的单兵作战实力不断提高，在二十年间不断对北方征伐，赵国的军事实力达到前所未的鼎盛。
赵武灵王在亲政二十七年后，将国君之位让渡给了王子赵何，这就是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自己，则号称“赵主父”，外出为将，继续着赵国开疆拓土的事业，正是以这样类似“双元君主”的政治模式，赵主父依旧掌握着国内部分权力；赵章是赵主父的长子，赵主父在王后吴娃生子以后便独宠次子赵何，最后甚至将王位传给赵何。而后又怜爱长子赵章，当赵主父灭掉中山国便大行封赏，将自己的长子赵章封为安阳君。
四年后，长期居于安阳的赵章难以自制权欲，起兵反抗赵惠文王。这场赵国内乱历时一年，赵章失败，奔逃到赵主父处，父子皆被饿死于高台之上。赵主父的初衷是兄弟相和，君臣得当，然而事事皆做得不彻底。赵武灵王初衷值得认可，但其后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让位而不放权，且在对于嫡子长子的关系问题上处理不当，最后只落得一个自家离乱的结局。
燕国、赵国“禅让”对比
参照对比燕、赵两国的“禅让”政策，燕国国君将权力完全让渡给了贤臣，却只顾“国”而不顾“家”，是以最后有太子与将军作乱；而赵国国君的“禅让”虽然以“家”为基础，但是自始至终踯躅不定，难以取舍，是以最后兄弟相残，赵主父也死于其乱。
两国国君的政策措施都有一定的政治度量和良好初衷，而后却归于失败，这是为何？其实两者的策略虽为殊途，但其实同归，只是赵国在政治运行中尚且有所顾忌，所以造成的损失较小；而燕国则对过去的政治体系和现实状况全然不顾，最后落得国家破败的结果；然而策略之所以最后变成了闹剧，实在是因为政策的选择全然不顾现实。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政权相对独立互相征伐，然而“家天下”的政治模式是当时主要的政治模式和话语体系，“家天下”自夏启开始，乃是原始民主政治和胞族政治的统一体，从历史意义上来说，其推动了文明从氏族文明向国家文明的进步。而赵国和燕国的举措则是完全意义尚的逆历史潮流而去，实在是难说明智，政策的选择需要研究现实，而又复归于有利现实进步，如若未经深入研究辨析而成的一时之策，或有奇效，然而终究无法成为长久之计，而由于现实的变化总是出乎于政策制定者意料之外的，这就需要统治者有统治的魄力决心依循旧例之外，有所创新，如此两者相继，才能维持稳定的发展趋势和长期的发展需求。
综述
笔者认为，考究“禅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其形成早于春秋战国甚远，西周唯一一次类似禅让的进程便是国人内乱后的周召共和，然而这也是在大乱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禅让所谓让贤，由于标准的模糊性，只可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古代社会，而不适用于夏朝以后的文明社会。
对于贤才的标准，也不是简单地通过众人推举便可形成，因为政治的管理需要的除了个人的才华外，还同时需要丰富的经验。所以，贤才的任命，出类拔萃的能力和高超的管理智慧，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古代的官员任职标准通过科举考试统一后，经过科举制的人才，最初往往被任命于地方政府。其目的，便是积累充足的管理经验。
政治的运行主体是人，而在古代的人尚未得到启蒙的状况下，只有极少数当权者能被称之为政治意义上的“人”，这一改变一直到近代社会出现了民主、共和、法制等西方政治学理念后才得以改观。
所以，制度设计所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可谓如履薄冰。然而中华民族之所以长久存续并且具有顽强的生存保种力，不惟在中华民族的包容与博大，更在于其在长期发展历史中，知学习，善改进。而正是在这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华民族在曲折的发展道路中，走向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汉书》、《左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