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以降，尤其进入90年代后，中国经济呈现出的四大阶段性特征大抵可以概括如下：整体来看，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是1990—1998年，经济效益最好的是1998—2002年，经济增速最快的是2002—2012年。到2012年以后，“三期叠加”加上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周期。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4.5%左右。
1.十年举债式发展及其背景
以2007年为界，中国经济在遭遇“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危机以后，在保增长压力下，经济增长方式开始由前期重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其红利延续，过渡到货币政策刺激。大量的货币投放市场，导致的借债规模的激增及债务增速的高企，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在随后一个阶段的重要特征。
从数据上看，2009—2019年，中国的年均社融余额增速为19%，贷款增速为16%，远远超过了同期7.8%的GDP增速和11%的GDP名义增速，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率在保持持续上升的同时，融资的规模化扩张，也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在这以后得到了迅猛增长。
从时间来看，最早开始举债的是中国的企业部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当时经历巨大的生存艰难，“4万亿”的推出，恰好给当时迫切需要资金支持的众多企业提供了急需的融资，2009年，中国企业部门总融资增速高达36%，大批企业在渡过生存危机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随后在2012、2013年，在新型城镇化叠加中方、地方财权事权分配上的不均衡，以及土地财政的背景下，政府部门通过融资平台举借了大量隐性债务。
2016年之后，随着房价的一波暴涨，叠加国民买房成风，居民民部门接力举债，又让居民部门形成了大量债务。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的贷款年均增速高达20%，远超同期13%的贷款平均增速，尤其是居民的总存款扣减总贷款之后的净储蓄余额在2016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下降。
在此期间，金融体系获得空前发展，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获得了一次快速上涨。
分析十余年来，中国三大部门（政府、企业、居民）得以大力举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有利环境：一是中国经济整体的债务率比较低。2008年中国经济整体债务只相当于GDP的130%，较低的债务率给举债发展提供了可为的空间，通过加杠杆的方式，用万亿级的投资与海量的贷款给经济注入强心针，刺激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给企业和居民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收入预期，因此有条件通过未来的收入来抵偿现有的债务。三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的改革产生了来自内部的阻力和障碍。由于中国的改革历来是在危机促成的，因此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成功改革，使得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官员们对于日子好过的舒服，形成了失去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阻力的加大和动力的匮乏，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在保增长压力下，必须通过透支资源、极大刺激和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方法，实现经济的增长目标。
2.从过度举债到储蓄的回归
眼下，在企业、政府、居民三次加杠杆下，中国经济整体债务率已经较2008年翻番，达到了250%，进一步举债的空间已经变得十分有限，并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开始由前期高增长转入了5%~6%的中速增长区域，并有可能继续下行，企业和居民收入增速预期下滑，偿债能力受此影响之下将直接下降，叠加世界经济依然维持弱势复苏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围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整个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居民的财富创造和积累，都面临潜在的风险冲击。
尤其是，经过此次新冠疫情之后，复工复产被迫延滞，人们假期延长，企业不能及时开工，居民收入下滑，但债务不因复产复工延后和收入下降而豁免减降，前期过度举债，势必造成大量企业、居民面临偿债的压力，加剧社会焦虑。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改革历来是在危机下促成的，因此，希望借助此次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中国的发展方式可以从此变得更加理性温和，通过危机倒逼改革，减少、消除权力、垄断等不合理的存在造成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公平竞争上的障碍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发展的潜力，促进经济增长，带给企业更好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宏观社会环境，为提高居民收入营造企业发展的宽松环境。同时，进一步减税减费，通过政府、政策让利，优化社会分配方式，在体制机制上做文章，增加企业盈余，充实居民财富，提高全社会的净储蓄率。
西方发达国家一件物品、一座建筑可以使用几十年、上百年，尽管减少了居民购买的频率和企业的投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消费，但在整体上避免了社会资源的无序过度损耗，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而事实上，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同样是社会的生命，抱持理性温和的发展理念，才是一个民族正常应有的发展生态。
从长期来看，过度举债可能会最终导致企业、家庭破产，引发社会焦虑，那么回归量入为出的传统模式必然有其客观上的内在逻辑和要求，有恒产，家有余粮，才能更好地实现财富的社会传承，最终从整体上壮大国家的根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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