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任何獨具創造並值得吾人重視的作家，或廣義上稱得上詩人的作家都是犧牲者——即被某種困惑迷纏著的人。辛棄疾的一生，無疑就是如此。但是，迷纏他的並不是一般性的困惑與追求（如生存、安全、歸屬和愛以及尊重需求等等），而是時代、民族、國家與自我實現完全融會在一起的困惑與追求。“
辛稼軒是一個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傑人物，如果只把他當作一個傑出的愛國詞人看待，那是不夠全面的。”鄧廣銘在詳細分析稼軒“軍事韜略”後，進一步指出，假如南宋王朝能把他安排在重要軍事決策崗位上，發揮其長才，這不僅不會影響他的創作，“而通過這樣一些戰鬥的實踐，反倒會使他的歌詞內容更充滿了高昂激起的情調，對後來廣大讀者會更富於感染力和鼓舞作用的。”表面看，這段話不過是一種推斷，但其中卻蘊含深刻道理，是從實際出發的。首先，在評論稼軒詞時必須注意稼軒文才武略的結合，舍此，即非完人。
高昂激起的氣勢
他能運籌帷幄，統率千軍萬馬衝鋒陷陣，這種韜略與勇氣，同樣能馳騁文壇，驅遣諸子百家文臣武將以及世間各種物象語詞在筆下往來奔走，在短小詞體內安營紮寨，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其雄豪悲壯的詞風跟他雄心勃勃的軍事策劃，跟山東“老兵”生機勃勃的價值取向也有這樣或那樣的關涉。其次在體認稼軒被投閒置散後不得不全力從事歌詞創作時，還必須強調其從事創作乃是他生命的追求與自我實現的繼續，有沒有投閒置散都是一樣的。被剝奪統兵作戰之權的辛棄疾，不正是把詞壇看作是他著意開闢的第二戰場麼？應當說，他是把抗金復國的需求、審美的需求同自我實現的需求迷纏在一起了。“稼軒體”的成功，又是跟他生活的時代、環境、遭遇以及個人才情、修養、襟抱密切相關的。在成為一代大詞人攀登詞史高峰方面，他比之同時代其他詞人更具優越條件。
攀登詞史高峰的意境
“單靠心血來潮並不濟事……單靠存心要創作的意願也召喚不出靈感來。誰要是胸中本來還沒有什麼內容在活躍鼓動……不管他有多大才能，他也決不能單憑這種意願就可以抓住一個美好的意思或是產生一部有價值的作品。”“稼軒不僅雄才大略，文思敏捷，而遭際經歷，尤迥異於常人，是以其詞文采與內容極其豐實。朱庸齋《分春館詞話》卷四）就整體而言，“稼軒體”之所以能雄踞於兩宋詞壇的峰巔，又是跟他人生追求的高峰形態、創作生命的高峰形態以及詩詞自身發展的高峰形態分不開的。有人問美國作家海明威：“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麼？”他回答說：“不愉快的童年。”辛棄疾的早期訓練正是如此，但他的童年卻遠遠超過了“不愉快”。
創作生命的高峰
所以，研究“稼軒體”也必須從辛棄疾青少年時期談起。這一時期事實上還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少年時期的理想追求；二是青年時期的抗金斗爭。先說少年階段。這一階段他完成了兩方面的自我塑造，即：國土淪喪引發民族尊嚴的自我強化；傳統教育促進了自我理想的生成。辛棄疾在山東歷城（今濟南）出生時（1140），金人吞滅北宋已十三年之久，他自幼便備嘗異民族統治下的屈辱和痛苦。他出生的第二年（1141），宋金“紹興和議”成，宋向金稱臣。十二月岳飛遇害。淪陷區百姓不斷奮起反抗。在此特殊環境影響下，他的獨立意志與民族自尊心同步增長。淪陷區所目睹與親身感受到的一切，成為他的初始記憶心象，影響到他的心理氣質與人格理想。在抗金復國、重整河山這一關係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頭等重大問題上，辛棄疾比某些非淪陷區出身的人有著更為具體的感受，有著更為強烈的屈辱感、緊迫感與責任感，並由此而強化成為他一生追求的大目標。
緊迫感與責任感的意象
但是，只有民族尊嚴的強化還未必能導致理想的實現。目標意識形成後，還必須具備動力特質與能力特質。辛棄疾的家庭正是按照這些特質的要求，按照文韜武略這一目標來培養他的。他自述祖父辛贊“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辛棄疾之所以在登高望遠時最易獲得高峰體驗，同他幼時祖父對他的訓練教育密切相關。此外，他還借赴燕京應考之機深入內地觀察動靜，瞭解敵情，為日後抗金的軍事策劃作準備。“忠義之心與事功之志對辛棄疾而言，實在可以說是青春少年時代便與他的生命一同成長起來的。”（葉嘉瑩《論辛棄疾詞》）稼軒之所以能“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是因為他一頭扎進民族傳統文化之中，另一頭又扎深根於災難深重的中華沃土之上。民族自尊心的強化與自我理想的生成，是愛國行動與詩詞創作的必要準備和積累。
中華沃土
從心理與審美角度分析，少年階段還有兩點應特別引起注意。第一，祖國分裂與民族對立的政治形勢，詞人心理上造成整體的破損與完美的匱乏。這同傳統美學中的中和之美，同強調完整、均齊、對稱以及“大團圓”是相違背的，與強調“和善積中”，“盡善盡美”，“溫柔敦厚”，“平和簡靜”也大相徑庭因之，追求統一，追求完美便是稼軒一生的主導動機，主要激情。可以說，抗金復國、重整河山已成為他一生不曾釋解的情結，這是“稼軒體”中的主旋律與最高音。“稼軒體”中經常出現“正分裂”、“補天裂”“整頓乾坤”、“西北洗胡沙”等語句，就是這一主導激情的自然反映，而並非簡單的時代政治口號。即使那些“
嫵媚”與“閒適”之作，也無不潛沉著這一情結所帶來的歡悅與苦痛。第二，這一時期從傳統文化與登高望遠所獲得的高峰體驗，在以後日常生活中經常被激活，成為此後歌詞創作與實際行動的高起點。
登高望遠
傳統經典著作與古代文獻中的愛國志士和他們的英雄行為最易點燃青少年心中的激情。這種情緒記憶與情感積累在登高望遠時更能得到進一步的張揚與提升。“
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憤”，正是由此而引發的。前已論及的三首登臨詞，便是明證。從理想情結進入抗金復國的實際行動，這是稼軒人生追求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雖不足兩年（1161—1163），但對辛棄疾來說，卻是他一生最重要、最關鍵、自我表現最突出、最成功，也是人生體驗最為豐富的歷史時期。這一階段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實際作為是其他詞人難以企及的：審時度勢，相機行動，聚眾兩千人高舉抗金義旗；以大局為重，團結抗金力量，自己則甘居人下，率部投歸耿京；扶正祛邪，大義凜然，追殺竊印叛逃的義端；深謀遠慮，勸耿歸宋並奉表南下，共圖大計；張安國殺耿降金，辛棄疾率五十騎於敵營五萬眾中生擒叛徒，並號召萬人共同南歸，獻俘建康。
五十騎兵
這一系列非同尋常的英勇行動，乃是一個22歲青年在不足兩年時間內完成的，是他同時代乃至文學史上其他詩人難以達致的生命高峰。難怪在當時就產生了極大的“暈圈效應”，給朝野以極大震動：“壯聲英概，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洪邁《稼軒記》）另方面這一系列壯舉又鍛鍊和豐富了稼軒自己。其中有捨生忘死，力挽狂瀾，聚眾起義，毀家紓難的體驗；有英雄與叛徒拼搏以申張正義的體驗；有身處劣勢，背水一戰以少勝眾，死裡求生的體驗；有跋涉千里，晝夜兼程，縱馬渡江，獻俘行在的體驗。難怪四十年後，詞人還以歡快筆調“追思少年時事”，寫出了當年的“壯聲英概”：“壯歲旌旗擁萬夫。錦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漢箭朝飛金僕姑。”（《鷓鴣天》）在不足兩年的短時間內，詞人的心象記憶與豐富體驗，成為他以後四十五年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與創作泉源，也是他詞心永駐並與其他詞人風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辛棄疾
沒有創作生命的高峰形態也不會有“稼軒體”。對稼軒而言，創作生命的高峰形態實際是他生命高峰形態的繼續。他南渡後，因受阻撓而不能在戰場上完成的心願，需要在歌詞創作中付諸實現；抗金有理但卻又報國無門的困惑，需要在創作中予以擺脫和超越。如果把南歸前的生活與鬥爭看作是準備期與播種期，那麼南歸後便是他詩詞（包括政論文）的創穫期。這一階段包括南歸後（1162—1207）整個歷史時期。在漫長的四十五年之間，辛棄疾始終堅持愛國抗金，反對屈辱求和與妥協投降。這從根本上觸動了投降派的利益。所以，南宋小朝廷既想利用他，又從骨子裡忌疑他，表面不得不重視，實際卻百般排斥，所以他長期在地方官任上調來調去，並不斷遭到誣陷打擊，以至前後被迫家居近二十年之久。儘管如此，他仍始終保持政治家、軍事家與思想家的高峰地位，站在時代的先列。《美芹十論》《九議》等，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飛虎軍”的創建，顯示出軍事家的宏闊目光。629（含孔凡禮《全宋詞補輯》3首）首歌詞創作，幾乎把所有生活內容與鬥爭實際體驗都氣韻生動地抒寫出來了。所謂“稼軒體”，說明白了，也就是“稼軒”人格精神的整體性的藝術“
體”現。通過“稼軒體”，可以發現他理想的執著，目標的堅定以及人生追求的鍥而不捨。他熱愛祖國，熱愛生活，熱愛他人，愛大自然。不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都能保持人格的獨立與道德的自我完善能經得起任何沉重的打擊，經得起快樂、憂傷與極度悲憤的磨難。他將藝術的觸鬚敏感地伸向生活的各個角落，對平常事物也能像旭日東昇或夕陽西下那樣保持極大興趣，能諦聽大自然的低語，也能嗅到花草樹木播散的幽芳。他能跟少數人保持真正的友誼，助人為樂，又嫉惡如仇。這就是稼軒的品格。“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
夕陽西下
這同前引江順詒所說“終境，格勝也”，以及宗白華所說“格”便是“映射著人格的高尚格調”是一致的。“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劉熙載之所以把稼軒比作杜甫，是因為稼軒同杜甫一樣，有其不可企及之處。“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為深。”（劉熙載《藝概·詩概》）所謂“吐棄”、“涵茹”、“曲折”，就是審美體驗與藝術加工的“高”、“大”、“深”。這雖是評價杜甫時說的，卻也可以用來評價辛詞。這就是辛棄疾賴以獲得高峰體驗的永不衰竭的內在生命，是他永葆創作青春的詞心是他之所以能在創作領域繼續發揮其早期生命追求過程中所產生的“
暈圈效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辛棄疾
同樣擁有稼軒的某種經歷或某種思想品格的人，他們能否寫出高水平的作品，關鍵在於是否有審美體驗，特別是高峰體驗。稼軒的成功，就在於他始終保有審美的高峰體驗、非凡的創作熱情與超常的創作能力。詩詞自身發展的高峰形態影響並孕育了“稼軒體 ”。任何新事物的出現，都不可避免地要植根於已有的傳統之中。“稼軒體”之所以能“異軍特起”而“屹然別立一宗”，是跟他能全面吸納與融會古典文學優秀傳統分不開的。前人說他善於驅遣經、史、《莊》、《騷》入詞，並非僅指其筆力技巧，而主要是吸納前人的思想與藝術精華，是吸納前人作品中“文心”、“賦心”、“詩心”與“詞心”所展示出的內在品格。“稼軒體”的“暈圈效應”，是藉助文學史上偉大作家的光焰而耀眼生輝的。他繼承屈原目標堅定，上下求索，忠愛纏綿，導夫先路，注重道德修養與自我完善。
暈圈效應
他吸取莊子通達透脫，曠逸空靈，心理上的自我調整與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他集中了陶淵明人品與詩品的真純瑩澈，集中了杜甫情感與功力的精深博大、駕馭語言的舉重若輕。總之，他善於吸取那些站在歷史巔峰上的作家的巔峰經驗以充實自己。此其一。其次，“稼軒體”的成功，還在於作者對詞本身優秀傳統的全面繼承，並在此基礎上完成南北詞風的融合。首先是對婉約詞藝術傳統的涵融吸收。鄒謨在《遠志齋詞衷》中說：稼軒詞“中調、短令亦間作嫵媚語，觀其得意處，真有壓倒古人之意。”劉克莊在《辛稼軒集序》中，除著重指出“稼軒體”之“大聲鞺鞳”以外，又指出：“其穠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現存稼軒詞中那些具有婉約風格的作品，以及豪放作品中同時含有深婉曲折的特點，便都與這種承繼、吸納、發揚、創造密切相關。
婉約風格
稼軒是在南渡詞人營造南宋詞壇三十餘年後，才登上詞壇，接替第一代南渡詞人而成為詞壇領袖與霸主的。他很自然地繼承了他們成功的經驗，發揚其雄壯豪邁的風格，同時也認真吸取了他們因時間緊迫而缺少推敲致使作品藝術感染力低下的教訓，從而認真擔負起南北詞風交融的歷史使命。稼軒生於山東，22歲起義，身為兩千義軍領袖並曾往來拼殺，他在詞作中自稱山東“老兵 ”。這些剛性氣質以及迫切盼望出兵北伐的心態，他那與政治遠見、軍事策略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高峰體驗，在進入以婉媚側豔為傳統的詞體時，必然要有一個適應與融合過程。況周頤在《風詞話》中說：
“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為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
冰霜
稼軒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初期南渡詞人的“荒率”，又認真地淡化南方詞人的“綺靡”。從而使愛國豪放詞在南北詞風融合的基礎上發揚光大，由此而攀上詞史的高峰。“千尺陰崖塵不到”（《賀新郎·用前韻送杜叔高》）即為北地風光，也是詞人的氣質與品德，體現了“以冰雪為清”的審美情趣。《沁園春》（“疊嶂西馳”）中的“萬馬迴旋”，“雄深雅健”也均與婉約詞迥不相侔。“辛幼安跌蕩磊落，猶有中原豪傑之氣。”（趙文《青山集》）一個從北地生長並經過馬上廝殺的豪傑其本性是無法改變的，但在詞的創作上誠實而又巧妙吸收南方詞人的藝術經驗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正如況周頤所說：稼軒“先在北，何嘗不可南。”（《蕙風詞話》）稼軒集中《祝英臺近·晚春》（“
寶釵分”）、《粉蝶兒·和晉臣賦落花》（“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等詞，溫柔婉曲，旖旎纏綿，即使雜入婉約名篇之列，也屬上乘。
北地風光
《漢宮春·立春日》（“春已歸來”）、《行香子·福州作》（“
好雨當春”）等，雖屬婉約之作，但已明顯有稼軒個性特徵。《醜奴兒近》（“千峰雲起”）自注“效李易安體”，雖盡得李清照之神駿，但仍不失稼軒本色，能入能出，輾轉飛騰，舉重若輕，自是大家氣概。下面請看一首並非辛棄疾名作的《臨江仙》：金谷無煙宮樹綠，嫩寒生怕春風。博山微透暖籠。小樓春色裡，幽夢雨聲中。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
小樓春色裡
詞寫傳統閨情，寄情離恨相思。上結一聯（“小樓春色裡，幽夢雨聲中”）之雋美，並不在小晏名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之下，更何況小晏取之於翁宏，而稼軒則純系自創呢？至於這首詞的通體完整，頓挫伸縮，均自然雅暢。所以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評此詞後半闋雲：“婉雅芊麗。稼軒亦能為此種筆路，真令人心折。”同時他還列舉《滿江紅·暮春》中“尺索如今何處也，彩雲依舊無蹤跡。”《滿江紅》（“敲碎離愁”）：“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等，認為最為“婉妙”，“然可作無題，亦不定是綺言也。”至其豪放之作，能放能收，剛柔兼濟，更是南北詞風融合之所得。評家所說“摧剛為柔”，“
潛氣內轉”、“變溫婉成悲涼”、 “清而麗，婉而嫵媚”等等，也均是就“稼軒體”中南北詞風相融合而言的。“詞之為體，要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
清而麗，婉而嫵媚
“稼軒體”表明，七百年前的辛棄疾早已深諳其中奧秘避詞之所短，揚詞體之所長，在充分發揮詞體深美閎約、要眇宜修這一特質的先決條件下，盡力融入詩之所能言。這就使那些只從形式與外觀上而不是從其內質、從其審美高峰體驗上來效仿“稼軒體”的詞人，從根本上與“稼軒體”區別開來。“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並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賙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賙濟強調稼軒的才，但更強調其情”，如果沒有稼軒那種極純、極真、極厚的情感是很難向“稼軒體”學習的。陳廷焯對此說得更為全面：“大抵稼軒一體，後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於粗莽中見沉鬱，其可得乎？”（《白雨齋詞話》）這段話比較充分地說明了“稼軒體”、“
不易學步”的主要原因。
辛棄疾
王國維在分析《賀新郎》（“綠樹聽鵜媽”）一詞後明確指出“後人不能學也。”（《人間詞話刪稿》）又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人間詞話》）稼軒之所以在繼承傳統並在南北詞風融合方面獲得成功，在於他把詞看成是一個開放系統，故步自封是沒有前途的。所以他能廣採博收，大而能化，所有精華，均為我用。第三，所謂詩詞自身發展的高峰，還有另一層涵義，即“稼軒體”的出現，標誌著詞史的發展已達到它自身發展的高峰期。在國土淪喪，南宋也發岌可危的形勢下，“稼軒體”以其高尚的靈魂，巨大的勇氣，雄壯的聲音振奮了人心，產生了巨大的“暈圈效應”。辛棄疾還團結了一批詞人，他們在當時乃至歷史上，均可稱之為優秀人物，從此形成了一個永不衰歇的流派。
暈圈效應
他們同稼軒討論局勢，研治詞學，聯手進行豪放詞創作，不斷擴大“稼軒體”的“暈圈效應”。每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這種效應就愈加明顯、強烈。雖然，由於各種原因（如上所說“才力”、“胸襟”、“境地”等），他們會寫出一些徒具叫噪口號或只是豪言壯語的詞作，但其主流是不能抹殺的。直至當代，我們從那些氣勢磅礴、壯志凌雲的優秀詞篇中，似乎仍可聽到“稼軒體”“洞庭張樂”的餘音，感受到“層冰積雪”的森寒和“稼軒體”、“暈圈效應”的餘輝。第四，“稼軒體”的“暈圈效應”還影響到當時整個南宋詞壇。婉約詞在當時已不能再重踏“
花間”以來的老路了。“復雅”也好，“清空”也好，就是面對“稼軒體”的龐大存在與“暈圈效應而選擇的一條改革求新之路。
婉約詞風格
“就是抗拒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正像列許登堡所說，模仿有正有負，亦步亦趨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模仿’；聖佩韋也說，儘管一個人要推開自己所處的時代，仍然免不了和它接觸，而且接觸得很著實。”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姜夔、周密、王沂孫、張炎這些非辛派詞人情形便大體如此。姜夔就或明或暗地仿效“稼軒體”。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為清剛，變馳驟為疏宕。”（賙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劉熙載對此說得更為具體：“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秘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藝概·詞曲概》）即以明確貶抑“稼軒體”的張炎而言，其作品中也有明顯向稼軒體傾斜者，下面當會論及。
辛棄疾
這說明，“稼軒體”在詞史上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事實證明，在“稼軒體”出現以後，幾乎所有風格、所有流派都不可避免地要向“稼軒體”作不同程度的傾斜或滲透。陳洵在《海綃說詞》中說：“南宋諸家，鮮不為稼軒牢籠者。”事實還說明，在“稼軒體”出現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也出現過不少一流詞人與一流作品，但在整體上能與“稼軒體”抗衡者，卻迄無一人。“稼軒體”在詞史上的高峰地位及其“暈圈效應”是無法否認的。全面深入研究“稼軒體”的審美體驗及其思想藝術內涵與特徵，不僅對稼軒詞、詞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對當代詩歌的發展也很有啟發，很有借鑑價值。稼軒去世前兩年，在知鎮江府的官所裡寫過一首《生查子》：
悠悠萬世功，矻矻當年苦。魚自入深淵，人自居平土。紅日又西沉，白浪長東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大禹治水，孜孜矻矻，終於使魚入深淵，人居平土，樹悠悠萬世之功。
紅日又西沉，白浪長東去
今日，紅日西沉，白浪東去，仍是大禹當年情景，然而治水有功的大禹呢？與此相關，稼軒個人呢？一個66歲的老人，早年為完成“
魚自入深淵，人自居平土”同樣重大的時代任務（即抗金復國，重整河山），他曾“馬革裹當自誓。”（《滿江紅》“漢水東流”）而今已奮鬥一生，目標仍無限渺茫。迷纏他一生的抗金有理但報國無門的困惑一直未得解決。目標在前，任重道遠。“思量禹”，也就是在思量“紅日”、“白浪”無休止重現的永恆，其中含有“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徐幹《中論·修本》）之意在內，前引《永遇樂》中“廉頗老矣”，就是這種精神的具體體現。“禹”，就是“稼軒體”中的原型意象，原始母題，是稼軒自我鼓舞與效仿的榜樣。人的精神愈是趨向於無限和永恆，其精神境界便愈高尚，作為詞人來說，其所得的審美體驗也就愈高、愈深、愈廣。稼軒這首詞裡寫的就是關於有限和無限的哲理思考。
辛棄疾是政治家和軍事家
作為政治家和軍事家的辛棄疾，他的宏願最終未能實現。迷纏他一生的困惑也始終未得解除。從這方面講，他的一生是個悲劇，所以直到臨終時，他還被抗金情結迷纏著而不斷高呼“殺賊！”（《康熙濟南府志·稼軒小傳》）但是，作為詞人，作為文學家的辛棄疾卻獲得了巨大成功。他在短短四十餘年時間裡，充分發揮了生命的健旺活力，完成了心靈歷程的自我創造。不論他肩負的歷史使命多麼沉重，也不論目標的終點是否達到，這始終不懈的目標意識和直奔終點的拼搏本身，就足以振奮人的精神，充實人的心靈。從這方面看，稼軒是幸福的，成功的。“
軒體”的龐大存在及其在審美體驗中所達到的高峰形態，已經超越客觀時空的限制。他用自己有限的作品贏得了無限和永恆。閱讀更多 高高的歷史青年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