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年间发生的一场极具代表性的、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其改革方面涉及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其改革的理由和动力是充分的，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也是清晰的，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也是足够的，王安石本身的能力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原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王安石变法”最后却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人们对失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总是充满着好奇和思考，这无疑是文化觉醒状态下的一种先进的史学观。所以历代以来众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都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王安石变法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思考”等众多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失败的原因”来看，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王安石其实一直没有失败
当然，历史本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们不能说截取某一个特定的维度去思考“王安石变法”是错误的。但是历史发展是有整体趋势和客观规律的，也就是说，事物能否融入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获得成功和认可，并不完全取决于事物的本身。科学的、先进的制度和思想也有可能会被时代淘汰或者绞杀，落后的文化和意识也有可能苟延残喘、得以延续。所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更多还是那个时代的原因。
纵观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变法，无不外乎如此，秦朝的商鞅变法，已是硕果累累了，最后也难逃反噬被灭，后来推行万历新政的张居正被誉为救时宰相，也逃不过人亡政息的宿命。而“王安石变法”又如何能置身于历史趋势和封建本质的规律之外呢？
01、王安石发动改革的政治驱动力
王安石变法是应时之需
常言道：“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如果没有北宋王朝背后的政治需求，王安石变法也不可能凭空出世的，那么当时的北宋王朝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形态又是怎样的呢？
北宋到宋神宗年间，立国上百年，承平日久，各种弊端逐渐显现。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制和财政的问题：北宋继承了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制，夏秋两次向土地所有者征税，夏税纳钱，秋税缴粮。但是官绅豪强和军人是有税收优惠的。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避税”漏洞。自有土地者为了减少税收或者因为经济窘迫，纷纷把土地抵押变卖给那些官绅，失去的土地的农民心安理得地成为佃户或者去投军，根本就不用担心纳税的问题。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土地大规模被兼并”，土地归了免税者或税收优惠者，税就收不上来了或税收大幅降低。可见，土地兼并一方面拉大了北宋当时的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2、官制和兵制的问题：众所周知，北宋是历史上著名的“重文抑武”的朝代，为了笼络人才人心和倡导政治文化，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非常重视科举，掌权者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到体制内，这原本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坏就坏在这个力度过大了，从而使得北宋官僚队伍迅速膨胀，进而也给财政开支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北宋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废除了府兵制，采用职业化的募兵制。中央保留精锐的禁军，一半镇守京城，一半在各地驻防，地方则是厢军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的乡兵和藩军。由于北宋对辽和西夏作战的需要，禁军这支以步军为主的常备军队必须保持比较庞大的数量，才能对抗高机动性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以及维持整个社会秩序。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年间，军队大约维持在百万规模。这对于不到一亿人口的北宋王朝来说，募兵制也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北宋神宗时已经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所有历史王朝在和平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都是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所以北宋当时的主要症结还是在于“财政”问题上。随着王朝建立的时间向前推行，财政上越来越捉襟见肘了，其突现出来的“冗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让北宋当权者十分头疼。
北宋尴尬的政治局面迫使北宋皇帝们必须要作出了相应的对策，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全面溃败。所以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已经有了一个叫范仲淹的人主持过“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其实就“节流”的角度来解决“三冗”问题。希望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整顿官制、兵制，减少官员和军队数量，精兵简政，达到减少财政开支的目的。当然，这场明显侵犯了官僚集团既得利益的新政，很快就黯然收场了。范仲淹本人被贬，徒留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空中飘荡……
范仲淹已经失败过一次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使掌权者的目光从节流又回到开源上来，而且形势是刻不容缓了，因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中央政府财政已出现赤字了。宋神宗即位以后，急于改变现状，便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回答：“以择术为始”。意思就是，解决当今的严重问题，应该从改革行政手段开始。宋神宗又问：“不知卿之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回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意思是通过立法度，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改善财政收支的问题，是当今最紧迫的事情。于是，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主持推行变法。
历史上每一次变法其实都背负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都包含着一个崇高的政治理想，这也正是这些改革者的魅力、勇气、才能、情怀的体现。“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它背后的驱动力就是一种破旧立新、除弊兴利的使命和理想。
02、王安石变法的设计与实施
王安石是一个天才设计师
1、变法的主要领域
从前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安石变法”的直接驱动力是北宋朝廷的财政问题。所以，经济改革必然是在变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是经济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都是它的衍生面。所以，王安石变法的领域就不可能只集中在所谓的
“经济领域”，而是期待用“多点开花、中心结果”的思路，用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全面改革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平衡和增长的目的。2、 变法前的社会结构
要探究变法所应当规避或变法实施之后所会遇到的强大阻力的来源，首先应当分析的是它的社会结构。
其实，北宋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常态结构，宋朝沿用了自北魏就开创的职田制度，对官吏授予土地，这一种制度，本质上将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合二为一了。
此外，宋朝廷对于官户，不仅赐予土地，而且减免赋税。这就使得官僚地主阶级在政策的保护下“合理避税”，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国家的税源就越来少。
北宋当时的社会结构主要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合二为一”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王安石变法的阻力来源集中在官僚地主阶级身上。
王安石以一人之力战天下
3、 变法措施及其利弊
“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措施主要有：（1）：均输法（2）：青苗法（3）：募役法（4）：保甲法（5）：方田均税（6）：市易法（7）：免行钱（8）：农田水利（9）：裁军法（10）：将兵法（11）：保马法（12）：军器监法（13）： 取士之法兼改革科举；
“王安石变法”涉及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限于篇幅，本文也不可能在此一一分析他的成败得失，就选几个主要的、影响比较大的措施进行利弊分析吧。但同时需要声明一点的是，凡事都有两面性，没有分析的措施并不代表就没有问题。
1）均输法与市易法
这两者本质上都是政府调节市场，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均输法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市易法是政府平价收购滞销商品，短缺时卖出。实际上就是政府介入商品调控，抑制物价，防止垄断经济的形成和扩散。这在我们现在并不能理解，看起来也并无不妥。但是，在北宋时期，人们的经济思路远没有这么开阔，不会站在民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些官员和地主只会在乎他们的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国家作为一个“中间商”的行为，实际上只能被他们视为与之争利的行为。而且有些官员为了捞政绩和利益，还会故意以此来打压、栽赃那些中小商户，从而引起民怨。
王安石更像一个经济学家
2）青苗法
青苗法就是我们现在为了扶持“三农”而推出的贷款政策，主要也就是针对“土地兼并”的问题而去的。过去农民把土地转让给地主，主要就是没有本钱，没法种地，所以不得不向地主借贷或转卖，最后被地主的
“高利贷”逼迫而丢失了土地。所以，王安石以各地常平仓为贷款本金，按户等决定可贷款数量，利息二分，还贷时与两税一同上交。这个政策的设计也是很好，基本上切中了农民的痛点，也踩中了解决国家财政收入问题的要点，并且在县城实行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全国实行的过程中，却再次出现因人废事的情况。因为青苗法直接影响国家的收入，所以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是挂钩的，所以很多地方官员把青苗法的自愿原则变成了强行摊派，并肆意提高贷款利息，甚至有时候利息还超过了私人借贷的利息。
于是，青苗法的性质完全变了，原本不需要贷款的农民也被逼着贷款，贷了款的农民根本还不起利息。最后形成的恶性循环就是土地又回到被地主阶级兼并的节奏上来，而农民只得逃离避难。
青苗放贷的实质是：与地主阶级争利。但宋代的社会结构是：
官即是地主，地主多是官，所以青苗法被官员破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很多政策都在实施过程变形了
3）保甲法
保甲法主要是针对冗兵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它规定：各农户组保，户等最高、最富裕者任保长，农闲时期集合军训，夜间维持秩序。 按照这个设想，厢军被裁是必然的结果，从而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这中间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榨取农民的剩余价值”，保丁没有工资，只是集训时报销当日口粮。这本已触犯了农民的利益原则，而且极大的处罚风险——“私逃亡，杖六十，计逃日补填。酉点不到，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可以说，保甲法是利国却苦民的政策，难以得到支持，事实上当时很多农民选择落草为寇来逃避保甲法。
4）农田水利法
变法期间，政府兴建了大量农田水利，熙宁二年到九年，全国新建田亩363000余顷，仅开封府每年增收谷物便达数百万石，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北宋农业的发展，但是因为农田水利的修建计入官员政绩考核，而兴修农田水利由百姓出资，某些官员无度修建，便给人民带来了害处。总的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
王安石也不知道明月在哪里？
5）方田均税法
这是王安石针对当时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却凭借势力逃税漏税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它规定：每年丈量土地，并将土地分为五等，征税时按照等级，土地较肥沃的多征税，土地较贫瘠的就少征税。方田法查出了大量隐匿的土地，建立起完善的土地信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兼并的程度和农民负担，但是，由于推行太过繁难，实施效果难以得到保证，且侵害了地主的利益，该法于元丰八年被正式废除。
6）募役法
募役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可以用钱去抵消劳役。这一政策原本极大方便了百姓，“比于雇役苦乐十倍矣”。然而，该法规定“命官、绅士占田无限，皆得服役”，就侵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了。
王安石好心干不成好事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地主阶级利益、提高平民生活水平，如青苗、募役、方田均税、免行钱、农田水利等；也在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改善宋朝廷的制度缺陷，如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裁军法、裁军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 取士之法兼改革科举。
目的不可谓不好，但最后都因故失败。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失去了自己强有力的后盾，宋哲宗以年幼之躯即位，一向反对新法的宣仁太后临朝，五月，司马光上台执政，逐步废除新法，并将改革派尽数革出中央，至元祐四年，新法被完全废除。后来虽仍有废立，只是一味地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却失去了为百姓谋福利、为政治注活水的目的了。
03、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分析
“与世为敌”的王安石还是失败了
王安石的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甚至可以说是不出意料地失败了。同时，他也给世人留下无限的惋惜和想象的空间。
从表面上来，王安石设计的各种制度，都是能够针砭时弊，切中要害的，但在实施过程中要么就是实施变形，要么就是官员抵制，要么就是效果恶化，最终导致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和制度设计不可谓不好，甚至很多制度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却注定无法在当时的北宋取得成功。这不仅仅是因为实施不力、效果失真、阻力过大、支持不够这些表面现象，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历史政治原因的。
王安石变法是需要勇气的
一、“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一场应对举国危机的政治冲动，并非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这么说可能大家很难理解，换一句话说，王安石变法是有“时效性”的。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一个人得了感冒，被迫要去吃感冒药，这样可以治疗感冒。王安石变法就是当时北宋的一粒感冒药，感冒治好了，甚至好得差不多了，感冒药就没用了，甚至身体还会产生抗体来抵抗它。
因为感冒药不是身体机能的内在需要。当北宋朝廷服用王安石这粒感冒药时，感觉弊大于利，便会果断的放弃，所以当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因为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改革就被瞬间放弃了。
北宋当时主要还是守成，而不是拓展
二、宋代的体制没有适合新法的土壤，没有预先设立的、成熟的商业机构，也没有成熟的法律来保障各方利益
一个新的事物和制度就像一个新生的生命一样，除了需要有人很好地呵护他、保护他，其生长的环境对其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和制度设想都很好，但是却没有新政的基础，也没有精心的准备。
青苗法就因为推行过猛，监管不力而失败；均输法与市易法就因为物流条件、机构体制不成熟而流于形式；保甲法就因为无法保障农民利益而流产；募役法就是因为牵涉太广而被抵触；免行钱法就因为一刀切而遭到宦官等反对而被叫停……
也就是说，
王安石变法有点急于求成的，不管大病小病，先上手术台。最后只能被抵制而失败。
王安石变法强国但不富民
三、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强国而非富民，是一场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导致变法严重缺乏社会基础。
在王安石新的利益分配方案中，民商、地主和农民都是被设计成了输家，而国家成了最后那个“吃独食”的人。这显然不符合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的。因而王安石的变法是在“众叛亲离”、“孤军奋斗”的情况下开展的，没有社会基础可言的。
当农民这个“大多数群体”都不能团结起来时，王安石变法的寸步难行是可想而知的。
每一个王朝都有它的卫道士
四、王安石变法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历史规律，也忽视了封建社会“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政治本质
人类文明不可能一下子从一个低级社会跃升到高级社会的，这是基本的常识。王安石变法其实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当时的北宋完全没有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直到几百年后的明朝才出现，由此可见，王安石这种超前的改革是“过犹不及”的。
何为“封建”？“封”是封官、封地、封利，封是皇权与官僚地主阶级共治天下的体现。“建”才是“君主集权”的体现。所以封建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官本思想是统治者的利益保障，教条主义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王安石忽视了这两个本质问题，直接对官僚地主阶级动刀子，自然不会顺利。
事实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很多新政就毁于“官僚主义”产生的阻力和“教条主义”产生的破坏力。
王安石已经足够伟大了
综上所述，“王安石变法”是一种伟大而又先进的政治设想，但是他在当时的北宋却是不合时宜的。 前期，在宋神宗皇权的强力支持下，在王安石团队的精心维护下，新政能够得到相对安全的生存，但是随着神宗去世、政治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了，地主阶级的反扑就会爆发出来。而作为新的朝廷，在无力保证自身利益的安全性的条件下，王安石随时都可以成为一颗政治妥协的弃子。
04、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思考
王安石是一个真正有风骨的人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我们可以把这三句话理解为支撑王安石这个“拗相公”最根深蒂固、最无可动摇的信念，甚至可以断言，没有这三句话的支撑，王安石甚至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变法。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也正是这三句话，最后使得王安石的变法“无立锥之地”、“为世人所不容”。
然而，这并不能影响王安石在历史中、在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形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是一个天才。他在变法中所提出的思想和设计是超越那个时代几百年的，甚至对我们如今来说依然也很好的借鉴作用。
骨干的现实，不影响王安石丰满理想的魅力
与此同时，王安石这三句话，将一个文人的情怀、胆识、胸怀、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就连他的政敌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我们时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对于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时代英雄，我们确实不能以成败论之！他们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暗淡无光，恰恰是因为光芒万丈，太过耀眼，而被视为“时代的异类”。他们都是时代的先驱、是时代的勇士。
当我们再回首“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时，除了对于成败的感叹之外，我们更应该从其身上“变革家”的气质里去寻求精神的力量。就如同时期的张载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才是一个有为者应该有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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