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是理想主义，墨子是现实主义。
叶公子高问孔子：善于施政的人会怎么做呢？
孔子说：善于为政的人，远着近之，新者旧之。
墨子说：孔子答非所问。叶公子高难道不知道：“远者近之，新者旧之”吗？人家问的是具体如何做，而不听你夸夸其谈的。
这里说的就是孔子、墨子的最大区别。孔子讲理想，阐述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墨子讲现实，说的是应当怎样做的问题。这两个区别体现在儒学和墨学的方方面面。
（二）儒者是道德先生，墨者是实利主义。
墨子向儒者请教：何故为乐？
儒者说：乐以为乐。
墨子说：你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问的是“为什么”，而你回答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我问的是“房子为什么是房子”？应该回答的是：冬天避寒，夏天避暑，房子可以把男女居室划分开。
墨子是从实际的功能来思考问题，而儒者的回答无异于：“因为房子，所以是房子”。这种思维推展到了伦理道德，乃至政治主张的层面。儒者认为人君应该仁，臣应该敬，父应该慈，子应该孝。但是全然不问为什么应该，以及具体如何做达到自己说的“止于至善”。
后来的儒家，开始向“心性学说”探索，他们只问行为的动机，而不注意行为的效果。董仲舒说“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要你的“发心”是好的，至于做成什么样子，都不是很重要了。墨子的思维恰好跟着相反，就比如这个房子的问题，得先问清楚目的，才能知道如何构造能够达到目的。
（三）儒者夸夸其谈，墨者讲究实干。
但凡识字的人，谁讲不出来几句仁义道德的话来？关键在于“有什么用？”盲人虽然看不见黑白，但也能搞清楚黑白的概念。到了实际应用的时候，概念是最没有用的。
很多儒者高谈阔论王霸义利之辩，但是到了民生问题上，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楚。在书房里面把“利”和“义”分得一清二楚，可事到临头还是选择了随波逐流。读书多的好处在于，他们无论如何做，总能想出“堂而皇之”的理由。
墨子说：光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是没有用的，区别虚空的概念是根本不算是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于运用，在于事功，在于利益。利益不是狭隘的货币财富，利，是有用，益是对谁有用。
儒家的“义”讲的是“宜”，就是“应当如何”，寻求的是“理所应当”，至于这个“理”是不容置疑的“天命”，儒者的作用在于探讨天命之下的“应当”。天比地高，男子好比天，女子好比地，因此，男子应当比女子地位高。至于“为什么”？他们会讲这是圣人说的。为什么圣人这样说？那是因为先王是这么干的！为什么先王这么干？那是因为天命是这么要求的。至于这个思维环节中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凡是提出疑惑的，都是大逆不道的异端。儒家讲的学统，本质是学术权威。墨者是敢于打破这个权威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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