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大胯
著名歷史學家羅榮渠曾先驗性地提出：儒家所追求的“和諧、秩序、理性”的價值觀，並不利於落後國家開啟現代化進程；而在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儒家所推崇的價值觀的意義就必須重新估價。
錢穆先生曾對美國2008年的次貸危機做出過這樣的評價：“超出必須之經濟”。
他認為中國有必要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堅守自己的“人文本位”的經濟思想與政策，進而保持社會的良性均衡，這樣才能避免像西方國家一樣走向“超出必須之經濟”。
在我國市場經濟不斷髮展和完善的今天，“儒商精神”是一個值得被重視的研究課題。
現如今，重新研究“儒商精神”的本質，是將中國社會中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重要話題落腳在企業層面。這對我國經濟的振興和中華文化的弘揚，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內觀己心
提到“儒商精神”，當前社會中最常見的反倒是其對立面：“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指：
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實現人的某種功利的服務。工具理性是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達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同時“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效率理性”。
換句話來說：持“工具理性”的人，只看重所選行為能否作為達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也就是看所選的手段是否是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他們不管目標是什麼，只要目標既定，就要找到實現這個目標的最佳手段。
從客觀上來講，正是由於“工具理性”的普及，才使得現代社會迅猛發展，使得人類控制、駕御客觀環境的能力增強，生產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質生活顯著改善。
然而，也正是由於“工具理性”的威力“所向披靡、無所不至”，以致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價值規律“倍受蹂躪”，尤其是傳統意義上的賴以凝聚社會的力量正在分崩離析。
而商人在經濟發展中無疑是最關鍵的一個群體，他們的價值觀通過影響自身經濟行為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和進程。
外察世界
關於“儒商精神”的爭論由來已久，其主要的爭論焦點在於“義與利的權衡”。實際上，大多數人對於儒家“義利觀”還是停留在“輕利重義”的片面理解上。這主要還是受到漢代董仲舒主張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存義去利”的僵化教條的影響。
其實，孔子並不是恥於言富、言利的，他只是拒絕那些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財富罷了，他主張的是“義以生利。”
南宋著名的儒學思想家葉適也主張“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也就是用功利、利益的原則來體現道義，而不是用道義來限制利益。明代的王陽明則更進一步，提出了“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為賢”的價值觀，將重商思想與儒商精神的價值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諸如此類的學說，今的商業世界而言，更像是一場“及時雨”，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和參考價值。如果將先賢的智慧與現代管理理論相結合會發現：“義”主要是對管理者的道德要求，而“利”則主要是指物質需求，進而整個管理活動便是“義以生利”——也就是精神價值創造物質價值，而又對其柔性制約的過程。
正心正舉
“儒商精神”的根源是“儒家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在規範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一套建立社會秩序的學說。儒家倫理千條萬條，但歸根到底不外乎是日常生活中做人的道理，指導人們如何和諧共處。
“中庸理性”是“儒商精神”的核心，指的是以節制取代效率，兼顧自己與他人（整體）的利益。相反，如果為了經濟利益最大化而無所不用其極，也必將對社會的整體效用產生消極的作用。
“中庸之道”在商人身上的根本體現，就是尋求與外界和諧相處的均衡點。這與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商業生態系統”理論，以及資源依賴理論中的“社會合法性”所闡述的道理其實是一致的，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管理學理論本質的相通之處。
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商精神”對於商人的指導意義在於：
你謀利沒有錯，關鍵是在於要同時注意與其他商人、消費者之間的和諧共處，不能只是“工具理性式”地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應該以“中庸理性”的思維模式指導自身的經濟行為。
啟迪多元思維
企業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是由眾多個體、組織和子系統組成，是以組織和個體的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經濟聯合體。
作為一名企業家（商人），最重要的是去思考：
如何去經營自身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如何謀求一個適合自己和企業發展的空間？
中國古代經濟倫理追求的“公利”與“私利”之平衡，以道德的方式獲利是為了維持整個商業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而企業家的“儒商精神（中庸理性）”無疑在此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實際上，在如今的時代，對於“儒商精神”的研究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想與所謂的“文化決定論”為伍，而是讓我們意識到幾千年前的儒家理論離我們並不遙遠，它蘊含著實實在在的為人處世的方法，能夠在經濟、文化層面上喚起我們的民族潛力。
撥迷見智 開啟自在之門
著名經濟學家何軒曾解釋道：《尚書》以“中”表示“合宜”，而首先將“中庸”二字並用的是孔子。“中庸”既是修德的最高目標，也指行德的具體途徑。“中庸”是一套對人、事、物的基本感知框架，是一套將世事視為許多具有價值取向的“一維兩極”的動力狀態。
也就是說，即使是正確的事物，一旦被推向某個極端，就容易產生反效果，從而走向另一極端。站在商業的角度來看，經商是為了盈利，這無可厚非。但如果每次交易都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每一分錢都要賺盡且不留餘地，則可能會適得其反。
真正具備“儒商精神（中庸思維）”的商人會仔細斟酌自己的商業行為可能給其他人帶來的不良後果，他們會統籌考慮選擇一個“恰如其分”的方案，從而使得自己與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達到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
對於在現實商業世界中打拼的商人們，心中的“義”與現實的“利”無時不刻都在激烈角逐。“重利輕義”可能可以謀取一時之利，但是不可能給企業帶來持續的利益，這類“因小失大”而“翻船”的案例不勝枚舉。
其實，“義”與“利”本身就不是對立的關係，只要企業家和商人們追求的是合仁合義之利、適宜之利，從本質上來看，他們就屬於“儒商”群體的一員，他們就是在用自身的踐行來發揚真正意義上的“儒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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