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末云南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在历史大变革的浪潮中，他创造了若干个第一。
——作者题记
刘克升先生照
“丰沛南阳不显亦世，中华民国于斯万年”——在历史文化名城会泽县城中，有很多名门望族，上面这副对联，就是会泽县城大族刘盛堂家的家联。这副家联，把刘邦当做了自己的始祖，它和该族祠堂大门上的“漫言皇帝是吾家故物”同出一辙。
刘氏一族，是清朝乾隆时迁入会泽的，到清朝中叶，刘盛堂的父亲刘昭銮曾中过举人，到清朝晚期，刘家已十分兴旺，除十字街东侧买鱼街到米市街全是刘家的住宅外，还于发儒街修了家庙祠堂。
刘盛堂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字克升，号怡园，青少年时代，由于家学渊源，均受过较好的传统教育。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仅29岁，中乙丑科三甲第31名进士，被派往广东开平县任县知事。遗憾的是大海的椰风没有给这位初出茅庐的仕子带来什么暖意，他所憧憬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也在迈向仕途的第一步彻底破灭了。处于封建末期的满清政府，已经是沉疴久积，病入膏肓，位于中国南端的广东，更是民不聊生，匪患十分严重，当时，邻县盗匪数次越境抢窃，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刘盛堂就任后多次具文咨请缉拿法办，谁知官匪互为勾结，遭到拒绝。刘盛堂只好派人越境辑拿，捕获归案。此事，却反被邻县知事参奏罪名，被迫卸职，于光绪二十年解职回籍。
刘盛堂在广东开平县任职期间，提倡实学，在当地创建凤山书院，并捐出养廉银购买书籍，当地学风大变，其为官主张从严治理，致力于打击奸恶，革除冗员，又聘请阳湖人吴翊寅重修县志，文稿初成，尚未刻印，遭到排挤卸任。这次宦海风波，不仅使刘盛堂感到仕途的渺茫，对于满清政府的腐败，也加深了一层认识，对于他后来变革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返乡后，刘盛堂自费东渡日本考察实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返回原籍，刘盛堂这次东瀛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封建社会处于激烈变革的时期，一方面，清王朝在西方强烈的入侵瓜分下，不得不进行一系列不彻底的改革。另一方面西方文明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冲击着中华的传统文化，各种公派、自费留学取代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废科举，兴教育，新式学堂的开办带来的是大量师资缺乏的窘况，当时云南巡抚林绍年等给朝廷的《选派速成师范学生并续遣三批学生出洋游学片》中写道：“兹选得进士刘盛堂等四十一名……定为出洋速成师范学生，庶毕业归来，是以分派。并以刘盛堂等六名，兼充考察学务”。于是，刘盛堂于光绪三十年，带领四十一名云南学子又踏上了留学日本之路。扶桑的樱花再一次等待这位士子的到来。因是官费留学，其经费按规定是从裁兵节饷和积谷余支中开支，刘盛堂是从东川府中学堂津贴银两项暂拨开支。在日本期间，刘盛堂思想进步，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并对日本的学校从教育体制、课程、教材进行了多方的考证，并购置了经纬仪，动植物标本和人体解剖模型等一批科学教学仪器，作为今后开办学校之用。并将每天所见所闻，用日记的形式，详细记录，形成了一本近似于“留日札记”的文稿，后曾付梓印刷，公开出版，可惜此书已无法寻找，笔者年轻时曾听县城贤达董敬缄说过此书，董老对书中的事件及情节记忆犹新，曾对笔者说过书中记载的一件事：一天，一群日本朋友带刘盛堂去沐浴，期间是一群女孩子给沐浴者擦背，克升先生对此举感到十分不习惯，扭妮之中，遭到了日本朋友的嘲笑和调侃。传统文化与异国文化也就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了较量。光绪三十三年，刘盛堂学满回国，并出任昆明贡院督学一职，光绪三十四年，这位学子踌躇满志地返回了故土。
刘家祠堂1
处于落日余晖下的的会泽县城，传统的封建势力还是较为强大的，一方面，行将就木的满清残余势力，还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思潮，通过一群留日学生，已经渗透到县城，在新与旧、腐朽与新生、前进与后退，民主与专制、革命与守旧的较量中，克升先生的举动，惊世骇俗，初到县城不几天，他就倡导男子不留发辫并率先剪掉了自己的大辫子，把头发剃光，上街行走。当时，一条辫子就是一个王朝，克升先生此举，表明了他和腐败的满清王朝的决裂。处于辛亥革命前夕的这种做法，的确震憾了县城，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刘大和尚”的雅名。在公开场伙，他都倡导妇女不应缠足，并率先从自己家中的妇女做起，解小脚，留天足，成了县城向传统社会的一次革命。他还带领一群思想激进者，掀掉了城隍庙里的泥菩萨。克升元生返乡后的这些做法，把个传统的会泽县城，闹得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克升先生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当时东川知府苏天爵极大的恐慌，他诬蔑刘盛堂与孙中山为一党，还说刘盛堂主张立宪等等，还是当时的道台主持公道，才幸得免罪。
克升先生在会泽最大的贡献，是他开办的新式学堂。自隋唐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形成了一整套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和以庙学为主的教育制度，特别是重文轻理，重八股而轻经济的弊端，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清朝末期，满清政府力图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仿效西方，开办新式学堂，但这项改革，因深深地触及到上千年的教育体制，加之新式学堂师资的匮乏，新式教材的奇缺，传统观念的干扰，经费的严重不足，显得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克升先生自筹经费，于家中“迎晖堂”处创办私立“爱国小学堂”，聘请管教一人，教员6人，开办7个班，共招收青年及儿童一百人，并亲自兼任校长一职。克升先生创办的这所私立小学堂，比起当时官方所办的学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更富有生命力。到宣统元年（1909年），由刘克升先生倡议，经楚黔会馆同意，将其迁入衡州会馆（俗称南岳宫）开办，当时，并由楚黔会馆出资，招收新生，当时有管教2人，教员7人，设6个班，学生150名。这所学校虽不断合并搬迁，至今尚存，成为了会泽县城有100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名校。
克升先生创办的爱国小学堂，是在晚清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它和当时官方所办的新式学堂，又有着以下不同：
一是办学思想先进，传授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克升先生在日本期间，曾考察过日本的学制，他在家乡所开办的学堂，从管理体制，聘请的教师，课程的设置，有很多都仿效当时日本学校的做法，通过地球仪，人体解剖模型，向学生传授现代天文及卫生常识。
二是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科举时代的女子是不能入学读书的，晚清废除科举而进行的教育改革，允许女孩进入“女校”读书，但不能男女同校，民国初年，会泽县城即开办女校，地址于其后的老滇剧团剧场处。也正因为如此，各地都纷纷开办“女校”，专门招收女孩子入学读书。1912年，蔡元培先生任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时，深感男女分校的弊端，首次倡导男女同校，其后，全国也才开始施行。克升先生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所开办的爱国小学堂，就十分倡导男女平等，男女同校。爱国小学堂于1908年创办时，不但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并要求不解小脚的女孩子不可以入学。克升先生此举，的确是开古城现代文明之风，比起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男女同校，早了整整四年，成为了在全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学校之一，这在县城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三是编写白话乡土教材。开办新式学堂，核心是教材和教师，作为传统教育的“三字经”、“百家姓”以及“中庸”、“大学”等教材，是不能适应新式教育的。清朝末年，虽对新式教材作过规定，到民国时，规定为修身、读经、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可很多情况下，都没有相应的教材，就是编写的教材，也大有新瓶装老酒的弊端。克升先生根据教学的实际，结合自己留学时对日本小学教材的考察，编写了爱国小学堂的白话乡土教材《云南地志》，全书4万余字，由疆域、地势、山脉、水源、天气、物产、人民建置、区划、土司、边防等十三个部分组成，教材于“光绪戊申之季冬月出版”，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发行。可以说，作者是根据时代的要求，借鉴了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思想用比较通俗的语体文全面诠释了云南的山川形势，风物特产、民俗风情的，在《人民》一节写到：“云南人性情豪侠，好勇善战，至妇女亦能驰马操戈……承此民气，使得淬励扶持，进以国民教育，以之卫国保种，何遽日本之不如”。在西方烈强凌辱下亦穷亦贫中的中国，在种种“劣等民族”、“东亚病夫”的论调中，克升先生的振背高呼，使人感到何等的痛快。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那样的淋漓尽致。《云南地志》从全省和全国的角度看，的确可称之为中国新式教育的第一部白话乡土教材，成为了在旧体制废墟上向一种新生制度呼唤的宣言书。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教材的范畴。
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是这样评价该书的“云南地志三卷，刘盛堂撰。刘盛堂，字克升，会泽人，光绪壬午举人，是书分疆域……边防等目，而区划除省治外，以二十一府、厅、州、县分录于金沙、澜沧、南盘三江之流域，于全滇地势，开卷了然。全省图外，各府亦绘有分图，其图较昔日《云南通志》之图精细，乃治云南地理良好之参考书。”
刘家祠堂2
克升先生不但是一位“教育救国”者，也是一位“实业救国”者，返乡伊始，他就仿效十八世纪60年代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四川|聘请纺织技师，于南岳宫内成立织布公司，招收女青年学习木机织布技术，首次在县城推广“丢梭织布法”。此举，使得整个民国时期，会泽城区的织布业发展迅速，到建国前夕，全城已有木质织布机1400多台，县城木质织布机的发展，为县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县城郊除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外，又多了一层工业文明的前奏曲，是会泽县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化工业文明转化的标志。刘盛堂热心发展地方实业，民国元年（1912年），云南实业公司委任刘盛堂为迤东矿务公司临时总办。民国2年，又委任他为迤东矿务公司铅锌各厂总办。刘在任职期间，对矿山生产管理进行了改革，成绩卓著。同年3月，东川矿业公司改组，民国初年，巴补梁山（即今大小梁山等地）的彝族同胞在重九起义的感召下，深受中山先生有关民族政策的影响，公推彝族上层人士到省军政府处请求抚绥内附，即要求军政府对这一彝族地区实行“民主、共和”。民国二年，军政府任命阮觐宸为招抚弹压委员，会泽籍人士刘克升为帮办委员，深入巴补梁山，进行考察，特别是开办学校及筹办矿务等方面提出书面的意见和规划，克升先生不辱使命，到巴补梁山后，宣传民国，后率领二十一寨彝族酋长，到省谒见云南督军蔡松坡，彝族酋长被赏赐军服佩剑等物。从中可以看出克升先生站在时代前列，积极拥护共和的思想和情操。
克升先生对会泽文化上最大的贡献，是他所创立的业余滇剧组织“翼教社”。会泽的戏剧活动开始得较早，清乾隆中叶，会泽的铜商经济达到十分的鼎盛，加之各大会馆寺庙戏台的建盖，县城的戏剧活动开展已十分频繁，乾隆四十八年湖广会馆曾办过一场庙会，当时会泽县城及郊外十三家单位参与庆贺，每家都“送戏文”。所谓的“送戏文”，即庆贺的单位用钱雇佣一个戏班，到时参与演出。当时，祝贺的十三家单位送戏十三本，加之东道主包戏两本，共十五本戏进行演出，如果一天演出一本的话，也可连续十五天进行演出，当时的戏剧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到光绪年间，会泽县城在外地戏班的影响下，已有戏剧组织的雏形，当时业余艺人已大量的出现，人们把他们称为“东玩友”及“西玩友”，每逢县城节日，这些玩友临时搭班，进行演出。克升先生返乡后，深感县城戏剧演出的戏台之多，共33个，戏剧爱好者之众，其教化作用之大，于是于民国元年3月创建业余滇剧组织“清明会”后改为“翼教社”，翼，是鸟类的翅膀；教，是高台教育，意思是通过这样的组织像教育的一支翅，向人们灌输新道德，新思想，新的做人准则。建会初，有会员35人，后发展到70多人，克升先生自任会长，并带头捐银百两，购置了服装和文武乐器。冀教社的成立，它为新政权服务的宗旨十分明确，成立之初，除上演传统剧目外，还编写了有关戒除鸦片，抨击贪官污吏和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为内容的三个剧目，受到社会的好评。该剧社可以说是曲靖市成立最早为数不多的业余剧团，从成立到建国前夕，在近四十年的演出活动中，共积累了传统本子戏《白蛇传》、《铡美案》等50余本，折子戏《狮子楼》、《快活林》等170余折，结合抗日战争，编演了时装滇剧《孤忠救国》，多次赴昭通、巧家、大关等进行义演，获得了“誉满滇东”的赞誉，在滇东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3年，克升先生病逝于会泽，会泽纺纱织布行会感其这位纺织业的拓荒者，特为他在西门外立了一块“功德碑”，赞颂了这位在会泽身体力行“民主共和”的先驱者，《续云南通志长编》也为这位在新旧交替中倡导新事物及新生活的人留下了芳名。
刘盛堂有四子：
长子刘尧民，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会泽通过自学成为名教授的，曾任云南大学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次子刘治熙，1928年毕业于河北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滇北矿业公司协理，同时在会泽楚黔中、小学任教，宣传革命，并积极推广科学技术，曾在自家祠堂创办东臬农场，1949年任中华人思共和国第一任会泽县民选县长、人民代表，后调云南冶金四矿工作。后调云南冶金设计院。
三子刘治康，实业家，1935年任鑫泰矿业公司经理，1949年后曾任昭通地区人民代表，东川市人民代表，会泽县人民代表。195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之规定，决定由西南有色局作价收买鑫泰公司，交由会泽铅锌矿收归国有。
幼子刘治隆，1942年云南大学毕业，为云南省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刘家祠堂3
附：《开平县志·卷三十·宦绩》：
光绪壬辰知开平县事。盛堂提倡实学，创建凤山书院，捐廉购置书籍，日与诸生研究经史，士习为之丕变。邑人喜构讼，图告不图审，习为固然。盛堂怒曰:"此刁风也，乌可长于是!"加意惩创之。尝有原告伏罪而被告尚未知情者。健讼者至，相戒不敢轻于尝试。一时有讼庭花落之称。自温公树棻后，邑人习于宽政，盛堂纠之以猛，胥徒惕息，豪猾敛手，民以大和。先是，差役承袭，多至二百六十人，私党繁盛，藉票传而罔利，所至鸡犬不宁，乐业之家至闭门避之以不见。此辈为福，遇大案辄遣其徒挟犯者亲党，私索贿曰"讲差礼"。有"黑眼银"、"白眼银"之名目。每一案辄讲千百金。差礼入，任意卧票，听犯者恣游街市。原告呼捕，戒勿应。故刁徒相谓曰:命和贼走皆恃此曹为障蔽也。盛堂痛惩其弊，适奉裁役，一旦革去二百三十名，姑留四十名供驱使。差暴稍戢。尤恶强族巨猾，豪绅之干谒者，不稍假借。又念志乘久缺，延阳湖吴翊寅重修。草创初就，未及刻，因获邻邑巨盗，为恩平令钱某所挤，竟卸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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