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醫徐大椿所著的《醫學源流論》中，有一篇“用藥如用兵論”，說的是治病和用兵是一樣的道理。“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猶之好戰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病邪好比是敵人，藥物好比是士兵，治病如同打仗。
首先我們要知道疾病的病位和病性，也就是辨證的過程，兵法上叫“知彼”；同時還要知道每味藥的藥性，就像將軍瞭解自己的士兵一樣，兵法上叫“知己”。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用藥，就能獲得良效，兵法上叫“百戰不殆”。歷代兵家無不奉為至誡。醫家治病，有如兵家打仗，用藥用兵，均同此理。
所謂用藥如用兵，意即醫家治病須通曉藥性，用之得當，則疾病立消，有如兵家用兵，用之得當，則旗開得勝。若醫家不諳藥性，用藥不當，則不僅病邪不去，反傷正氣，甚者貽誤性命，有如兵家用兵不當，非但不能取勝，反而損兵折將，一敗塗地。歷代兵家常勝者，必善用兵；歷代醫家有名者，必善用藥。以往醫家說的，用藥如用兵，應該是用方如用兵。
中醫臨床用藥與西醫臨床用藥的最大區別是，中醫以方劑為中心，而不是以藥物為中心。中醫臨床上交給病人的是一張特定的、完整的配方，而不是一些獨立的、定型的藥物商品名稱。這一張配方代表著醫生治療病人當下病情所用的具體方劑，構成這一方劑的君、臣、佐、使的配伍關係，以治則為根據，以病機為準繩。其中每一味藥物的選擇與用量，是由方劑配伍的需要而決定的。就是說，治則是針對病機而制訂的戰略決策，方劑是針對病機而確立的戰術部署，藥物是戰術部署中所需要的不同軍種、兵種的配備。
至於具體軍種、兵種在戰術部署中發揮什麼作用，那是擔任指揮者的醫生所做的戰術安排，而不是具體軍種、兵種的獨立行為。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們常說的“用藥如用兵”，其實是“用方如用兵”。臨床上如欲辛涼解表、宣肺瀉熱，張仲景用的是越婢湯、麻杏石甘湯，吳鞠通用的是銀翹散、桑菊飲。兩者方劑中辛涼解表、宣肺瀉熱的主要藥物選擇以及用量完全不同，不可相比，但是兩者在臨床上卻是異曲同功，效果如一。
可見中醫臨床以方劑為中心，而不是以藥物為中心這一特色，是原劑量經方研究中不容忽略的一個重要課題。現代相關中藥教材，對每一味藥物的“常用量”，都有具體的規定。依我看，以原劑量經方為參照，以治則為根據，以病機為準繩，以方劑為中心的藥物選擇與用量，才是符合中醫用藥特色的本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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