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成為資本市場的關注焦點。就此，中國證券報記者專訪了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付鵬。付鵬認為，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避免，尤其是小微企業會受到一些衝擊。因此，經濟戰“疫”，除了出臺宏觀經濟政策外，還需更精準的支持政策，並堅持落實“房住不炒”精神。就長期而言，中國經濟將逐步向高質量發展轉型，股債雙牛的局面可能會出現。
小微企業會受一些衝擊
中國證券報：您認為此次疫情會對中國宏觀經濟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很多人拿此次疫情的影響與2003年的SARS進行對比，您如何看?
付鵬：疫情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避免。但我認為，並不能簡單通過對比2003年SARS來看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當年，中國“入世”後外部總需求擴大，居民債務槓桿比例還處於抬升初期，企業債務在經歷改革之後得到很大程度緩釋，上述種種有效對沖了SARS對中國經濟的衝擊。但在當下，無論是外圍需求方面還是內生性投資方面，中國經濟面臨更為複雜的環境。
當下比較清晰的共識是，此次疫情對於服務業（非金融業）的衝擊最大，而且對於很多小微企業和服務業者來說衝擊更甚。隨著底層消費受到衝擊，此次疫情對於大型生產企業的影響也會逐漸顯露出來。
就長期而言，中國經濟的轉型是要從高增長、高利率向低增長、低利率、高利潤（高附加值）逐步去轉變。由於前期經濟高速增長中形成了大量債務，也存在實體經濟新增收入不足以覆蓋到期的債務，部分債務借新還舊的現象。在換擋中，如果不讓債務破裂，不得不使得經濟轉向低利率，用高附加值、高利潤去支撐。在順利的轉型中，利率平穩下降，擺脫對地產的依賴，剎車金融槓桿，換取足夠的時間，優化產業結構，提升教育和技術水平。反映到股債市場上，股債雙牛的局面是可能出現的。
需更精準的政策支持
中國證券報：您認為，應該採取哪些政策來對沖此次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付鵬：諸如貨幣政策定向寬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等宏觀經濟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也需要更加細緻的政策觸達真正的問題節點。
譬如，服務業（非金融業）小微企業面臨的困難，主要牽涉房租、收入、債務、就業，像在疫情階段，小微企業仍然需要承擔房租、人工等費用，這是無法免除的；在收入端，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如餐飲、旅遊、文娛等產業都是小微企業佔比較高的行業；此外，小微企業涉及工業生產的，也要受到當地行政管理，當疫情嚴重和管控力度不夠卻又不得不復產時，大型企業往往受到優待，而小微企業更可能遭遇“一刀切”。這就需要更加精準的政策支持，不僅僅是財政的減稅降費，也不僅僅是金融上支持小微企業，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在防控疫情和企業復工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中國證券報：受疫情影響，經濟短期承壓。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著在需求側會出臺一些政策？例如近期市場高度關注房地產政策，對此您如何看？
付鵬：在需求側方面，政府可以圍繞基建，加快落實一些大型基建項目的審批落地開工；對於居民端消費的支持可能還要落在減低稅負上；對於房地產市場，疫情之後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會有所鬆動。
但我認為，要嚴格落實“房住不炒”的精神，絕不能再過度依賴於房地產市場，不能因為要完成經濟的防禦目標而選擇再次大幅放開地產政策。事實上，從這次疫情對小微企業的衝擊上，已經非常清晰的看到房租環節給企業經營帶來的壓力，這是很多小微企業真正面臨的成本，也是最大的成本。
應更注重企業利潤率提升
中國證券報：過去一年多，不少民企面臨融資難題，成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熱點話題。您認為，這次疫情是否會加劇這種困難？
付鵬：對於民企融資，國家在政策上已經給予很多支持，企業的融資渠道也更趨多樣化。但我們要清楚，對於很多民企而言亟需解決的真正難題是什麼？我認為，民企第一缺少的是利潤，需求和利潤才是支撐民企發展的主要力量。
如果只是一味給企業降低融資成本，最後會催生包括房地產在內的資產泡沫。因為很多民企本業利潤低，不賺錢，而房地產賺錢，即便能融到資金，錢也不在自己主營業務上繼續投資，而是轉投別的項目。
所以，相比一味降低資金成本，我們更要關注究竟是什麼阻礙了利潤率？我認為，低附加值過剩產能競爭下的利潤犧牲，是當下亟需解決的。其次才是企業的經營成本，包括房租、土地、員工工資、福利、稅收、利息等。
中國證券報：您認為，在當前背景下，如何穩妥解決“低附加值過剩產能競爭下的利潤犧牲”？
付鵬：無論是低附加值還是產能過剩，都不是未來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低附加值需要向高附加值轉變，產能過剩則需要供給側改革，做好產能出清，儘量減少產能出清過程中的經濟陣痛。
去產能過程中，低附加值的產業也可能出現利潤回升的現象，此時需要堅持避免行業重回產能過剩的老路。經濟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良好的外部環境、新一代技術革命對此大有裨益。 （中國證券報記者劉夏村 郭夢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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