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1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想起17年前的非典。”

一场非典匆匆而来,又这样匆匆而去。

非典前后,人们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某些从非典黑洞中,捡回一条性命的人来说,生活却不复从前。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有的人活着,但生活得并不像个人

  • 吴如欣:双侧股骨头坏死、双膝、双肩关节坏死、肺功能障碍

非典之前,吴如欣在一家事业单位做宣传工作,能说能写,办了内退后,打算自学法律、考证做律师。

可一场疾病,将她的生活彻底打乱。

非典过后,吴如欣命是捡回来了,但却被诊断为“骨坏死”,最终成为一个残疾人。

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她选择和丈夫离婚,和母亲过上在地下室的合租生活。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吴如欣

  • 王立刚,姜鸿燕夫妇:因为非典,打掉了8个月的孩子

2003年非典时期,22岁的妻子姜鸿燕已经怀孕8个月,俩人正准备当爸爸妈妈。

非典过后,他们虽然从鬼门关走了出来。但由于治疗过程中激素使用过多,医生建议打掉孩子。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型的孩子被打掉,姜鸿燕瞬时崩溃了。

军人出身的王立刚不服输,在出院后还坚持跑运输,结果,骨头坏死病情恶化,六个关节全部坏死。

现在,夫妻俩没有劳动能力,全家只能靠低保度日。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王立刚夫妇

  • 激素疗法: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SARS刚开始在广东出现的时候,钟南山等专家医生对这个病犯了愁:用了许多抗生素依然没有效果,患者肺部以及多个器官都开始出现严重损伤,若再无新的治疗方法,病人的生命将难以维持。

幸运的是努力终究看见了效果,钟南山对首例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病患情况大幅好转。随后经过广东专家讨论,激素疗法被推广开来。

SARS结束后,作为病源地的广东病死率只有3.8%,其中糖皮质激素在临床上的效果功不可没。

然而,糖皮质激素疗法虽然有效,但当时很多医院却不考虑患者的具体病症,直接高剂量的进行使用,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后遗症,而股骨头坏死就是其中的一种。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股骨头坏死,在骨科领域,它属于难治性疾病,虽然对生命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但如果不进行有效治疗,病情会快速恶化,骨细胞和骨髓成分会逐渐死亡,导致股骨头塌陷、关节功能障碍。

因为至今没有一个有效的疗法,股骨头坏死又被人形象的称为:不死癌症。

这对于刚刚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非典患者而言,无疑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但相比于身体上的残疾,心理上的创伤或许来得更可怕。

在非典疫情结束之后,湖北就曾传出过一个消息:一位非典患者出院后返乡遭拒,不得不在当地的福利院安身。原想打电话回家报个平安,却遭到亲朋好友冷淡对待,有人甚至叫他再也不要回来。在异地孤身一人,面对家人的冷漠、亲情的流失,这名患者最终选择了自杀。

这一案例,只是无数个非典幸存者中的一个缩影。

2005年《临床研究》一篇论文对114名非典患者、89名一线医务人员和93名疫区普通民众做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三个群体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分别为55.1%,31.18%和25.8%。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这种心理状态降低了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适应能力,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是破坏性的。

另一项香港的调查,研究了112位患者刚出院和一年后的心理情况,发现即使一年后也有六成的患者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创伤,其中医护人员的压力更大。

自闭、敏感、焦虑,这对于非典幸存者而言,又是另一番折磨。

这份折磨不仅来自于个人,还来自于整个家庭。

王英一家,除了老三王春英外,其余人全都在2003年染上非典。

在非典过后的十七年,王英几姐妹和老太太都遭受着后遗症的折磨。原本充满欢声笑语的一个家庭,一场疾病过后,变得支离破碎。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杨志霞

与王英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杨志霞一家。

2003年,杨志霞一家9口人全部感染非典,之后的一个月里,她陆续送走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和弟弟。

往后的余生,她所要面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内心上的孤独。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他们身上仿佛是一句玩笑话。

  • 杯水车薪的补偿

家庭的破碎、自身的残疾、精神的缺失,一系列的后遗症不仅给健康带来影响,还切断了不少人的经济来源。

因为非典这一场横祸,有的夫妻不得不为了领取低保而假离婚,年轻的医学博士从此告别手术台,努力通过专升本考试的护士也难以保住自己的饭碗。

卑微的经济收入,与庞大的后期治疗费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即使政府后来承诺给后遗症患者提供生活困难补助,其中有工作的是4000元一年,没工作的是8000元一年,但对于失去经济来源的后遗症患者来讲,这几千块钱可能只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

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一旦住院动手术,他们请不起护工;一旦有任何意外,同样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家人无人照看。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2020年,问题依然存在

相比于2003年的非典,2020的新冠肺炎似乎显得更为“幸运”一些。

在这次肺炎治疗中,糖皮质激素的使用量已大大减少,类似于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应该不会再出现。

但这并不代表不存在其他问题,一个小小的病毒,依旧摧毁了不少人的生活。

豆瓣小杭,20天的时间内,父母先后离世,最后自己也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因为非典,我打掉了八个月的孩子”:有的时候,活着还不如死去

虽然最后小杭得以康复,但家庭却再也不会完整,昔日与父母的欢乐,往后也不会再出现。

住在湖北的翁秋秋和陈勇,同样是这场疾病的“受害者”。

夫妻俩是生活在黄冈的外地人,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门窗店,小本买卖,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俩人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还要交每月五百块的房租、女儿上幼儿园的钱,生活基本入不敷出。

原本刚怀上二胎的翁秋秋,打算1月12日放假后,回老家过年,和老公重新规划新的生活。

然而,一场疾病,却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月11日凌晨,翁秋秋转入了急救室抢救,很快又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和陈勇说,翁秋秋的病情十分严重,加上本来就怀孕,抵抗力非常弱,双手、双脚都呈现紫色坏死的状态,病情进展非常快。

陈勇一边担心翁秋秋的身体情况,一边马不停蹄地进行筹款。

市长热线、省长热线、媒体的电话他全打了,还向社会筹款,虽是筹到了四万多块钱,但根本不够。

1月21日中午,陈勇实在借不到钱了,翁秋秋病情又没有任何好转,他万般无奈,跟岳父商量后,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一个小时后,翁秋秋过世。

然而严格来说,在当时翁秋秋还不能被确诊是“那个病”,在死亡告知书上陈勇甚至找不到妻子的真正死因。

32岁的准妈妈,原本可以幸福地迎接小生命的到来,一家四口安心生活。

谁知忽然之间,一种病毒袭来,不仅击溃了她,连同肚子里的小生命也一并带走。

  • 反思

疾病突击之下,再坚强的人都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

每天新闻里,总有数字在更新:确诊XX例,死亡XX例子。

扒开冰冷数字的背后,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个悲惨的家庭。

我们在唏嘘,在感叹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知道: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血淋淋的教训,所以一定要反思!

发现问题、总结教训、改正错误,不要让悲剧再次重演,这才是对未来最好的交代,才算没有让灾难里的人,白白受苦。

[1].非典之后,为什么这些治愈的病人更绝望了?虎嗅网.

[2].非典后遗症救助试验:香港建两亿多救助基金[N],新京报.

[3].不死的癌症: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生存现状调查[J],中国经济周刊.

[4].南方人物周刊:非典十年[J],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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