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别康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代表作之一，频繁出现在诗人作品选集和各版本中学教材中，其艺术上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以及诗意美历来被人称道，共识度极高。
在主题上，绝大多数声音认为诗作是在抒发离别之意，倾吐眷恋之情。这不难理解，从意象上看，云彩、金柳、柔波、青荇、青草、星辉等自然景物融入了作者的离愁别绪，一起营造、烘托着告别的场景和氛围；从语义上看，“再别”“走了”“作别”“别离”，这些与离开、告别之意直接相关。总之，解读出告别康桥，依依不舍的主题并不难。
但是，将之告别的主体单单指向“康桥”未免失之草率。“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据学者考证，康河里并无“青荇”这种植物，在英语中也难以找到与之匹配的翻译词汇，而且作者以康桥生活为主题而写作的文章中，未曾出现过该植物意象。 “软泥生的青荇”，收入《猛虎集》时，才改“生”为“上”。从发表到结集，该段是全诗中，唯一一处被作者修改过的地方，可见其蕴含匠心。这就增加了其神秘性，不禁要问作者虚构出这一意象的用意何在？
原来，“青荇”就是“荇菜”，《诗经·关雎》篇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吟咏的即是此物。《关雎》的主题相对固定，不外恋爱求偶，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宋代朱熹解释：“淑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太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这种将恋歌主体定位到君王、后妃身上的说法虽然具有形式主义和很强的主观性，但在古代传承已久，在旧时私塾教育中长大的作者亦不会不知，提到的“文王之妃”，《毛传》中说：“大姒，文王之妃也。”《大雅·思齐》记载：“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祖父林孝恂为她从诗经《大雅·思齐》里取用了“徽音”这个美丽的名字。后来，为避免与当时一男性作者林微音相混，从1934 年起，她自己改名林徽因。从选用“青荇”意象，到吟咏后妃德行的《大雅·思齐》，再到林徽因的曾用名“徽音”，尽管几经变换，但文化语境同出一源，最终指涉也水落石出。联想到徐志摩在康桥与林徽因的交往经历和传奇故事，以作者在1923年1月《致梁启超的信》中所说为例，“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可见其笃定深挚。他对康桥的眷恋不舍，与对林徽因感情的难舍难分又终将辞别的复杂感情交融并存，明写康桥旧地，暗指刻骨爱情，作者伏脉千里，可谓文心绵密，匠心独运，深得古典诗词中用典的精髓。
总之，语义表面层上的告别主题一目了然，但是告别主体却是双重，一则是滋润性灵的康桥，另一则是对林徽因的爱恋之情。虽然有学者提出了此种看法，但绝没有终止该诗阐释下去的意图和可能，比如有人曾提出了政治主题说，认为这首诗表现了作者对中国混乱时局的失望，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理想落空之后的悲凉，进而将其限定到政治主题上。此种说法可靠性与否暂且不论，单单是这种联系社会背景，考察作者经历的实证研究方法，就不失为一种解读策略和思维获益。不仅如此，还有人依照表达和内容，认为该诗歌为咏物诗，借景抒发对康桥的眷恋，因别离而生的惆怅。这种说法仍不脱别离一路，姑且存之，聊备一格。
从以上分析可见，《再别康桥》主题可划分为两大类——别离、政治。别离的主体一则为康桥，另一则为爱情。政治主题一说源于对民主政治的恋慕。暂且不论这些解读的完善度、科学性，单在鼓励发散思维、多元解读的现代教学课堂上，考虑到完善实践和思考能力，并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对作品的主题探究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多样的。简而言之，有以下两点：首先，在教师教学立场上，教师可挖掘学生熟读深思、搜集资料的潜力，可提供相应的资料信息，照顾学生学习能力，提供部分暗示，当学生误读较深时，以资料的科学和逻辑的严密征服学生，增强教师的权威度。其次，学生们在教师指引下摸索到阅读理解作品的方法，辨析作品的多元主题，了解到作品原来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时，自然增强了学习好奇心和兴趣度，变得敢于抒发真实声音，有助于创新性思维惯性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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