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跟你講了大革命時代的全貌，英法兩國通過不同的革命，率先進入到現代秩序，對當時的其他國家展開了降維打擊。這一講我就帶你來具體看看，工業革命究竟如何讓英國獲得了對外降維打擊的能力。
降維打擊能力的出現，不僅僅是因為工業革命對生產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與之配套的管理規則，以及經濟政策的變遷，徹底改變了當時國際博弈當中的政策重心，讓英國形成了貿易戰打法。
重商主義政策
從大航時代開始，世界各地的資源通過遠洋貿易開始發生交換，開始突破原本那種自然經濟的模式，就是像東方的小農經濟、草原上的遊牧經濟、西歐的莊園經濟這種自給自足性質的經濟。工業革命的出現，又進一步摧毀了這種自然經濟。
在自然經濟時代，各種政治體根本無所謂經濟政策，因為自然經濟也沒什麼能夠刺激經濟的政策，人們基本上也不想這個事情。國際博弈的時候，基本上就是靠戰場上死磕。
到了大航海時代，就有人開始琢磨經濟政策的問題了。當時流行的是一種被稱作重商主義的政策，就是說要通過政策引導，想法讓本國的出口規模遠遠大於進口，讓本國囤積足夠的黃金白銀，這樣就有能力在戰爭中擊敗其他國家。
這種政策上比較典型的就是英國在17世紀中期公佈的《航海條例》，規定從世界各地運往英國及其殖民地的貨物，只能由英國船隻或者生產國的船隻來運輸，力圖用這樣一種高度保護主義的政策來打擊當時的海上霸主荷蘭，為此英國和荷蘭沒少打仗。
不過，這個時候各國的政策目標都是在外貿層面上，想辦法少買多賣，對本國內部的經濟政策沒多大關注。由於各國都是在拼貿易，是一種同態競爭，沒誰有新玩法，所以拼不出結果的時候，還是隻能拿起刀槍戰場上見了。
但是到了工業革命的時候就不一樣了，因為貿易不再是財富的唯一來源了，工業革命讓生產的效率獲得了質的飛躍，形成指數級上升，內政層面的經濟政策就變得非常重要了，這個時候重商主義的國際政策對於工業國來說就沒多大意義了。
《航海條例》在17世紀中期頒佈後一直被執行到19世紀中期，持續了近兩百年。但到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之後，事實上這個條例已經不合時宜了。因為貿易不是財富的唯一來源了，工業生產是更大的財富來源，而保護主義對工業產品擴大市場是不利的。
推行自由貿易政策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當中曾經批評《航海條例》，認為這種政策破壞了英國諸多產業部門之間的自然均衡。
因為它不恰當地提高了特定部門的利潤，讓資本不成比例地流向這些產業部門，對英國的整體利益有損害，因此應該放棄這種保護貿易的政策，轉而推行自由貿易。斯密的具體理論闡述，我到下一講再詳細展開，這裡你只要記住他在呼籲自由貿易政策就行了。
然而，英國政府當時並沒有馬上理會斯密的說法，還是長期地採行保護貿易的政策，因為這個時候英國的政治精英主要是貴族地主階層，保護貿易對他們經營的農業是更有利的。
工業革命當中誕生的工業家階層不斷抗爭，終於通過議會改革而在政治上有了更大的聲音，推動著英國經濟政策的緩慢轉型，保護貿易的各種政策也就逐漸被廢除了。
1849年，英國廢除了《航海條例》，這是最後一個被廢除的保護貿易政策。英國到了這時終於完成政策轉型，開始實行自由貿易的政策。這時候距離《國富論》的出版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
到了這一步，降維打擊的路徑就出現了。英國開始推行自由貿易，而且它實行的是單方面自由貿易。所謂單方面自由貿易是指，我往你那出口東西，你是否收我關稅我無所謂，但是你往我這出口東西，我對你全都免關稅。
這個當然是完全符合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的，並且你聽上去可能覺得英國政府簡直是難以想象的高尚，很難想象一個國家居然會為了一個道德理想做出如此之大的讓步。
但是你再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實際上這麼做，完全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當時英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國，它出口的都是製成品，別的國家無論收不收關稅，你都得從我這買，如果你的關稅收得太高，你的國民還是會通過走私的方式從我這裡買。
而英國作為唯一工業國，進口的就是糧食和原材料，全都免關稅，意味著它能從全球尋找最低成本的原料，對於生產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控制能力就是最強的。單方面自由貿易讓英國能夠放大自己的工業優勢，其他國家除非出現英國無法匹敵的技術革命，否則根本沒法和英國的工業進行競爭，只能作為英國的原材料殖民地和產品市場存在。
工業革命讓英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形成了產業落差，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的邏輯是完全不同的，產業落差就帶來了降維打擊的可能性。而英國的國家利益就在單方面自由貿易當中，獲得了實現。
在這個過程當中，英國逐漸積累起鉅額財富，最後變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在19世紀中後期相當長的時間裡，全球貿易的1/3都與倫敦城相關，以後再也沒有哪個城市對於世界的影響力有這麼大過。
內政和外交的聯動
伴隨著工業革命，還出現了一個狀況，就是各國的內政與外交有了一種高度聯動的關係，這是我們分析國際政治時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察角度。
工業革命期間紗廠工作場景
之所以內政和外交能夠聯動起來，是因為一個國家的所有政策，最終都要通過某種財政方案獲得落實；你有再多的夢想，也得有錢才能實現嘛。而財政方案的操作空間，又是基於這個國傢俱體的經濟狀況的，但是它的經濟狀況卻不是這個國家的內部政策就能直接控制的。
因為工業經濟很依賴於外貿，世界市場的波動就會影響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而世界市場又超脫於所有國家的控制力之外。不過，如果是大國，它的對內或對外政策都能夠引起世界市場的波動，並反饋回本國內部，進一步傳導到對其他政策的影響上。
打個比方，今天美聯儲加息的政策，就可能引起拉美國家的資本外流到美國，拉美國家就會遭遇經濟困境，這會引發社會問題，並使得反美政府有機會上臺，美國的對外政策就又得應對這個問題；考慮到這種連鎖反應的話，美國在一開始評估是否加息的時候，就會有更加複雜的考慮。
所以，作為大國，必須得能從這種內外聯動關係的高度出發來制定政策，順勢而為，才有機會在國際博弈中佔據有利地位。
更進一步，隨著經濟發展，國家內部各種利益團體的力量會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這種變化會改變內政上的博弈結構，進而影響到國家對外政策的取向。
剛剛說的英國從重商主義轉向自由貿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隨著經濟發展，英國的貴族地主與工業家階層之間的相對力量發生了消長，於是就帶來了政策變化。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對於政策上的內外聯動關係，就有了更多的觀察維度。
世界通行的普遍秩序
從英國的成功案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英國推動自由貿易，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種全世界通行的普遍貿易規則，英國的國家利益正是在這種普遍規則中實現的。這也是英國真正成為霸主國的關鍵所在——只有將一己之私裝在一個普遍秩序當中，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
什麼是普遍秩序呢？就是對所有國傢俱有普遍約束力的一種普遍規則，霸主國要想能夠真正地成為霸主，重要的是所爭奪的絕不應該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對於這種普遍規則的主導權。
這樣一來，霸主國在運用其力量時，也會自我節制，因為它的力量只有用來維護這種普遍秩序時，才最符合其國家的長遠利益；其他國家對霸主國也可以形成相對有效的預期，對霸主國形成信任。
這種信任不是相信霸主國會抱有善意，而是相信霸主國有能力識別它自己的長遠利益。只要能夠讓別的國家形成這種信任，這些國家就不會實質性地去對抗霸主國，霸主國因此可以大幅降低統治世界的成本，霸主地位才可以持續。
真正的霸主應該是爭奪普遍規則的主導權，這樣一種霸主邏輯，在古往今來都是一樣的。但是，在工業革命時代，普遍規則的主導權該怎樣爭奪，開始有了比單純的軍事對抗更為複雜也更為巧妙的玩法，英國經濟政策的轉變就是個非常好的例證。
說了這麼多，你可能會驚呼，“工業革命套路深，我想回農村”。對不起，回不去了。因為工業革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能力、戰爭能力，也推動著全新的政治邏輯和外交邏輯的浮現，不願意工業化、想要回農村的國家，終將被時代徹底拋棄；要還想在這個時代做個夠格的玩家，你就只能想辦法讓自己升到跟對手同樣的維度，才有可能獲得一種反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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