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研究經濟學，不應該把城市排除在外

傳統經濟學更看重企業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畢竟在典型市場經濟國家，要素市場化要求所有交易都在一個既定規則下進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能否勝出，取決於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和市場推廣水平，還有管理效率等。企業發展所需的要素供給，也完全由市場來提供。企業與私人土地所有者的談判，是價格博弈的過程；與勞動力的談判，雖然會受到工會的制約，但與福利相關的談判也是價格博弈過程。

研究企業的支出行為，無非是資本所有者的消費行為和再投資行為。在私有制前提下，資本所有者對支出的控制和支出效率等方面，都有著嚴格的規範，否則無法面對市場的競爭。因此，要研究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進程，企業無疑是研究重點。

中國雖然借鑑了市場經濟國家的管理經驗，但是要研究中國的經濟增長，如果僅把重點放在企業方面，似乎總覺得缺點什麼。

凡是涉及企業的問題，無非就是管理體制中民營和國有之間的戰略選擇問題，而涉及到重大的利益結構調整，爭論多年往往流於紙面，很難付諸於實施。值得注意的是，過多關注企業的問題，並沒有妨礙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就是說，在我們對國有，還是民營進行了幾十年討論依然沒有任何結果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卻一直在高位運行，甚至已經成為了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值得研究和思考。

經濟放緩原因並不完全在企業

很多人以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在於市場因素的注入，競爭力來自於企業的活力和民營經濟。但要注意的是，我們畢竟還沒有徹底引進市場經濟模式，沒有類似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市場體系，也沒有完全規範的市場交易規則，也沒有在企業建立可以約束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之間博弈的龐大的工會體系……

但是，這卻沒有妨礙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變化是什麼？這麼多年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結構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當前雖然中國受到國際貿易和經濟環境的影響，經濟出現了潛在問題，但是引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根本原因似乎並不是在企業方面。也就是說，企業的發展和擴張並沒有出現大的問題，生產能力不是因為企業效率的下降而減弱了，而是產生了嚴重過剩。

這是因為所謂的市場經濟出現問題了嗎？似乎不是。因為即使企業的效率提高，我們還是需要面臨龐大的市場需求能力如何提升的問題。例如汽車的生產能力和需求的關係問題，鋼鐵和原材料生產能力和需求的關係問題，當然也涉及到能源的供給結構等等。

即使我們認為最具有競爭力的工業製成品，現在也面臨著嚴重過剩。看起來這與企業制度沒有關係，而只是和市場需求有關。按理來說，中國有14億人口，這相當於歐盟總人口的三倍，完全可以產生強大的市場需求，可是目前卻出現了需求的斷崖式下跌，原因究竟在哪裡？

如果我們把這一切歸結於中美貿易爭端，可能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雖然真正的大規模徵稅有了苗頭，但目前看還尚未成為中國經濟放緩的主要原因。畢竟早在中美貿易談判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各類市場的產能過剩，並一直持續到現在。產能過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成為宏觀政策關注的重要問題。而現在出現的製成品過剩，顯然與總需求水平下降有著直接的關係。而且這種需求下降與中國的巨大市場規模嚴重不吻合。

綜合以上諸多問題，足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出現的問題，並不完全在於企業，也不必然涉及傳統經濟學所倡導的企業改革。

前些天在中美綠色和智慧城市論壇中，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在發言中大談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並希望中國把未來的改革重點放在解決國企和民營經濟佔比的問題上。而我在發言中明確表示，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和人工智能企業，也就是涉及新經濟的產業和行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比如眾所周知的華為和BAT公司都是民營企業。因此，如果還在談中國的創新重點是要解決國企和民企的結構問題，顯然已經過時了。拉法蘭充分贊同我的觀點。因此，需要我們自己去真正瞭解問題出在哪裡。

城市是更重要原動力

研究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是，增長動力到底在哪裡？或者說，我們忽略了哪些重要的因素？當所有從傳統經濟理論中找到的支點都已經成為既定的事實，但是並沒有形成重要的政策變量時，就需要找到對經濟增長起到關鍵作用，所謂“引一發而動全身”的政策支點。

傳統西方經濟學認為企業家是原動力，但在中國還存在著一個更重要的增長原動力，那就是城市。這裡所指的不是純粹物理空間上具有物質形態的城市，而是包括了城市政府、人口和其他各種要素的集合，其核心是支配城市運轉的城市政府。

之所以運用更為寬泛的城市概念，其實就是要把城市作為一個綜合體來看待。各種要素和制度因素糾纏在一起，就形成了我們理解的城市概念。政府、人口以及城市的各種需求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城市政府和市民的獨特需求以及城市中各種發展理念以及行為，都通過城市的變化影響到宏觀經濟進程。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城市是一個利益主體，有著強烈的利益需求，並通過收益滿足城市的各項開支，以及遵循城市行政長官的各種政績動機。城市收益的變化，是城市發展的動力，而且這種動力與企業的行為相結合，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最終，城市和企業得以共同受益。

在市場經濟國家，城市收益受到嚴格的制度規範。城市增長變化是恆定的，城市稅收也是恆定的。城市發展完全取決於特定的區位條件、歷史基礎和一些偶發性的投資增長因素。因為城市沒有操控要素和資源的能力，只能通過有限的收益來滿足城市的服務，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儘可能完善的公共服務。大量市場供給是由企業來提供的。

而在中國，城市有掌控資源的能力，可以通過競爭來形成極大的收益，也可以通過行政手段獲取更多的資源供給。比如，城市可以壓低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強化自己的招商引資力度；可以控制外來人口的進入，避免更多的外來人口來分攤原有戶籍居民享有的財政福利；可以增加財政支出來改善自身環境、基礎設施以及公共服務水平。由此看來，城市的各項需求可以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總需求，城市的房地產發展也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成為主導產業，甚至帶動實體經濟的增長。

在中國，城市因為有了利益動機，可以在不完善的體制條件下，放開對各種新經濟的限制，因此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應用可以在城市迅速地推廣和複製。如果說，中國的創新經濟應用成果在世界名列前茅，那麼不能不承認城市對創新經濟發展的寬鬆政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當然，中國城市政策的變化，也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城市債務的增加，給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埋下了嚴重隱患；房地產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受到中央嚴控房地產發展的調控政策的影響，也波及到了總體經濟形勢的變化；城市支出效率的下降，導致了城市債務逐漸放大；房地產供求關係的變化，也使得一部分城市出現了財務危機，進而導致需求下降。一些城市在治理過程中提出的各項政策，會影響到總體的就業格局，而城市生態和環境的治理以及人口控制政策，又嚴重地影響到了一部分企業的生存。

在中國研究經濟學，不應該把城市排除在外。正是因為人們一直以來把更多的焦點放在企業上，而忽視了城市問題，忽視了城市在增長中所發揮的作用，忽視了城市管理體制和利益結構的存在，忽視了城市體制引發的經濟效率問題和債務問題等，才導致一些經濟政策有可能找錯了病根，更談不上是否開對了藥方。

所以，應該調整研究思路，從傳統經濟學的框框中跳出來，站在中國經濟的特點和規律上，認真的研究城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才有可能提出符合中國特色的有效的經濟治理辦法和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

本文為“中國經濟增長與城市”系列文章之一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