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研討會實錄

主題：郭齊勇教授《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新書互聯網發佈會暨研討會

時間：北京時間2018年7月18日19:00

主講：郭齊勇 教授

嘉賓：陳來、王中江、李存山、李景林、幹春松、何建明、張龍

主持：徐治道

議程：一、開場介紹；二、主題演講；三、評議發言；四、互動交流。

徐治道：

尊敬的郭齊勇老師、陳來老師、王中江老師、李存山老師、李景林老師、幹春松老師、何建明老師、張龍老師、各位師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新書互聯網發佈會暨研討會主持人徐治道。

很榮幸有機會為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暨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院長、湖北省文史館館員郭齊勇先生主持其新書《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互聯網發佈會暨研討會。

今晚新書發佈會暨研討會議程有四項：一是開場介紹；二是主題演講；三是評議發言；四是互動交流。

下面，進行第一項議程，開場介紹：

郭齊勇：哲學博士，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暨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院長，湖北省文史館館員。2006年被評為國家級教學名師，2017年獲評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曾任國際中國哲學會（ISCP）會長與副執行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高校哲學教指委副主任，現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著作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討》《熊十力哲學研究》《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文化學概論》等。

（二）評議嘉賓簡介

陳來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

王中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會長；

李存山：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李景林：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幹春松：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

何建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張龍：歷史學博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責任編輯，《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責任編輯。

（三）新書簡介

本書集中探討了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儒釋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中國傳統文化的管理智慧、中國哲學的特點、何謂國學等問題，對於文化自覺、文明比較與文明對話有著積極意義。

在廣泛參考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作者歸納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是：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在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中，作者將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概括為七個方面：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這些歸納，揭示出中國夢的文化底蘊，它們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文化基礎。

目錄：

序言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

重新發現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點

古為今用 創造轉化

儒釋道三家的人生智慧

儒家的人文關懷與價值信念

道家的理想人格與超越精神

佛家的菩提智慧與人生解脫

中國的管理智慧與方法

老子的管理智慧

孔子的管理思想

中國管理哲學的元方法

東方現代化的管理軟件

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

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

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

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

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

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

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

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

附錄：

國學與國學熱的思考

儒家修身成德之教與當代公民社會的公德建設

中國人的信仰與儒家在中國的作用

先秦儒學關於社會正義的訴求

守先待後 創造轉化——郭齊勇教授學術訪談錄

下面，進行第二項議程，請世界儒學研究傑出人物、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暨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學院院長、湖北省文史館館員郭齊勇教授就其新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作主題演講，大家歡迎！

郭齊勇：

主持人徐治道先生、各位專家、新老朋友，

老師們、同學們，

女士們、先生們：

謝謝各位！我今天與大家一道切磋一下中國文化的特點與根本精神的若干問題。我們要認識中國文化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我們的文化底蘊是我們實現理想的土壤，這就需要"文化認同"、"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一、重新發現中國文化

我們需要重新發現、重新認識中國與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中國文化多元一體。中華歷史、民族、文化是在多樣化的發展中逐漸統一的，在五千多年甚至更長時期，中華多民族融合，多文化融合。從文明比較的角度來看，世界幾大古文明，中國文明一以貫之，延續至今，基本上沒有斷裂，沒有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發生大的變異。雅斯貝斯所說的軸心文明時代（指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世界原典文明勃興，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範人物誕生。但從彼時至今，從人種與文化兩方面來看，中華人種與中華文化一以貫之地延續下來了，沒有中斷。其中有什麼道理呢？其機理是："和而不同"，保留差異，多樣統一。中國文化以"人文"為中心，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外來的、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豐富、壯大自己，形成新的文化。中華文化的消化力、融攝力很強。中華各民族文化長期融合形成了相對可以兼容的心理、思想與行為方式、價值取向、民族性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這是維繫協調各民族的潤滑劑，自強不息的源動力。五千年中華文明孕育了中國文化精神，使中國精神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文化分量。

在器物層面的文明上，過去說中國古代有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造紙、印刷術），這是不錯的，但這是沿襲培根的說法。四大發明很了不起，還有一些重要的發明：漆器、青銅器、絲綢、瓷器等，其精湛高超的製造工藝，無一不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外還有茶葉、算盤等等。中國古代諸多科技發明，至少有二百多種偉大發明，都是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曾經貢獻給全人類，起著改變世界的作用。據考古學家們確證，我國有一萬年的水稻的栽培史。早在漢代的時候，就有絲綢之路連接了東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織品、漆器陸續傳往歐洲並大受歡迎，冶鐵、穿井、養蠶、繅絲、絲織、造紙等技術也相繼西傳。到宋元時期，我國的陶瓷通過海上交通風靡全球。我們還需要深入探究古代天、地、數、醫、農學與工匠之奧秘，這裡面有中國古人的偉大貢獻。

在社會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社會大而政府小，有很多自治組織，士紳階層的作用很大，社會基本自治。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傳統中國絕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它們也保護了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包含家庭及私人空間。它們往往與政權力量相抗衡又相協調，在平衡政權力量的同時，又起到政權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強，協調貧富，保障小民生存權，教化民眾，化民成俗，安頓社會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機構的作用，扶助、救濟貧弱，以"學田"等形式支持並資助農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對抗專制政府的惡法與法家以國家權力破壞親情及私人領域的若干做法。

在制度層面的文明上，中國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土地、賦稅等經濟制度，徵辟詮選制度（薦舉、考試），文官制度，教育制度，開放教育，平民子弟通過接受教育參與政治甚至最高政治，荒政、賑災的制度，優待老人與弱勢群體的制度，這些制度文明中有不少實質公正的內涵與制度設計的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我國漢代的文官政治、文治政府，相對於羅馬的武人專政不知要文明多少倍。由儒家推動、建構的君相制、三省六部制，一直到諫議制、監察制、迴避制等，至今仍有意義。中國古代的官制是十分豐富的寶藏，不乏對權力的制衡與監督等制度建構。儒家通過天神崇拜、天命論與革命論、民間輿論的震懾，特別是文治政府及其制度，來批評、監督、限制君權。西方的文官制度主要來自英國，而英國的文官制度是以中國科舉制度為榜樣建立起來的。這是中國的制度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聖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工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例如，儒家思想在歐洲啟蒙時代起過重要作用，深刻影響了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魁奈及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和霍爾巴赫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經伏爾泰的推崇，被寫入人權宣言等政治性文件，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人權與倫理思想。法國1789年由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權宣言，其中即引用了孔子的這一理念。孔子的精神在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也有所體現。《獨立宣言》第二條為："人人獲得天賦的若干規定而不可移的權利。"傑弗遜解釋說："此段之精神得自孔子"。1946年，羅斯福總統的夫人領導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中，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代表張彭春先生把儒學的原則、孔子的智慧貢獻給這一《宣言》，並促成了《宣言》的形成與被通過。199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會議上，來自幾乎所有宗教派別的6500名宗教領袖通過了由孔漢斯先生起草的《世界倫理宣言》，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全球倫理的基石，是所謂"金規則"。由此可見中國的精神文明對世界的貢獻。這足以駁斥西方政治家撒切爾夫人、克林頓夫人所謂中國人沒有向世界貢獻價值觀的妄言。

二、中國文化精神的特點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特色，學界見仁見智。中國文化博大、豐富，我們任何概括都難免掛一漏萬。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文精神的特點是包含了宗教信仰，重視歷史、重視教育和重視融和合一的精神。

錢先生認為，中國傳統人文精神源於五經。周公把遠古宗教轉移到人生實務上來，主要是政治運用上；孔子進而完成了一種重人文的學術思想體系，並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顛倒過來，根據理想的教育來建立理想的政治。經周、孔的改造，五經成為中國政（政治）教（教育）之本。經學精神偏重在人文實務，同時保留了古代相傳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層，即關於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國人文精神是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傳統禮樂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與宗教相敵對，因此不妨稱之為"人文教"。中國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

錢先生得出中國歷史文化的指導精神即為儒家精神的結論，是有其可靠的根據的。整個說來，諸子學標誌春秋以來平民階級意識的覺醒，是學術下移民間的產物。中國人最看重學校與教育，並將其置於政治與宗教之上。他們已不再講君主與上帝的合一，而只講師道與君道的合一。他們只講一種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人道，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在孔孟仁學體系的浸潤下，儒家完成了政治與宗教的人道化，使宗教性與神道性的禮變成了教育性與人道性的禮。

我綜合張岱年先生、胡秋原先生等前輩的論述，提出中國文化精神的六大特點：

第一，和而不同，厚德載物。重視人與自然之間，各族群、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係。所謂"天人合一"是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後，重新肯定的人與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觀念上形成了"協合萬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視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別性、獨特性，又重視和合性、統一性。在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上，善於化解與超越分別與對立，主張仁愛、和為貴與協調性，有民胞物與的理想，厚德載物，兼容幷包，愛好和平，從不侵略別人，反對以力服人，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第二，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中國文化凸現了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創造進取。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學習，以"剛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奮鬥不止，絕不懈怠。中國人因此而創造了世界上獨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斷的文明。無數的仁人志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惡劣的環境、勢力與外來侵略者的凌辱壓迫，剛健堅毅精神代代相傳。

第三，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我們以仁義為最高價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捨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人"，強調人人都有內在的價值與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概，守正不阿，氣節凜然，甚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第四，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主義肯定人民是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第五，整體把握，辯證思維。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範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於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大特徵，一是整體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繫性、系統性，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後者重視事物內在矛盾中陰陽、一兩關係的對立與平衡。

第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我國有現世與實務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儘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致用，反對空談高調。又有尊重勞動的精神，倡導勤儉節約，力戒驕奢淫逸，鄙視不勞而獲。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是：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我看以上六條可以成為中國夢的文化底蘊，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文化基礎。

三、道家和佛家的智慧

前面我重點說的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的特色，包括了道、佛兩家，但說得不夠。我這裡再略補充說說。

1、道家的智慧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40章）道家的道體具有超越性、絕對性、普遍性、無限性、圓滿性、空靈性。道家之"無"在哲學上具有無限的意義。道家之"道"是有與無、神虛與形實的整合。"有"指的是有形、有限的東西，指的是現實性、相對性、多樣性；而"無"則是指的無形、無限的東西，指的是理想性、絕對性、統一性。"有"是多，"無"是一；"有"是實有，"無"是空靈；"有"是變，"無"是不變；"有"是內在性，"無"是超越性。

"道"又被形象化地比喻為"谷"、"穀神"、"玄牝"："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6章）"道"如山谷一樣。山谷是空虛的，唯其如此，才能永遠存在並具有神妙莫測的功能。"牝"是雌性牲畜的生殖器，泛指雌性。玄牝，意為萬物最早的始祖，也即是"道"。"谷"、"牝"的門戶，是天地的發生、發源之地，綿綿不絕好像存在著，其作用無窮無盡。

"道"的展開，走向並落實到現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42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40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變化發展，是"道"的運動；柔弱，是"道"的作用。舉凡自然、社會、人生，各種事物現象，無不向相反的方向運行。既如此，柔弱往往會走向雄強，生命漸漸會走向死亡。老子看到事物相互依存、彼消此長的狀況。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48章）減損知、欲、有為，才能照見大道。"損"，是修養的工夫，是一個過程。"損"就是做減法。我們面對一現象，要視之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視之為相對真理；再進而層層追尋真理的內在意蘊。宇宙、人生的真諦與奧秘，是剝落了層層偏見之後才能一步步見到的，最後豁然貫通在我們人的內在的精神生命中。"無為而無不為"，即不特意去作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順其自然地去做。所以老子強調學習要做加法，求道則要做減法，減掉世俗看重的身份地位、功名利祿，減損又減損，一直到無為。無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妄作妄為。

道家強調無用之用；儒家強調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建構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無""用"，則要從人文世界中超越出來，迴歸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道家的逍遙無待之遊，是自我真實的自由人格之體現，以"適己性""與物化"為特徵；儒家的剛健自強之道，是自我真實的創造精神之體現，以"人文化成"為特徵。古代的智慧強調民族、文化的可大可久，講究空間的無限性與時間的延續性，強調對生態的保護。儒釋道三教都有關於生態保護的內涵。太過強勢，太過佔有，太多的有為，恰好是適得其反。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是互補的。孔子為了理想，知其不可而為之，為了道德的理念，社會的理想而拼搏奮鬥。而老子可以洞見這個世界深邃的問題，減損自己的功名利祿，達到大有為而不是盲目有為的狀態，才能無所不為，才能洞悟道的本體。老子講無為而治，以正道治國。因為什麼都要政府管，是很難的，政府無窮大，也是有問題的。

道家之"無"在政治論、道德論、道德境界及超越境界的慧識是值得發掘的。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道家破除、超脫有相的執著，盪滌雜染，消解聲色犬馬、功名利祿的繫縛。虛、無、靜、寂，凝聚內在生命的深度，除祛逐物之累，正是道家修養論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無為""無慾""無私""無爭"，救治生命本能的盲目衝動，平衡由於人的自然本性和外物追逐引起的精神散亂，也是道家道德哲學的基本內容。而道家澄心凝思的玄觀，老子"滌除玄鑑"的空靈智慧意在啟發我們超越現實，透悟無窮，然後再去接納現實世界相依相待、遷流不息、瞬息萬變、複雜多樣的生活，以開放的心靈破除執著，創造生命。因此，他與孔子儒家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道家莊子的真人、聖人、神人、至人、天人的理想人格，與儒家有別，其特性是：一任自然，遂性率真；與風情俗世、社會熱潮、政權架構、達官顯貴保持距離；獨善其身，白首松雲，超然物外，恬淡怡樂。這是莊子和道家的神韻情采。與儒家積極入世的現實品格相比較，道家凸顯的是超越和放達，即不是積極肯定、參與、改造現實，而是以保持距離的心態，否定、揚棄、超越現實。對於權力結構的壓制，儒家是積極地抗爭，道家則是消極地不合作。

莊子之真人、至人、神人、聖人，都是道的化身，與道同體，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遙、放達、解脫的秉性，實際上是一種精神上的自由、無窮、無限的境界。這深刻地表達了人類崇高的理想追求與嚮往。這種自然無為、逍遙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測，但實際上並不是脫離實際生活的。每一時代的類的人、群體的人，尤其是個體的人，雖生活在俗世、現實之中，然總要追求一種超脫俗世和現實的理想勝境，即空靈淨潔的世界。任何現實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

2、佛禪的智慧

佛教的智慧，就是用否定、遮拔的方法，破除人們對宇宙人生一切表層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識系統的執著，獲得某種精神的解脫和自由。人們常說，佛教講"空"。其實，佛家既講"空"，又講"有"。"空""有"，不是這兩個字的表面意思，不能那樣去理解。"空""有"之論十分複雜。但起碼有這樣一條，此所謂"空"，是啟迪人們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攀援、偏執，破開自己的囚籠，直悟生命的本性或本真。佛教，特別是禪宗的返本歸極、明心見性、自識本心、見性成佛之論及一整套修行的方法，是要幫助自己或他人尋找心靈的家園，啟發人內在的自覺，培養一種偉大的人格。佛家的成菩薩成佛陀，與儒家的成聖人成賢人，道家的成至人成真人，都是一種道德人格的追求。

佛教啟發我們破除與生俱來的貪念，它用烘雲托月的方法，破除我們對宇宙人生表層世界的執著，它的智慧是一種解脫的自由，要我們尋找心靈的自由。

成佛陀、成聖賢，談何容易？佛家的智慧不是空談大道理，而是讓你學會暫時消解心靈上的執著與煩惱，讓你首先自知自己的限制，自虛其心，自空其說，以求容納別人。和傳統的儒家的"誠恕"之道，道家的"齊物"之論一樣，這不單單是個體修養身心的方法，也是一個社會共存互尊的必須。否則，各種紛爭、意見、利益衝突就會瓦解整個人類社會。佛教智慧啟發人們反觀自己心靈上的無明，擴闊自己的心靈，從種種狹隘的偏見中超脫出來，使自己日進於高明之境，而不為無明所繫縛。禪宗教人"了生死"。既然連生死都可以了，那麼，一切外在的執著都可以放下。人一旦消解了這種緊張、不安，他的創造性反而可以爆發出來。這樣，有限的生命便進入到無限的境界之中。

禪宗的悟道，並沒有特定的形式規範。例如，小和尚向老和尚請教"什麼是佛祖西來意？""如何是禪？"禪師的回答往往是一捧子打過去："庭前柏樹子"，"西來本無意"，"一個棺材，兩個死漢"，等等。問："如何是佛？"答："乾屎橛""麻三斤"。這是說，你本身就問錯了，所以要"棒喝"，要扭你的鼻子，打你幾下，用肢體語言，讓你大吃一驚。這就是悟道的鑰匙。悟道，不必藉助於外在權威，完全靠你自己的內心、內在本性，靠個體的親身體驗。悟道，也不是要刻意去修行。"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與常人一樣地坐臥思想，積累到一定地步，隨某種機緣，一點即破。

禪宗認為，每個人，不管他的根器如何，也不管他是否犯過錯誤，其實他內在地具有佛性或真常心，要喚醒自家本有的佛性。人們只要化解執著，遂順自然，護持真我，那麼，行住坐臥，無一不是真如，無一不是解脫。保持這樣一種自然的平常心，那麼，我們所看到的，無一不是"道"。"道"不在人心之外，生活之外，就在人心之中，生活之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禪宗啟發我們由迷到悟，轉識成智。而開悟也好，解脫也好，就是要你返歸平常，這全憑你自覺、自識、自悟、自了。禪宗公案中有許多機鋒、棒喝，用幾句摸不著頭腦的話或者肢體語言、身體動作，啟發人開悟。但僅僅是啟發而已，了悟則全靠各人自己。這一過程，任何人不能取代，正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人生有許多許多的要求，有很多要求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如飲食、男女的要求，如物質、財富、名譽、權力、地位、感情、知識、學說、成就、功業、利益等等。禪的智慧不是要抹殺每個人的慾望與追求，不是消解事功，而是讓你保持一顆未被汙染的"平常心"。也就是說，你仍然可以有你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事業和日常的欲求，你可以非常敬業地從政、經商，做你職份內的事，但你在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切引起你心理上"緊張"或"不安"的東西，你都應該立即"放下"，以免變成你的負擔或煩惱。放下，不是讓您放下工作與責任，而是讓您放下精神包袱。這就是要善於"空"，善於"破"，善於"消解"，善於"遮撥"，善於"排遣"。

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當下自識本心，強調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見到自己的真性和本有心靈，人們就證悟了終極的實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禪宗主張，在實際的人生中才有涅槃（自由），在涅槃中才有實際的人生。禪宗以自我覺悟的日常途徑或創造性的頓悟，或者藉助棒喝等等機鋒，一些方便善巧，來開悟人心，來提示人生的奧秘，化平淡為神奇，寓神奇於平淡。禪宗的偉大和不朽，就是以證悟自性後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來救助迷妄的眾生，撥開迷霧。這就是要啟迪我們每個人，不論智愚、賢不肖、窮達、高下，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因此，禪宗的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既是凡，又是聖，既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又善於解脫超拔出來。人之所以為人，不管有何種欲求，不管如何積極參與現實社會的各種活動，總需要一種終極的信念、信仰的支撐。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總需要有深度的開悟，從三際中解脫出來，超越一切，包括生死的束縛，得到自在的體驗。這樣的人才有大智大勇承擔一切的挑戰與痛苦，化煩惱為菩提，既而安身立命。有了終極承擔或終極獻身的精神，並且轉化成人格，才能有高品質的參與。從這種意義上說，每一個參與者實際上都應當具有一定的宗教信念與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業，才能有一種現今十分匱乏的敬業精神、奉獻精神。

中國的儒家是一種入世的人文的宗教，中國化的佛教把出世與入世結合了起來。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途之人可以成禹，人人都可以成佛，是儒家與佛教的最高信仰。實際上，儒道佛都是要追求一種理想的高尚的社會，這就必先造成人們理想的高尚的內心世界。儒家、道家和禪宗儘管有很多差異，然其共同點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使人們的人生實踐帶有中國式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懷。

儒家、道家與佛禪有不同的世間關懷，世間肯定，同時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即終極的最後的關懷。其"救民於水火"的信念目標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世獻身熱忱，虔敬無欺的神聖感，"盡心知性"、"我心即佛"的安身立命之道，使命感、責任感、當擔精神、憂患意識和力行實踐的行為方式，特別是信仰上的終極承擔，都有其超越的理據。

四、古為今用 創造轉化

我們堅持古為今用，絕不主張食古不化。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可以作創造性的現代轉化。

儒家主張滿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民生，制民恆產，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社會弱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和災民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參與政治的機會。其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與社會正義觀、公私義利觀是歷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們批判現實的武器。這一思想的前提是：一、人民是政治的主體；二、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養民、教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所謂"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兩千多年來，農家、平民子弟通過宗族祠堂與家庭教育（有言之教與無言之教，但更多的是無言之教）世世代代傳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忠信、為人著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並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忠臣義士的故事及蒙學讀物、鄉規族譜、家訓家書、治家格言、善書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於職守，與人為善，積善成德，"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和《四書》中的一些內容。這些價值通過唱戲的、說書的人之口，通過三老五更、家人鄉親口耳相傳，耳濡目染，逐漸在民間紮根。這在中國起的作用，如同基督宗教在西方的作用。

仁義禮智信等我國的傳統美德，至今仍是活著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輪捐錢給貧困生的白芳禮老人、奮不顧身救學生的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道德模範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志願者朋友，仍然繼承並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

五四以來，強加給中國文化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需要我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性的負面的或所謂醜陋的中國人等等的揭露，有些過頭，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爾虞我詐，內鬥內耗，我們出現過一些醜惡的現象（其實西方也有），但人們往往就會把賬算在國民性上，或要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承擔責任。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等，大大地弘揚出來。我們要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間留存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道德資源加以保護、拓展。

儒釋道與宋明理學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如前所述，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致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決不消解對於"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中國文化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鳥獸、瓦石），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至誠如神，體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這不會導致宗教迷狂、排他性與宗教戰爭，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儒家並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

因此，中國文化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及現代性的偏弊，與自然相和諧，因而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調適上遂地健康發展。

徐治道：

感謝郭齊勇老師的精彩演講！

下面，進行第三項議程，嘉賓評議。

首先請歷史學博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責任編輯，《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責任編輯張龍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張龍：

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日益受到國人的關注。在出版行業，如何做好中國傳統文化與出版業的銜接，見仁見智。出版傳統文化經典的註釋本、圖文本、影印本，編輯出版傳統文化教材，目前已方興未艾，漸成規模。對於不具有這方面優勢的出版機構，要想在傳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所作為，則不得不從自身出版思路、作者資源出發，另闢蹊徑。

主題出版是近幾年出現的新事物，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同時，弘揚優秀中國傳統文化也屬於主題出版的範疇。201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陳來先生《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國學流變與傳統價值觀》，開啟了我店主題出版的新模式。該書出版以後，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許多出版同行參考其主題、內容，推出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主題出版物。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並沒有急於推出新的作品，而是在努力選擇合適的作者與作品，直到郭齊勇先生《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的出版。

郭齊勇先生是我們三聯書店的作者、老朋友。2017年初春，我登門拜會了郭先生。與郭先生見面的時間不長，我主要表達了希望郭先生能夠圍繞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題編一部演講集，內容要兼具學術性與普及性。郭先生爽快地接受了我的請求，不久就發來整理好的書稿。在書稿的編輯過程中，我們對於篇目安排進行了溝通，最終確定了目前正文四篇、附錄五篇的全書結構。

誠如郭先生書中所講，《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的內容，主要是國學常識及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等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作者在多年深耕中國傳統文化、對比西方文化的基礎上，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是:和而不同, 厚德載物; 剛健自強, 生生不息; 仁義至上, 人格獨立; 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 整體把握, 辯證思維; 經世務實, 戒奢以儉。此外，作者把中國哲學的精神與特點歸納為七點: 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 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 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 德性修養與內在超越, 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 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 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這些對中國傳統文化"定性"的概括，對於普通中國讀者和廣大海外讀者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對於文化自覺、文明比較與文明對話有著積極意義。同時，作者極為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社會的指導與啟示。《儒釋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中國的管理智慧與方法》兩文對儒釋道三家做人做事的智慧進行了透徹地介紹。作者強調，中國文化就是我們做人做事之正道, 在今天乃至今後仍富有生命力, 因而不是什麼國故。作者在概括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始終堅持古為今用, 不主張食古不化，認為中國古代文化可以作創造性的現代轉化。這個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指導我們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既要不忘本來，更要面向未來。

作為郭先生這種身份和地位的學者，仍願意走出書齋，走進願意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讀者身邊，針對如何更好地學習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而孜孜不倦、解疑釋惑，充分體現了郭先生的學者風範與社會擔當。希望通過《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的出版發行，使得更多的人能夠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為人處世的智慧。

徐治道：

感謝張龍老師的精彩評議，接著請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陳來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陳來（書評文字稿）：

郭齊勇教授的新作《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五月出版），每章聚焦於一個相對獨立的主題，整體上又相互呼應，共同展現了中國文化精神的不同面相，揭示了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概括了中國哲學的精神和特點。這本書短小精悍，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學術化與通俗化相結合的闡釋。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是一個比較艱深複雜的問題。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錢穆《中國文化精神》、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等對此都有過討論。正如郭教授在前言中所交代，他是在前賢的基礎上，結合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思考和體認，提煉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六個特質。即"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這一體認與總結堪稱全面。

講特質應當相對於確定的參照系統而言。郭教授指出："要講清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一定要建立在與外國文化，特別是與西方近現代文化的比較背景之上"。這表明他自覺運用中西對比的方式，來突顯中華文化的精神特質。書中提出的這六條，對中國文化的人生態度，政治哲學，思維方式等都有精準的概括，其中相當一些特質都具有內在的普遍性。例如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這些特質作為精神價值不僅僅適用於中國，可以說對世界文明都具有普遍的意義，這個普遍性不取決於目前外在的實現程度，將來在合適的條件下是能夠實現出來的。作者在此文的最後表示："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內容，大大地弘揚出來。"這是郭教授的宏願，也是我們當代學者必須自覺承擔的共同使命。

中國哲學是中華文化的哲學基礎。作者有深厚的編寫中國哲學史教材的經驗，很早就形成了其關於中國哲學精神特點的認識。他在綜合吸收了20世紀新儒家論中國哲學特質的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哲學七個方面的精神和特點：自然生機、普遍和諧、創造精神、秩序建構、德性修養、具體理性、知行合一。這七條是目前對中國哲學特質的一個較好的概括，值得學界注意。

如何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是體現傳統文化現代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文化一貫重視做人的道理，其人生智慧都要求落實於日用常行之內，指導人生和做人，儒釋道三家皆如此。作者指出，儒家突出的是德性與禮樂教化的智慧，道家突出的是空靈、逍遙、放達的智慧，佛家突出的是解脫、無執的智慧，從而揭示出這三家人生智慧最突出的特徵。由文中論述可見，儒釋道三家人生的智慧，確實可以成為現代人修煉身心，涵養性情，提升境界的重要資源。作者在這方面的主張是很有意義的前瞻性思考。

今天，我們需要全方位地努力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資源。在社會教化、個人修身以外，傳統儒、道兩家的管理智慧與方法，也是值得吸取和借鑑的重要方面。郭教授對此做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他指出："老子的'道'的智慧、'無為而治'的管理和孔子的'仁'的智慧、'導德齊禮'的管理，可稱為大智慧與元方法"。這種大智慧作為元方法，可進一步擴充為系統觀念、經營謀略、管理價值理念等等。這樣一來，優秀傳統文化便可與現代社會或企業管理之道相結合，構成今天中華優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依據中國哲學的基本觀點，引申並提出了中國管理哲學的元方法，即交融互攝、動態平衡、變通創造、有機聯繫、整體和諧，這也是很精到的。

把傳統文化和現代觀念結合起來，求得二者的融合，是文化創新的方向。本書的幾篇附錄，是作者對此類問題的觀察和思考。如關注國學教育與推廣、探索儒學與民間社會的互動、闡發傳統道德的普遍價值等，體現了作者在深厚學養基礎上的現實關懷。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郭教授對文化儒學的參與。近年來，即使是反傳統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意識到儒家傳統不必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障礙。但對傳統文化的誤解還有待於澄清，需要儒家學者"正名"。即從學理上作出分析，反駁一些不切的批評和責難，疏通文化和哲學上的成見。此外，更要回應現代世界範圍內儒學研究的挑戰。郭教授長期投身對思想文化問題的討論，在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對民主，社會正義，公共福利，個人道德和社會倫理的建設等問題發出了儒學的聲音。他的一些論點對全面瞭解當代的儒學討論有重要的意義。

文化復興的今天，對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進行提煉、總結和闡釋，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現實意義的。該書抉發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義理和價值，敘述簡明，持論平正，便於廣大受眾的理解。該書的出版，無論在學術還是文化意義上都很有價值。讀之有利於加深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普及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振奮民族精神。

出版之際，特將閱讀的一點體會述之如上，並衷心祝願郭齊勇教授的學術事業寶刀不老，舊學加邃密，新知轉深沉，有更多的著作問世，以嘉惠學林，貢獻社會。

徐治道：

感謝陳來老師的精彩評議，接著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會長王中江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王中江（書評文字稿）：

整體視野中的"廣大"思想世界：

讀郭齊勇教授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

齊勇兄好！各位同仁、朋友，大家好！

首先祝賀齊勇兄的這本很精緻的著作出版！也很高興同大家一起談談讀後的體會。我之所以採取書面的形式，是因為我不習慣通過微信群來討論問題，請各位諒解。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樣，雖然這部書的篇幅不太，但其涉及的論題和問題非常之多，也有一些特點，因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討論。在這有限的時間中，我只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或特點，即這是這一本整體視野下的"致廣大"的書。

身處學術界的我們都知道，當前學術研究的整體趨勢是，人們對小的事情所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而對大的事情所知道的東西則越來越少。我們很清楚，不論在哪個領域中，高度的專門化、精細化，確實為我們帶來了許多新知、新見，這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但它也造成了讓我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狹隘性。齊勇兄的這部書則為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整體視野和觀察。他概括出了中國文化精神的一些重要特質，概括出了儒釋道三家對於人生的不同智慧，概括出了中國哲學的精神和特點。顯然這很不容易，在這方面雖然我們也有一些說法和立論，比如齊勇兄就參考有錢穆的看法，但他主要是立足於他自己多年來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等的研究和積累而提出的，其中的甘苦齊勇兄肯定能講出許多故事。

有人說發現的藝術就是概括的藝術，我非常贊同這一說法。從這本書可知，齊勇兄是非常善於概括的。義理有不同的層次，往上概括是從別名到共名的上升過程。歷史概括要根據大量的事實作出，但它又不是統計學意義上的對事實的窮盡，它還需要對思想史的敏銳直覺和獨特眼光。齊勇兄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和對中國哲學精神的概括，就反映了他的敏銳直覺和獨特眼光。

當然，概括也容易產生片面。如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許多整體概括很多就不能成立，這是需要我們警惕的。這要求我們不要輕易去進行宏觀和整體的概括；這也讓我們知道一種概括，哪怕是不錯的概括，也只是強調了事物的某種方面或某些方面，而不是它的惟一可能。齊勇兄在《序》中就批評了人們對儒、釋、道三家的不同概括，如有人概括說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他說其實三家都可用於治世、治身、治心；也有人說，儒家是"拿得起"，道家是"看得開"，佛家是"放得下"，他說三家其實都"拿得起"、"看得開"和"放得下"。我贊成齊勇兄的判斷。對儒、釋、道三家的這兩種概括，我們很難說它一定是錯的，但肯定是片面的，甚至是非常片面的。我想齊勇兄也會是這種立場。齊勇兄對儒、釋、道三家人生智慧的概括是屬於好的概括的一種，如果有片面性那也是允許的。我們知道哲學的深刻性就在於它的片面性。

最後，我想強調，齊勇兄是抱著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和儒釋道三家的高度同情、高度認同甚至是一定的信仰去追尋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儒釋道三家的精神、價值和特徵的，也是由此出發去批評和澄清人們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和儒釋道的一些誤解和看法的。這一點非常重要。討論問題需要一定的前提，如果缺乏基本的共識和前提，就失去了判斷和立論的基礎。這不是說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和儒釋道不能反思和批評，但我們需要的是高級的反思和批評，而不能停留在"教條式"的宣判上。

這就是我讀《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一點體會。謝謝大家！

徐治道：

感謝王中江老師的精彩評議，接著請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孟子研究院特聘副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李存山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李存山：

尊敬的郭齊勇教授，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同道、學友：

我非常榮幸參加對齊勇教授這本書的討論，尤其是非常榮幸第一次以微信的這種形式來評論一本書，雖然我也不習慣這種形式，但我還是覺得很興奮。近幾天我拜讀了齊勇教授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就借這個機會，談一點兒自己的想法。

這本書非常重要。齊勇教授的學術精深和廣博，是大家都瞭解的，而這本書做到了學術性與普及性的統一，是有特殊重要意義的。這本書在文化研究和普及上的重要意義，齊勇教授在這本書裡講了，"我們的文化底蘊是我們實現理想的土壤，這就需要 '文化認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

我近來感到在"文化認同""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中，"文化自覺"更加重要，如果要做到"文化自覺"，我們就要真正能夠了解和覺悟我們的文化有哪些特點。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

齊勇教授的這本書，主要是講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和中國哲學的特質，其中使用了中西文化比較的方法。有了西方文化這個"他者"的參照比較，我們才能更加自覺地深入認識我們自己文化的特質。對於文化如何看，我這些年比較重視張岱年先生所提出的三對關係，就是文化的"整與分""變與常""異與同"的關係。其中的"異與同"，按照張岱年先生的說法，"異"就是要講文化的民族性，而"同"就是要講文化的世界性。我們要認識中國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當然首先探討中國文化有哪些特質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特色"，齊勇教授的書裡說"學界見仁見智"。這的確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我還有一個感覺，就是如果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瞭解，那麼也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有哪些，在表述上可能會有簡與繁或者多與少的不同，就是說，我們把中國文化的特質概括出幾條，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也會有大致相同的認識。

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在這裡主要講兩點。第一是關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齊勇教授說他首先參考了錢穆先生的觀點。其中重要的一句話，是在本書的第7頁："經學精神偏重在人文實務，同時保留了古代相傳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層，即關於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國人文精神是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國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我很同意齊勇教授所概括的錢穆先生的觀點。我在這裡想講一下中國文化的這種人文主義精神是如何保留了關於天和上帝的信仰，或者說，這種信仰為什麼能與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相契合。

近幾年我比較重視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文化自西周時期以來逐漸形成了以天地為人與萬物的父母、以人為萬物之靈的思想。這種以天地為父母的思想，最早的表述可追溯到《詩經》裡說的"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這是西周時期的詩句。而在《尚書·召誥》裡明確講了西周時期有"郊社之禮"，我們都知道，郊是祭天的，社是祭地的。《中庸》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熹《中庸章句》注："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就是說，這句話如果說全了，應該是"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后土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所信仰的天或上帝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和"地"或"后土"相聯繫，二者是結合在一起的，以後遂有"天、地、君、親、師"的祭祀系統。這種觀念反映了中國文化對家庭的重視，而對家庭的重視投射到我們的自然觀和宗教觀，就是把天地視為人與萬物的父母。以後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那種"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乃至"民胞物與"的情懷和境界，都是以"乾稱父，坤稱母"作為前提的。

中國文化所信仰的"天"和"地"連在一起，這正反映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精神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特點在齊勇教授的書裡就是表述為"存有的連續性與生機自然"。就是說，中國文化所信仰的"天"或"上帝"，它不是和我們的這個世界相隔絕，不是存在於"彼岸世界"，而是就在我們的這個世界之中，它與地相結合，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人與萬物的父母，它的存在是與我們的生活世界相連續的。所以，中國文化對"天"或"帝"的信仰，是和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相契合而不是相沖突的。

因此，我也很同意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從中性的立場說，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從肯定的立場說，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長。梁啟超說："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梁啟超說的"近於宗教"，我們可以理解為在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中含有宗教性；"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它是中國文化人文主義精神中的一種特殊的宗教。從這個意義上，我很贊成錢穆先生的觀點和齊勇教授在這本書裡的一個表述，"中國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其中保留了對天或上帝的信仰，而這種信仰也是與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相契合的。

第二我想談一下中國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齊勇教授在這本書的第9頁和第10頁說："中國古代是將宗教政治化，又將政治倫理化"，"他們已不再講君主與上帝的合一，而只講師道與君道的合一"。我想到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中為什麼不是君主與上帝合一，而是師道與君道合一呢？我認為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意與天道的合一。這也就是齊勇教授在書裡講的中國文化精神的六大特點之一，其中的第三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第四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我認為第三和第四實際上是統一的。"仁義至上"就是普遍愛人，而"民為邦本"就是這種仁愛精神在政治哲學上的一種體現。在《尚書》裡面講："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些都體現出中國文化自上古以來就是天心與民意合一。因為天心與民意合一，所以才不是君主與上帝合一，才有了師道與君道的關係，有了道統高於政統的思想。

我借這個機會也回答一個問題。在我發表《對中國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認識》一文後，有學者提出在中國文化中"道統"更加重要，就是說"道統"比民本更加重要。而在我看來，民本與道統也是結合在一起，並沒有超越的凌駕於民本之上的道統。這體現在《論語·堯曰》篇，堯對舜說："諮！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後來"舜亦以命禹"。這段記載是講儒家道統的，其中說"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非常重要，這正體現了民本與道統的關係。儒家的道統也是要為四海之民服務的，如果使四海之民困窮，那麼天所賜予舜、禹等人的權位俸祿就要永遠終結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並沒有凌駕於民本之上的道統，民本和道統也是統一的。這是我對"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發表的一個見解。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徐治道：

感謝李存山老師的精彩評議，接著請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李景林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李景林：

儒家講學傳統的復興

剛才齊勇教授的發言，對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作了很全面也很到位的概括和闡述。我覺得，齊勇教授《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的出版，有一種特殊的意義。這個意義，可能要超出該書本身。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學者艾愷出版了一部梁漱溟評傳，書名叫做《最後的儒家》。"最後的儒家"這個頭銜，也被梁漱溟所欣然接受。艾愷是從知行合一，能夠力行其思想學說的角度來理解"儒家"的。在他看來，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是"坐而論道"，知行已經分作兩截。象梁漱溟那樣知行合一，能夠力行其思想學說的"儒家"，已經不復存在。

艾愷對於儒者的界定是大體準確的，但"最後的儒家"這個判斷，卻使人感到有些悲觀。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還看不到艾愷所理解的那種傳統的儒者存在再世的可能性。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本世紀初以來，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就是儒家講學傳統在民間的逐漸復興。

近年來，民間社會獨立空間的擴大，民間儒學有一種興起的趨勢，民間性的教化與學術的興起與進一步孕育發展，乃蔚成一種趨勢。教堂、佛寺、道觀香火隆盛，各系宗教信徒信眾劇增；各種民間書院、精舍、學塾、學會、講堂遍地開花；讀經、會講、講學、法會，各種民間學術文化活動蓬勃開展。大學學者的研究工作也逐漸與自己的志趣乃至其價值的認同達致合一。大學裡的一些儒學研究和講學的活動，也逐漸具有了民間的性質。這樣民間性質的儒學，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近年所謂大陸新儒家的出現，雖然還存在不少的爭議，但當代中國學者的民族傳統和文化關懷在逐漸的增強，一批能夠力行儒家價值觀念的學者正在湧現，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郭齊勇教授就是這樣一個突出的例子。郭齊勇教授不僅是儒學和中國傳統研究領域一位傑出的學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時也是一位深具社會和文化擔當意識的儒者。近年來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他花了很大的經歷來從事和推動民間的講學活動。它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的出版，實質上也有一種標誌性的意義，那就是儒家傳統講學精神的復興。

《論語·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開始私人講學，使周代官學下行於民間，各代儒者，多在民間講學，逐漸形成一種傳統。中國古代的講學傳統，其特點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自由"，表現為一種價值上的自由選擇，學術上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講學的精神。知行合一，本是中國傳統思想學術的一種根本的精神。學者的學術思想，本就能夠成為其"傳記"。中國現代學院的儒學研究與社會生活脫節，而失去了教化的作用。近年民間學術逐漸興起，但是，由於傳統在民間社會長期的斷裂，造成民間學術水準的低下。這就需要學院學術與民間學術的結合。恢復儒學的講學傳統，中國學院學術可以逐漸恢復其教化功能，具有切合於一般民眾生活的可能性，這樣，儒學的傳統才能逐漸成為一種活在當下的文化精神，中國文化的當代建設，才能具有一個美好的前景。

本書出版就提點出了這樣一種趨勢，我覺得，這是它的意義之所在。

徐治道：

感謝李景林老師的精彩評議，接著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幹春松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幹春松：

郭老師好、徐治道先生好，

特別榮幸，能有機會參加這次在微信群裡舉行的圖書討論會。郭老師在書的序言裡說，他這本書的出版與2015年陳來老師《中國文化核心價值》那書出版有關。陳來老師的書出版之後，三聯書店的編輯希望我寫一個評論。書評後來在《人民日報》和《中華讀書報》都發表了。我的確是把陳老師的書的出版看做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因為每一個時期，人們對中國文化的精神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概括，就比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錢穆那一代學者做過這樣的工作。1980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張岱年先生就寫過許多對中國文化精神進行概括的文章。所以，郭老師這個書出來以後，我也是先睹為快。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我其實還關心郭老師對於中國文化的特質的概括與前人的概括之間的相似之處和不同之點。

剛才我聽了李存山老師、李景林老師對郭老師的書的評論，也有一些新的啟發。比如存山老師特別注重從天人關係的角度來提出他自己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認識，並強調了變與常等關係。李景林老師是側重於對講學傳統和知行合一這樣的一個考慮對郭老師的學思歷程做了肯定。對此，特別期待三聯書店接下來能夠出版像李存山老師、李景林老師以及王中江老師這樣的一個講演集，因為不同的概括可以豐富我們對於自己文化傳統的把握。

到今天這個時期，就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我們這個民族處於一個特別微妙的階段，社會都在呼籲文化自信，因此需要學者從自己的研究角度對之有一個概括。對此，陳來老師和郭齊勇老師是先行者，但不是終結者。我個人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學者提供自己的概括，以發掘文化傳統中符合時代需要的內容。

接下來我就說說對郭老師這本書的四個具體的體會。

第一，重新發現：前面聽了郭老師的講演，我覺得是一個特別精彩的講演，郭老師尤其強調了一點，他在序言裡面或在行文中間反覆強調的一個詞，叫"重新發現"中國文化的精神。既然是"重新發現"就意味著一度被埋沒。郭老師認為因為有了五四這樣比較激烈的反傳統的一些言辭，導致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認識有了很多偏差，郭老師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這本書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要"重新發現"。說到底就是要做正本清源的努力，這個努力如剛才所講的已經有不少人在做了。郭老師的幾個概括，包括前面學者都提到的六點，包括對儒釋道的精神解釋，包括對中國文化管理智慧的概括，我覺得都體現了他重新發現、重新認識這樣的努力。

第二，根據我自己的研究的傾向，我認為郭老師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總結，體現出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就是既考慮精神層面，也結合制度層面。這點，我們尤其能感覺到錢穆先生的影子。因為我們知道錢穆先生在寫他的那個《中國文化精神》和《中國曆代政治得失》這樣的著作，也特別強調了中國傳統制度的可取之處。因為從五四以來，就是那些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首先是從制度層面出發來否定儒家和中國傳統的。比方說從家族制度的否定，對傳統的政府治理方式的攻擊。今天郭老師在講演裡和書裡都提到了中國家的傳統、民間自治的傳統、民間血緣性社會團體進行社會自治的這樣的一些方式，都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重要特點。尤其提到，民間力量與政治力量的抗衡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極大。郭老師這樣的一些總結，我覺得可以豐富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精神的認識。

第三，李景林老師在評論過程中，特別強調了二十一世紀大陸新儒學的一些新特點。其實郭老師從1980年代開始就已經在學術界很活躍了，那麼，李景林老師把郭老師當作大陸新儒學特別重要的代表性人物。這一點，我也是特別同意的。但是，郭老師對文化傳統的分析又不囿於儒家。在這本書裡，我發現他特別強調了儒釋道三種精神傳統，在建構中國文化精神的裡面互相融合、互相補充的特質。由此，我們一方面可以體會到郭老師在傳統文化研究的方面深厚功力。另一方面，也體現他的獨特用意。即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不可偏廢。

第四，與陳來老師的書一樣，郭老師在總結文化精神的時候，也考慮到了方法論的問題，尤其是他在對中國管理智慧的總結裡面，特別提出了兩個小點，一個就是元方法，第二就是管理軟件的問題。那麼，元方法跟我們一般所看到的管理方法不同的是，郭老師是要找到我們慣常的管理學所討論的問題背後的精神特徵。所謂的管理軟件，他探究的是一種思想如何能在具體環境裡面發生作用的"氛圍"。這個，我覺得是這本書一個特別重要的特點，也值得大家注意。

最後，我說一點個人的體會。郭老師他一個特別平易近人的人。我跟他也有很多請教的機會，也在他領導的孔學堂學術委員會下面做一些工作，在中華孔子學會里面，郭老師也是一直擔任副會長，對學會的發展貢獻巨大。但溫和的郭老師也有另外一面，我們都能體會到郭老師在整個二十世紀以來的幾個特別重要的學術論戰中他所表現出來的特別堅決的立場，包括對儒家和腐敗的關係、對容隱制度這樣的一些問題的爭論。通過這些爭論，我們對現代和傳統的一些關係、對儒家和現代社會治理之間的關係的認識都有了深入。其實，瞭解這些爭論，對於理解郭老師對中國文化精神特質的理解也有所幫助。如果說能夠把郭老師的這本書和郭老師以前的那些著作和工作結合起來的話，我相信可以更加深刻的體會到郭老師的用意之所在。

謝謝各位！

徐治道：

感謝幹春松老師的精彩評議，接著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理事、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何建明老師評議，大家歡迎！

何建明：

郭齊勇《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出版的重要意義

郭齊勇教授的《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由三聯書店出版，迅速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熱烈討論，這不僅僅是郭老師以他數十年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深思給我們提供了一本很精彩的大作，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時代到了非要弘揚和發展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不可的地步了，而郭著的出版正當其時。

自2013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孔子研究院座談會上發表"弘揚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講話之後，從中央到地方都興起了一股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

201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陳來先生的大作《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國學流變與傳統價值觀》，同年，北京大學出版社重版了張岱年、程宜山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化精神》。

201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樓宇烈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2017年中華書局重版了張岱年主編、方立天副主編，主要由劉笑敢、程宜山、陳來三先生執筆的《中華智慧》。

2018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牟鍾鑑先生的大作《儒釋道三教關係簡明通史》。

以上這幾位都是當今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研究領域的大家，這些著作出版了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現在郭齊勇先生的大作《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出版，更是將這個熱潮推向更高階段。

郭老師這部大作是他數十年思考中國文化精神之特質的思想結晶，以上各位前輩和同輩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我完全贊同。

我在這裡特別提出《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中《中國人的信仰與儒家在中國的作用》一文，該文是2012年在第二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中發表的演講稿，但這是一篇非常有深度的中國文化之作，郭老師在文中一開始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傳統，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的源頭，他說：

一直到春秋戰國，伴隨中國多民族多宗教不斷融合，大一統逐漸形成，上古宗教慢慢轉移成一種文化。這個文化的認同很重要，它和希臘城邦不同的是，它有若干的氏族和族群，所謂以夏變夷的過程，就是文化不斷認同的過程。他在文中指出，中國的文化認同並沒有排除宗教的神靈崇拜，特別是對天命和天道的敬畏，而神權對王權始終有制約的作用。他認為儒家雖然對於宗教傳統的認識有些理性化，但並沒有完全否定神靈和宗教。而是通過超越和內化，轉向內在性道德的一面。他還提到，中國靠人文性的文化道德教育、人文性的宗教，主要就是儒教（即人文教），它既是宗教之教，又是教化之教。這是在王權之上，又遍在民間之中的，這是中國人的終極關懷、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之所在。《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道與人道一致，性、道、教是統一的。

我很認同郭老師以上的說法。

其實，中國人的宗教觀，如儒、釋、道三教觀念，與西方有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西方更強調的是宗教之教，而中國更強調的是教化之教，我們有神道設教的傳統。所謂神道設教，也就是指中華民族的宗教，不是西方式的由一神創造一切、一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而是神人相依的教化之教。中國的宗教文化強調的是，如道教講"我命在我不在天地"，佛教講"自作自受"，也就是說，我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由不得外在的那個唯一主宰的神靈的控制。

我覺得《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同時充分肯定了儒、道、佛三教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並以此闡發關於中國文化精神之特質的觀點。

郭老師在剛才的發言中特別提到：

在觀念與價值層面的文明上，儒家"仁愛忠恕"，墨家"兼愛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為懷"，宋明理學家"民胞物與"等理念，成聖人賢人，成真人至人，成菩薩佛陀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系列修養工夫論等，都是了不起的調節身心的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我們知道，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原因，我們的一些學者和主流媒體在談到中國文化時，通常只談儒家文化和世俗性的道家文化，儘量不談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似乎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就不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當然，從另一個方面去看，我們一些研究佛教和道教的學者，有時候過於強調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也難免"矯枉過正"。事實上，我們只要懂得中國歷史的人，誰都無法否定，漢唐文化，道家道教文化與佛教文化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不說漢初文景之治中的黃老之學，說就唐代這個最讓中國人最驕傲的朝代，就是一個以尊崇太上老君為標誌的時代，唐高祖李淵為李唐王朝訂立三教規就是"令老先、孔後、末後釋宗"。唐太宗雖然說"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但如著名學者張舜徽先生所說："唐太宗所以大過人者，在能以道家清靜之旨，施之政理耳。"唐太宗就曾明確地指出"君無為而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到了李唐王朝最鼎盛的唐玄宗那裡，《道德經》已成眾經之首。這裡所說的老子，不單純是世俗的老子李耳，而是道教的太上老君。這裡所說的《道德經》，也不單純的是世俗的道家經典，而是道教的最高經典《道德真經》。事實上，到了宋代以後，中國的文化就一直是以儒道釋三教交融為主體的，最喜歡批評道教和佛教的宋代大儒朱熹甚至化名"空同道士鄒欣"撰寫《周易參同契考異》而流傳於世。

這也就是說，道教文化實際上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在當今中國文化傳承和發展當中，我們應當積極地去發掘、傳承和發展中國道教文化的優秀傳統，如道教所強調的"慈、儉、謙"三寶文化傳統等等。

佛教對於宋明以後的文化之影響，不用我多說了。佛教中國化最典型的成果就是禪宗的創立和禪文化在各階層的廣泛影響。郭老師剛才說到：

禪宗的偉大和不朽，就是以證悟自性後所流露的本有悲心、智慧方便來救助迷妄的眾生，撥開迷霧。這就是要啟迪我們每個人，不論智愚、賢不肖、窮達、高下，都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因此，禪宗的精神既是入世的，又是超世的，既是凡，又是聖，既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又善於解脫超拔出來。從這種意義上說，每一個參與者實際上都應當具有一定的宗教信念與宗教情感，能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業，才能有一種現今十分匱乏的敬業精神、奉獻精神。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就是辛亥革命以後太虛大師所領導和推動的近百年中國現代佛教革新運動中最有影響和最富創新的人間佛教之特質。已故當代中國佛教"生活禪"的倡導者淨慧長老就是很明確地繼承和發展了太虛大師所開創的現代人間佛教傳統，進而提出了更適合當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覺悟人生，奉獻人生"的理念。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都值得我們去繼承和發展。

徐治道：

感謝何建明老師的精彩評議！

下面，進行第四項議程互動交流：

首先，請郭齊勇老師對嘉賓評議作簡要回應；

郭齊勇：

徐治道老師、各位朋友：謝謝大家，非常感謝陳來教授、王中江教授、李存山教授、李景林教授、幹春松教授、何建明教授的精彩點評，感謝張龍老師的介紹，感謝各位媒體朋友，感謝各位老師、各位朋友們的支持、大家的幫助、大家的鼓舞，令我非常感動。

另外，各位的發言中、專家的評論中，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實也是跟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怎麼概括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質，可以從天人關係上、從講學傳統上、從制度文明的程度等等各方面去了解中國文化。我還要慢慢去消化各位專家的點評，還要去吸收大家的這些意見。總之，我覺得大家都提得非常好，非常有意義，我一定認真的去慢慢吸收消化。

謝謝各位朋友，謝謝嘉賓，謝謝主持人，謝謝媒體的朋友，謝謝各位老師同學，謝謝大家！

徐治道：

感謝郭齊勇老師的精彩回應，接著請各位師友積極參與，用文字形式提問，請老師擇題解答。

寓溟：郭教授好，請問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與中國化、現代性與傳統的關係？

郭齊勇：謝謝朋友們的提問，關於全球化和現代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關於儒家文化如何消解現代文化的問題，我這本書裡面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關於公德和私德的問題，關於正義的看法。西方羅爾斯的正義論，它談到了平等的原則、差異的原則，那麼儒家文化中也有平等原則和差異原則兩方面的考量。實際上，平等原則和差異原則，在我們傳統社會其實都注意到了，儒家也有這樣的一些精神。因此，只要我們真正地去考量中西文化的問題，我們覺得不一定就只把中西文化之爭看作古今之爭，其實這裡面也有很多是中西之異的問題。深入的瞭解古希臘以來的西方文明和先秦以來的古中國文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互可以找到很多契合之處，不一定絕對化的對立起來。全球化和中國化，現代化和傳統，不是二元對立的，其實是不斷的挑戰、不斷的交融的。現代在挑戰傳統，傳統也在挑戰現代。我們對傳統的理解，不要把它看成一個死物，它還是流動的、變化的，可以這樣來理解，謝謝。

何伯勤：衷心感謝先生賜教！現在流行一種說法叫三教合一，請教先生，不管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到底三教能不能合？該怎麼合？

郭齊勇：關於三教合一的問題，我沒有做過研究，但是現在有很多專家在做這方面的研究，其實三教合一是不爭的事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過去儒家的書院常常就在道觀、常常就在佛寺裡面，這那裡存在著。所以，實際上，無論是從制度文明，還是從實體上或關係上來說，還是從習俗上來說，還是從文化精神上來說，三教都是在合一的，它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何建明：三教合一併不意味著三教合為一教，而是三教在融合競爭中各自發展出適應時代要求的新形態，如宋明時期的新儒學、新道教（全真道等）和新佛教（禪淨融合等）。其實在不少西方人看來，中國的宗教就是一個，儒釋道猶三個宗派。

王成明：請問老師們儒家和跟其他文明對話應該如何進行？我是作為一個土耳其留學生，想做這方面的研究，還望各位老師們多多指教。

郭齊勇：儒家和其他文明對話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何和其他文明對話，其實早就在對話了，早就不斷在對話了。利瑪竇以來400多年，儒學和西方文化就在對話了。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就充滿著對話，所以我們和其他文明的對話，實際上早已經在進行著了。我們對話的問題，首先的基礎是尊重各個文明，儒家的"和而不同"有個基礎就是包容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尊重不同文明的存在。我們在尊重各文明的基礎之上，再發掘各文明的優長，提供給全人類普遍性的文化。這一點，我覺得，如何虛心地向其他文明學習，它是一個基礎，學習各文明的優長是我們對話的一個基礎和起點。謝謝！

張榮榮：郭老師您好！我想請教您如何看待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於世界尤其是現代性問題下的普世價值及其地方性、民族性所呈現的緊張？

郭齊勇：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性的問題，普世價值和地方性的問題，是不是呈現著緊張狀態，我們還要研究。實際上，我認為有很多並不是處於緊張的狀態，比如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我們儒家思想的傳統有那麼對立嗎？其實就不一定那麼對立。我看我們的自由主義傳統裡面、社群主義的傳統裡面，有很多東西其實我們都可以來溝通，儒家都可以來溝通。我們在私德向公德轉進的問題上，我們就討論過仁愛、正義、禮節、信實，以及孝敬、勤儉這樣一些原則，儒家文化、中國文化的這些東西其實也是一種普世的東西。我們現在進行公民教育，要辨別公民身份、公民權責、公民資質，我們還要進行價值教育，這個其實也是西方世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興起的一種教育傳統。在這裡，現代社會不僅強調公民的權利的觀念，還重視其所具備的責任和德行，所以使一個好人成為一個好公民的先決條件是擁有公民的德行。它所強調的公民德行，包括愛國、勇氣、正義、尊嚴、認同感、隱私權、知情權、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包容心等等，所以這樣一些價值在儒家為主的中國文化的道德資源中並不缺乏這些因素，它可以解釋、可以揚棄、可以會通。比方說社群主義希望每個人不但是個好人，還要成為一個好公民，公民共和主義的一個基本假設也是這樣的。一個好人有足夠的潛力成為一個好公民，公民德行、公共精神，這樣一些東西，我們雖然不能把儒學歸類於社群主義，其實在上述問題上，他們都可以溝通。

長安：郭老師好，我作為一名歷史學本科生，對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定興趣。請郭老師為大學生應該如何更好地學習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文化提幾點意見建議。謝謝郭老師!

郭齊勇：關於如何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錢賓四先生他們都有很多講法，讀一些基本的書，儒釋道的基本經典，一個字、一個字地去讀，《四書》、《老》《莊》、禪宗的《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等等，還是要研習古文字、古文獻、基本經典。

姚遠利：請問，匾額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

郭齊勇：關於匾額文化，我覺得也很重要，我看了你的資料，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意義。過去，我們的楹聯、匾額文化在民間生活中、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在城鄉生活中，起著很多作用，匾額裡面有道德價值。我對這方面不瞭解，但是我很欣賞匾額文化的意義。謝謝！

小平：郭教授您好！請教：在研習陽明心學過程中，經常感覺陽明心學是對朱子學的糾偏，這種糾偏，讓陽明心學有時候矯枉過正，有點過猶不及。不知道這種感覺是否正確？

郭齊勇：我不是宋明理學研究的專家，關於陽明學和朱子學，陳來教授還有一些教授他們是專家。我們認為，陽明學異軍突起，它有它的優長。其實，我們看到的是朱子學更具有普遍性，陽明學也有它的意義。這裡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不能深入討論陽明學和朱子學的優長，這都是中國文化的瑰寶。

笑觀雲海：郭教授，您好。 我想請問關於三教和一，是否會讓儒家過於宗教化? 就像明朝中期的三一教。 那麼是否會偏離原始孔孟思想呢? 謝謝

郭齊勇：儒家的文化是一個平實的社會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種社會性很強的、人文性很強的文化。我們只是說，包括剛才李存山老師的講話，人文主義不是寡頭的人文主義，其實是背後帶有終極性、宗教性的人文主義。它不反宗教，不反自然，不反科技。我們不是強化儒家文化的宗教方面，只是說它具有宗教性而已。

資淺民逗：請問郭老師，有沒有可能來一場反思百年前所謂"新文化運動"的運動？會不會走向另一個極端 ？

郭齊勇：剛才，專家們也談到這個問題，就是我們反思五四以來的文化傳統，其實五四以來的文化傳統是一個新傳統，我們反思也要注意有一個度。我們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那些大家們雖然有片面性、有偏頗，雖然有他們的歷史侷限性，但是他們的反省是有意義、有價值的。胡適之、陳獨秀、魯迅等，他們都有缺點、都有片面性，但是他們的反省，他們對於中國文化負面的揭示，我覺得還是有意義的，還是要繼承下來的。特別是他們的啟蒙，思想啟蒙這樣一個精神。沒有這樣的啟蒙精神是不行的。

唐敬：請問郭教授，如何看待朱子學"別子為宗"的論斷?

郭齊勇：關於朱子學是不是"別子為宗"的問題，現代新儒學有很多探討。我個人認為，朱子學恰好是正宗。朱子學的博大精深，正像錢穆先生所講的，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沒有人能夠和孔子、朱子來相比，孔子和朱子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偉大人物。

徐治道：

感謝郭齊勇老師的精彩演講與回應，感謝陳來老師、王中江老師、李存山老師、李景林老師、幹春松老師、何建明老師、張龍老師的精彩評議，感謝各位師友的積極參與，祝願《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一書流傳廣佈、取得上佳效果，新書互聯網發佈會暨研討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