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到底屬於一本什麼書？很多人都會說：當然是本小說。這似乎不是問題。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拿它當小說來看。有那麼一陣子，《紅樓夢》研究在某些人那裡，已經完全脫離開了文學領域，有的把它當成了歷史典籍，有的當作了政治教科書，還有的，甚至呼籲要把它作為“經書”來對待。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居然有人拿來了顯微鏡、顯影液和譯碼本，試圖從這部“秘密檔案”的字裡行間、天頭地腳，甚至是紙背脊縫中，勘破本為臆測之“迷局”，譯解實屬虛無之“隱語”。他們的目光，透過了這部小說的文本，專一去找所謂的“微言大義”，甚至強指作者底所不知，直以穿鑿附會為“紅學新途”，倒是曹霑披肝瀝膽寫出來的“文學”，反倒被束之於高閣，棄之於不顧了。一時之間，小說《紅樓夢》（或《石頭記》）的研究，竟被強行拉進了歷史學或政治學領域，而作者曹雪芹，也被有的人分析得如同一個“陰謀家”，步步詭譎，深藏不露。這就好比看那幅《蒙娜麗莎》，置其畫作本身的藝術鑑賞於不顧，偏去鑽研什麼“達·芬奇密碼”一樣，只滿足了一些人的獵奇心理。如此研究《紅樓夢》，熱鬧倒是足夠熱鬧，但時間一長，弄得連文學界的小說家和批評家們，一提起《紅樓夢》來，紛紛閃開了身子，認為那只是紅學家們的專利，自己根本無權置喙，豈非怪哉？面對著一部小說，小說家、文學批評家緘默無語，把發言權讓給了那些專門的學問家，實屬怪事！
無可否認，《紅樓夢》的確是一部內涵豐富、涉及面廣泛的小說。它所反映出來的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情況，堪稱一部形象化的活教材。能夠解析明白，並有所建樹，必須有深厚的文化功底，遠非一般“講故事”的人力所能逮。但《紅樓夢》有政治，卻不等於政治學，有歷史，也不等同於歷史學。再怎麼說，《紅樓夢》也只是一部小說，而作為小說，其最本質的特徵便是虛構。書中那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顯然不是照搬現實，什麼大觀園，什麼榮寧二府，什麼賈史王薛，什麼正副十二釵，所有這些，不過都是作者“心造”出來的。當然，他並不是“憑空捏造”，而是憑藉著自己以往的生活經驗，依據現實中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在紙上創造出一個讓人更加信服的所謂“真實世界”。而這，也正是小說創作的魅力之所在。但無論如何，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舉止，卻絕不等同於作者本人的經歷，所講述的故事情節也並非都與現實一一對應。關於這一點，脂硯齋曾說得明明白白：“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面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石頭記》第十九回夾批)而書中寫到的那座“大觀園”，更是既不坐落於北京，也未曾建在南京，它只存在於《紅樓夢》這本書裡，何勞今天的考古學家去“田野發掘”呢？這，難道不是小說鑑賞的一個基本常識嗎？
其實，作者書中那些文字，只不過是“小說家言”而已，實在沒有必要一字一句妄加偵測。對此，脂硯齋也早有先見之明，二百多年前就對今天的“好事者”提出了告誡：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聽罷紅樓十二曲的“枉凝眉”，作者這樣寫道：“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甲戌本上，脂硯齋批道：“妙。設百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追究其隱寓。”還特地強調說：“此結是讀紅樓夢之要法。”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但一些後之來者，偏是置若罔聞，非要鑽到犄角旮旯裡去，以至今天到了置白紙黑字於不顧，非把一本小說拿過來反著看，倒過去看，似乎書中字字暗藏玄機，句句別有他意，弄得人云裡霧裡，反不知如何讀此書了！
的確，作者曾經說過：“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其實，這其中之“味”解又何難呢？所說的“其中味”，無它，即作者的用意、小說的題旨而已，借用一句中學生的話來說，即為“中心思想”。在下試問，世間的文藝作品，有哪一部沒有自己的“其中味”呢？讀詩歌，就要體會語言中的詩情畫意，讀小說，就要保持一種“小說家言”的文藝心態，而聽戲曲，則更需有一種體會人情世故的平常心，絕不能像“文革”時那樣，“繃緊階級鬥爭那根弦”，凡事都要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去上綱上線。只有我們的心態正常，我們眼中的作品才正常，也才能解出正常的其中之味來。當然，對有些著作，獨闢蹊徑、別解歧說，不謂不可，但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往往打著“還原”、“揭秘”一類的幌子，其實卻在那裡製造商業噱頭，實底下並無紮實的研究，不過為名利所驅動罷了。在他們手中，原本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卻被弄得史不史，政不政，令人十分遺憾！須知，曹雪芹寫那書時，“利用小說反黨”還不曾發明，書證在前而刑名在後，斷不可判其“反封建、反社會”；曹先生雖然博學，但也並非歷史系教授，更不是社會學研究員，自然無意去編寫封建社會的興衰史；再說，曹霑“同志”雖為先覺者，但尚無證據表明其骨子裡就有反對科舉、鼓吹女權等“革命思想”；至於認定他鼓吹自由、平等、博愛，我想，老先生必不知“此話怎講”，又安能說他意在“啟蒙”呢？因此，還望百年之後的諸位“專家”手下留情，切莫按照自己的意願，由著性兒去重塑出一個別樣的曹雪芹來！
紅樓夢研究，本質上應該是文學研究，雖然也涉及到當時的社會背景、經濟活動，以及成書年代、版本流變等類問題，但究根溯源，無一不是由作品所派生出來，絕不應離開文學這一視角，專向文字之外尋“新奇”。其實，也許作者正是因為擔心日後有人作別解歪說，才刻意隱去了故事的時間和地點，以防被某一段歷史所限定，被一部分人作政治解讀。也正因如此，這部作品反超越了時代，成為了世代相傳的文學經典。
但，小說就是小說，再偉大的小說也只能是小說。
既然它是小說，就絕不能與現實一一對號，這就好比看戲，臺上演得再真，也不過是“假扮的”。小說家的本事，就是要把自己心中的故事說成實有其事，而且天衣無縫，讓人信以為真。我們本該知道，作者寫此而不寫彼，這樣寫而不那樣寫，非有別意，更無它圖，所依據的，不過就是藝術創作本身的需要罷了。就說這部《紅樓夢》，它打破了之前章回體小說的固有範式，開創了古典小說的新技法。而這樣做，正是內容“獨創”的需要（此前的幾部“名著”，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都是在已有的歷史故事或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紅樓夢》的故事，據書中交代，則是記錄在石頭上的“紅樓一夢”，所講的，是一個大家族由盛而衰的過程，那些原本活在紅樓裡的男男女女，命運也便隨之跌宕起伏。作者一開篇說，全書刻於大荒山無稽崖補天石上，這分明就是在告訴讀者：故事本為虛構。而說它“假作真時真亦假”，卻又暗示我們，書中的人物、事件雖屬編造，但此類人，此類事，在人世間其實是不乏實例的。這不正符合現在“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寫作理念嗎？所以，我們大可不必另作它解，刻意化簡為繁。
曹雪芹之所以能夠寫出《紅樓夢》一書，正是緣於他自己在現實生活裡也曾經作為“紅樓夢中人”生活過，而夢醒時分，家道已然中落，昔日那番榮華富貴，轉眼便化作了一片煙塵。正是當年的豪奢繁華，正是眼前的落拓窘困，才讓他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他才能夠寫得出沐浴天恩的元妃省親，鋪排張揚的秦卿喪儀，寫得出湊雅趣才結海棠社，展俗情大設螃蟹宴，寫得出黛玉投親、金釧跳井、大觀園抄檢、寧國府獲罪等等一連串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無不都依了由盛轉衰這個“其中味”來一一展開。試舉一例。第十六回的題目是：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文字上的對應關係：“賈元春”對“秦鯨卿”（一個是恩寵榮極的皇妃，一個是行將赴死的貴婦），“才選”對“夭逝”（一升一降），“鳳藻宮”對應的則是“黃泉路”（一處是人間天堂，一處是陰曹地府）。前者寫“賈元春才選鳳藻宮”後，榮寧二府上下無不歡喜。正“言笑鼎沸不絕”時，作者忽然將筆鋒一轉，接著卻去寫秦業被不肖之子秦鍾氣死，秦鍾隨後也病勢轉重等事。於是，這裡賈寶玉就愁悶起來，便將“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作者這樣一種交代方式，固然省略了許多筆墨，但更重要的，曹雪芹恐怕是在暗示樂極生悲吧？果然，被選進“鳳藻宮”的賈元春不久也走上了“黃泉路”。作者埋此伏線，這“其中之味”，難道還非得曠世奇人方能解得出嗎？
整部《紅樓夢》，特別是前八十回，此類筆法比比皆是：寶玉初見北靖王一節，無論是在寶玉還是在眾人的眼中，都算得上是一件莊嚴隆重的大事，可作者卻偏偏要把見面的場地安排在送殯的路上，你道喜耶？悲耶？上元佳節，正當榮府闔家興高采烈猜燈謎的歡樂時刻，作者忽然轉去寫賈政如何因“悲讖語”而“愈覺煩悶”，故意以此作為這一章的結尾。第四十三回也是如此。上半段寫賈母為鳳姐操辦生日，閤府上下好不熱鬧，下半篇卻寫寶玉因這天是金釧的忌日，便如何趕著去祭奠，如何撮土為香拜祭，一個慶生，一個祭亡，你道巧也不巧！而第六十三回，這裡正在“開夜宴”尋歡作樂，酒酣耳熱、醉作一團時，忽見幾個丫頭驚慌跑來，大呼小叫：“老爺賓天了！”於是乎，喜宴頓時變成了喪席……榮中寓衰，福中伏禍，歡喜開頭，哀傷結尾，轉喜至悲，悲喜交織，是為《紅樓夢》一書的基本結構，其中之“味”恰正寓於這樣的結構之中。這正如王船山在他的《薑齋詩話》中所言：“以樂景寫衰，以衰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此一手段，恰被曹雪芹運用得得心應手！可見，解得這個“其中之味”，便是參透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但對於如此明確的問題，卻少有文章深論詳解。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如今所謂的“紅學”，在有些人那裡，怪就怪在拋開了《紅樓夢》的文學話題不談，專一去向“字面”之外尋新奇，而且越尋越奇，越扯越遠，以致連他自己都忘記了為什麼出發。如此一來，也許真的有一天會把“紅學”變成“史學”的分支了。如今，人們對《紅樓夢》的藝術審美少有問津，研究它的文學問題，似乎已不是什麼學問了，《紅樓夢》的學問，好像全跑到紅樓之外去了。這大概正是“紅學”隊伍裡少有作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面對著一部文藝作品，卻不談其文其藝，豈非咄咄怪事！
此等“學術”，正是當下世風浮躁的一種具體體現，它直接導致了一些人以怪為尚，以臆測代替學術，非要弄出幾片鳳羽龍鱗不可。於是你作怪談，我發奇想，一定要“語不驚人死不休”。但他哪裡知曉，他這裡怪雖怪，不想還有更怪於他的怪：那日忽聞一說：為《石頭記》寫評語的那個“脂硯齋”，竟然被人點了鴛鴦譜，作了曹雪芹的媳婦，而這部《石頭記》正是人家兩口子的合著。出此言者，儘管宅心仁厚，“月老心態”十足，但總也得先弄清脂硯齋是男是女方可，況且，此等“婚姻大事”豈能兒戲，竟鬧得跟街頭小報上的娛樂八卦相似？若這樣一路走下去，真不知這些人的“紅學”，究竟是在搞學術，還是猜謎破悶兒了！其實，學術研究與新聞“揭秘”、娛樂圈“爆料”，且不說在內容上有本質的區別，就是在傳播學上也根本就是兩碼事。考古學界有句話說得好：“有一分事實，說一分話”。我看，文藝理論也應這樣，萬不可以一種娛樂心態去替代嚴肅紮實的學術研究，或者反過來說，學術研究萬不可娛樂化。
現在搶著要戴“紅學”帽子的，不乏其人，但這些人往往不肯沉心潛意，埋頭鑽研，卻偏愛浮說浪語，只想以“紅”走紅，一鳴驚人。現在，紅樓門前人多嘴雜，奇談怪論、新說別解時有聲聞，而眼下，除了原有的研究課題（包括曹學、版本學、脂學等），近年又多出來一門新“學問”，似乎吃起香來，這就是“紅樓探佚學”。究考“探佚”二字，方才知道：探者，試也，佚與“逸”通。可見，“試”並且還“逸”，這本身便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所謂紅樓探佚，就是順著《石頭記》前八十回故事發展的走向和線索，推測後面三四十回（有人說後面還有三十回，有人說後面應有四十回）的故事內容。仔細想想，方才明白這“探佚學”不但無風險，甚至很好玩。你道此話怎講？因為怎麼去探，向哪個方向探去，能探出個什麼結果來，全憑這些“探子”一張嘴說，誰都無法判定他的探佚對錯。有權評判對錯的，應該是曹雪芹或者脂硯齋、畸笏叟等人，但全民皆知，這幾個人早已做古，再怎麼說，他也開不得口了。當然，原已失落的原稿也可證明探佚的對錯，但原稿早就不見了蹤影（近傳後二十八回吳氏本，實為偽造）。如此一來，這些探佚者還何忌之有呢？何況，說起這部原稿來，現在幾可斷言，若《紅樓夢》的後幾十回曹雪芹確已寫完的話，那人們便永遠也不會盼到在古墓裡作為文物出土的那一天了。何以如此言之鑿鑿？理由很簡單，即：祖宗不敏，當時只拿《紅樓夢》當作“說部”去看，並未奉之為寶，有“俗人”去讀它，也不過只是為了消遣而已；“正經”的儒者、學究，偶或有人讀過，卻無不視其為淫書。所以，那時的《紅樓夢》，不過是個地下手抄本罷了。這樣的書，人們生且不能公開陳列於書案之上，死後又怎可與人同穴？而那些常把珍寶打包墓藏的帝王將相們，在有限的空間裡擺放金銀珠寶尚嫌空間狹小，這樣的一本稗官小說，又不是什麼寶典秘籍，再怎麼附庸風雅，到了這一刻，墓穴裡也是不擱它的！退一萬步說，就算有哪位“娛樂至死”的老爺太太，陰間還想解悶，弄部《紅樓夢》放進了梓宮，但偏又遇著那些蟄伏的陰類惡物，一個個都是“文盲”，怎識得此書的妙處，只把那些冊頁你撕我咬，直吞下肚去，當作美食享用了。因此我不由怨咎曹霑：先生幹嘛不學學古人，把《紅樓夢》刻在竹簡上或寫在木片上投於井中呢？
話說回來，《石頭記》雖為殘本，但畢竟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經典。殘缺也有一種別樣的美。維納斯石雕因其斷臂，反引人無限遐想。而《石頭記》恰因無結尾，才讓人這般浮想聯翩，乃至續書不絕。但無論如何，如果一個可以稱之為“學科”的學問，專一寄之於“天方夜譚”，靠那些旁門左道去吸引公眾的眼球，多半也就與學術無干了，那只是一種娛樂而已。而學術一旦只靠娛樂的方式來尋求發展，那也就離寂滅不遠了。試想：“紅學”，如果拋開了作品本身的題旨、藝術、人物、語言等等不談，那這門學問，其價值肯定也會大打折扣。研究《紅樓夢》的版本流變、作者身世等類問題，固無不可，但說到底，“紅學”畢竟是文學的派生物，怎能置文學問題於不顧呢？
走筆至此，我忽然想起了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此人是繼喬伊斯之後，被認為美國最重要的現代派小說家。在他的筆下，完全虛構了一個地方——約克納帕塌法縣。他還煞有介事地為這個縣畫了一張地圖，並在地圖下方註明：“有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一個居民，散居在二千四百平方哩土地上”。福克納的小說，大多都是以這個縣作為故事背景的。有研究者指出：“總共，屬於約克納帕塌法體系的有十六部小說以及《野棕櫚》的一半，到底有多少個短篇就很難統計了。”與曹雪芹很像的一點是，福克納的作品起初也是讀者很少，但自從他一九四九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人們便寫了大量的評論，去研究他的作品。但你若翻翻那些論文，竟然沒有一篇是考據約克納帕塌法縣的，沒人琢磨該縣究竟是在密西西比的哪一個地方，書中的人物究竟可與現實中哪一個人對上號……我不免為福克納深感遺憾：他竟然如此沒福，假如他生在中國，我們豈不可以為他立起一門“約克學”來！
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及長，不過數年知青，數年醫生，數年編輯，隨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轉任文吏，縫裁嫁衣，方坐得幾年小吉普，轉眼又成田舍翁。於是復又埋首書堆，重操楮墨；煮字煉詞心繾綣，紙上談兵意沛然，無他，性本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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