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寓言”一詞早在先秦典籍《莊子>中就出現了。其字面意思是寄予於言。但概念在當時並不是指一種特定的，莊子也沒有強調寓言的故事性。將“寓言”作為文體來看待，是後來才開始的。1902年，林紓和嚴邃合譯出版了新版《伊索寓言》，國人開始用“寓言”一詞來稱呼歐洲的故事型寓言。
之後，1917年茅盾整理先秦兩漢子書中的寓言故事。編成《中國寓言(初編)卜書，中國學界開始認同把具有寓言特徵的文體統一定名為“寓言”。當代，人們對“寓言”已進行了明確的界定，1979年版的《辭海)把“寓言”解釋為是“文學作品的一種體裁，是帶有勸喻或諷刺的故事。其結構大多簡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有生物，也可以是無生物。主題多是藉此喻彼，借遠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較深的道理於簡單的故事之中”。至此，“寓言”是一種的體裁說法就確定無疑了。
可是對於“寓言詩”這一概念的界定，到目前為止學界並沒有形成較有權威的統一認識。然儘管如此，有一點是明確的：寓言是幻想體兒童文學的一種形式，寓言詩又是寓言文學的一種特殊形式，因麗寓言詩在兒童文學中應該佔有一席之地。在中國古代寓言發展史上，唐代是中國古代寓言發展的中興時期，同時“詩歌作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又使得詩體寓言作為一種新的寓言形式豐富著唐代的寓言文學”，從兒童文學的視角出發探究唐代的寓言詩，便具有了代表性。
德國寓言作家萊辛曾指出，寓言詩多用動物做主角，“其真正的原因乃是動物所具有的眾所周知的亙古不變的性格。⋯⋯要是這些動物的特徵是盡人皆知的，那麼它們就值得用於寓言之中，不管自然學者是否證實它們確有這些特性”。
唐代的寓言詩便具有童話般的故事情節，常用動物擬人，借物寓理，通過形象本身的象徵意義來傳達寓意。中唐詩人自居易有一首題為《感鶴》的寓言詩，詩中寫了一隻原本志向高遠、卓然不群“飢不啄腐肉，渴不飲盜泉”的鶴，為了滿足難填的慾念，竟然被繩索牽制不顧廉恥地委身於汙穢的小池之內，全然不顧尊嚴地與群雞爭食。作品通過這隻一朝變質的鶴的形象，從另一個角度塑造了與安徒生童話《醜小鴨)截然不同的一個生動鮮活的反面形象，小讀者於閱讀中不但領略到了古典文學的魅力，而且從比較中更清晰地辨別了是非善惡。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做人的道理，對作者“物心不可知，天性有時遷”的感嘆也就會有更深地理解了。
再如陸龜蒙的《鶴媒歌)，採用第三人稱敘述的手法，以鶴媒為主角，描繪了鶴媒引誘同伴來時故作悠閒地。閒靜立如無事，清吸時時人遙吹”的情景，一見有同伴來又趕過去假意相迎的叵測居心躍然紙上，直到獵人射殺同類鶴媒又連忙跑過去向主人邀功請賞，不但沒有半絲愧意，反而故意做出“歡舞躍勢離披，似餡功能邀弩兒”的坦然無事之態。詩人通過刻畫鶴媒誘殺同類的醜態，表達了作者對賣友求榮類陰險小人嘲諷和憎惡之情，發出了“同類同聲真可畏”的真情告誡。小讀者從這個虛構的童話般的故事中，感受到了一種善意的提醒。
有趣的是，《鶴媒歌》中表達的主題在中唐詩人元稹的寓言詩《雉媒》中已有過類似的描述。元稹的《雉媒》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手法。敘述了昔日“雙雉在野時，可憐同嗜慾”的一對好友，其中的一隻獨自先飛．遭受了“網羅幽草中，暗波潛羈束”的命運，被獵人馴化成了一隻雉媒，扮演了一個“置在芳草中，翻令誘同族”的角色。而“思君意彌篤”的“前時相失者”，依然整日哀叫著尋找著昔日的同伴，結果卻中了獵人以同伴為媒設計的圈套，落得個悲慘結局，而昔日的夥伴面對這一切卻依舊坦然地“雕籠宿”。
這不同時期的相類似選擇也許並不是一種巧合，而是作者對現實生活某種感受的寄託或宣洩。寓言詩作為一種有寄予性質的文體，作者往往將自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人生感悟注人其中，因而寓言詩中塑造的藝術形象，通常是作者思想世界的外化表現。
如果說寓言詩中童話般的故事充滿了神奇的魔力與無窮的魅力的話，那麼寓言詩所蘊含的幽默的諷喻藝術更是一種妙不可言的智慧與技藝。黑格爾在《美學》一書中把寓言歸為“比喻的藝術形式，自覺的象徵”舊，寓言的本體是故事，喻體是一個教訓或哲理。
唐代的許多寓言詩便在其本體與喻體間蘊含著幽默與智慧，詩人往往通過作品中形象的性格、行為來嘲諷現實生活中的人，冷眼審視著周圍的世界。例如元稹的《有鳥二十章》將那些高高在上、徒有虛名卻無才學的人，比作飛在天上的風箏．雖然高飛在天迷亂人眼，卻只不過是乘風上天，一旦失去牽線人，就會落在深泥中而無人問津。
這首寓言詩中的紙鳶，是兒童在現實生活中非常熟悉的一個事物，兒童在詩人冷峻的思考中不但會為沒有飛翔本領的風箏擔憂，而且還會自覺地告誡自己，從詩中含刺的微笑中品出別樣的味道。
劉禹錫的《有獺吟》(有獺得嘉魚)更是為兒童提供了一個滑稽可笑的“獺”的形象，這隻得到魚之後卻先祭祀的獺。雖有著“人立寒沙上”的虔誠，卻落得個被漁翁抓住與魚同食的命運，和下文抓住魚之後直接餵養雛兒卻高飛無憂的黃金鶚形成鮮明的對比。獺的迂腐可笑，也在詩人含刺的微笑中被髮揮得淋漓盡致。
“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深層並不缺乏幽默，但由於複雜的社會歷史和人文環境的原因，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重實際而黜玄想’(魯迅語)的理性精神根深蒂固，這對我們的兒童文學的幽默品格具有沉重的壓抑作用。
兒童心理學家貝爾海姆認為。童話就是兒童的夢，其作用是幫助兒童在想象中減輕困擾他們的無意識壓力。充滿童話般故事、幽默的諷刺藝術的唐代寓言詩，正應該以這樣一種新的姿態走近兒童，走進兒童的閱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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