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的变革都离不开大背景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同需求，这些需求如同催化剂千丝万缕般汇集在一起，化为动力推动着历史车轮不断向前。而选官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自然也是千百年来让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纵观整条世界历史主线，古代的中西方国家都经历了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转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一个特殊的群体慢慢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官员。
作为被统治者赋予权力的特殊群体，官员们往往是任意古代历史阶段中获益最多的人。拥有着区别于百姓群众的权力与地位，这使得做官成了古代最热门的行业，人人以做官为荣，而无数百姓也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环境，打破头想要突破自身阶级成为官大夫。正是因为这种迫切，从而引申出了人们对选官制度思考与改革。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选官方式，自夏、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起，先后经历了秦朝的"军功制"、汉代的"举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还有从隋朝创立并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
相比较于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改变，而身处在西方的古欧洲大陆在选官制度上也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西方奴隶制度下的官员选举方式：
1、首先是基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贵族寡头政治。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不难看出该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因为大氏族占有了更多的生存资源，从众多劳苦大众中脱颖而出，而占有少许资源不过能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群体成了阶级中的平民。至于那些资源占有比为零或者根本不够生存的群体只好依附于贵族，卖身成为了奴隶。所以在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下，大氏族掌握的财富与奴隶越来越多，逐渐转变为了贵族统治阶级。因此，在这一阶段下的官员选举制度"四百人会议"，也成了一种专门为贵族服务的手段，众多官员从贵族家庭中选举出，赚取了利益又回报了家族，稳固了贵族阶级的统治。
相比于欧洲，同处于奴隶主统治下的夏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和贵族寡头政治的选官范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种制度的相同点都在于大家族治下的土地，向来也是由大家族成员治理的。平民根本没有晋升的权利与发言权。因此，寡头政治与"世卿世禄"的局限性也尤为相似，它们都在不断地扩大世家手中的权力，从而使贵族与平民阶级的矛盾加深并且各家族拥兵自治，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 这一点以春秋、战国为例便可得到很好的证明，当时的七国本身就是七大氏族，各国的相互讨伐正是周朝动荡的根源。
2、其次同样是基于奴隶制之上而建立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制度。公元前508年，在克里斯提尼的带领下，古雅典废除了贵族寡头政治建立起了新的政治体系城邦制。依附于城邦制的建成，公民大会选举制度应运而生，在大会章程的规定下雅典的官员应由各部落推选出来的代表共同进行选举产生且任期满一年不得连任。相比于贵族寡头政治体系下的选官制度，这种变化的优势在于慢慢瓦解了掌握在贵族手中的绝对权力，让更多出身普通的平民拥有了登上政治舞台为平民阶级发声的机会。同时也杜绝了官员长时间连任后，通过裙带关系为自己谋利的可能，大大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
同时期，战国末期的秦国推行了"军功制"，这种制度与公民选举大会相比，均削弱了旧贵族的权力，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地位。相同的进步意义是，由平民阶层出身的管理者首要保证的便是代表自身阶层的利益，而非家族的利益。不同点：公民大会制度开启了民智并且在政治管理与政治取向上更加的民主自由，公民人人都有发言权，这使得古欧洲国家的制度更偏向于民。"军功制"的推出造就了很大一部分的平民爵的出现，这些人获得利益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只能不断偏向于制定政策的统治者，进而加强了王权，促成了土地统一。秦始皇扫六合，建立秦朝便是基于此。不难看出从这个阶段，古中西国家的历史发展方向，已将走上了分岔路口。
2、 西方封建制度下官员的选举方式：
1、中世纪（公元476年至公元1500年）的西欧凭军功获得爵位。到了封建时期西方的平民拥有了更多摆脱自身阶层的机会，他们可以跟随领主参加对外战争，通过获取的军功从而得到领主的赏识或者国王的封赏成为贵族。成为贵族后，家族后辈也因为先辈蒙荫，如果是世袭爵位的话子嗣会继承爵位世代繁荣下去。
2、中世纪领土内的选官制度更多是偏向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因为当时欧洲并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选官体系，所以不管是国王还是领主在选拔官员时，都会通过自己的判断任命官员。这导致了有些善于钻营之辈只懂得讨好统治者来维护个人权利的稳定，而在处理政务时不够上心或者没有能力，极大地影响了治下百姓的利益。
相同时期，中国的选官制度比较起基本上没有变化的西欧国家，已经经历了"举孝廉"、"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三个阶段了。在这三个阶段的过渡过程中，我国封建王朝的选官方式从"推选"逐渐变成了有完善规章制度的统一取仕法。自"科举制度"正式建立后，所有读书人都拥有相同竞争的机会。
"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一去不复返，读书人都以"学得文武艺，买与帝王家"为口号，因此，世家大族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此消彼长下，皇权的统治在明朝达到了巅峰。
选官制度的规范化与合理化，促进了"科举制度"下唐、宋、元明等朝代，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空前繁荣。 而此时的欧洲却在各国家与各领主的不断相互征讨下物资短缺、四分五裂。选官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古代的中西方国家走上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深究其根源离不开地理环境、经济、文化这三个因素。
1、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从地形图上看，位于东亚大陆的古中国拥有着辽阔且完整的土地，经过两河水的灌溉，这使得周边的土壤养分充足，给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天然因素。因此，在这片区域生活的先民们依附于土地而生，建立了农业经济文明。世代耕种的习俗使人们被土地被捆绑在特定的区域，同时单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平年代中百姓的人口基数增长很快。这些因素导致各王朝在统一疆土的情况下，需要选举大量的官员为君王治理地方。
而欧洲国家的土地更多是零碎状或者面积狭小，再加上这些土地并不肥沃。所以，在欧洲生活的人们无法通过耕种建立农业文明。生存资源的匮乏和依靠海洋的生活环境，这使得欧洲人只能不断地奔走各地换取生活物资。贫瘠的土地留不住固定人口，人们在长时间的置换物品中，建立了商业文明。因此，古欧洲的管理者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绝对集权的政治体系，再加上战乱不断人口相对较少，故而领主们或者贵族们都以各自为政，选官方式也更以自身利益为主。
2、中西经济的差异性
古中国依托于农业生产而建立的小农经济，致使百姓通过耕作即可千百年繁衍不息。另外多数当权者对商业经济的打压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这让土地成了百姓生存的唯一资本。而拥有全国土地的君王为了管理众多土地，只能不断地挑选官员控制各地土地的产值。换而言之，这些官员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君王统治而诞生的。
古欧洲由于地理因素的制约，慢慢发展出了商品经济。当粮食不能满足人们生存所需时，金钱和物资成了延续生活的最重要保障。大量的商人常年奔走于各国，掌握了国家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源。因此，在古欧洲国家有时候君主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甚至会向财力显赫的大商人卖官。可想而知，当商人成为多数群体后，商人通过财力会成为新的贵族，面对这种情况当权者选拔官员时的偏向性一目了然了。
3、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性
伴随着古中国"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的是儒家思想，作为自汉董仲舒呼吁"独尊儒术"后的官方正统思想。儒家学说本身就是科考中的核心内容，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权者甚至实施了"三纲五常"、"家国天下"等具现化政策。民间普通百姓对父权、君权的敬畏感日益增重，这使得皇帝成为了国家中最至高无上的人。所有人生存的价值以及生存的意义都是为了服务帝王而存在的。
在古欧洲的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财富的累积过程往往布满了曲折与艰辛。这使得古欧洲人的思想除了开明外，多了拼搏与进取的精神。商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不会偏安于一隅，也不会因为统治者的剥削而无动于衷。故而，在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国度里，强制且高压的手段除了能引起动荡外并不会有其他的作用。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选官时照顾到资产阶级的利益，采用更民主的政策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结语：
中西方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是一个融合了政治文化、经济、地理众多因素推动下的必然结果。这两种选官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局限性。但也不可仅凭狭隘的观念就认为某一种制度更具有优越性，公正而理性的判断，需要跳出时代壁垒换位思考。正如同封建治下的中国君王想要维护自己稳定的统治，而百姓们想要在君王的统治下稳定的生活，有了这两种共同需求，"科举制度"就作为纽带被创造出来了。也正是这共同需求的改变促使古中国走向了集权制，而西方走向了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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