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八十一年祭：
程萬軍：七七事變之萬劫不復
歷史上，中國與日本有四次戰爭：大唐白江海戰、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海戰、八年抗戰。
前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的走向影響不大，而後兩場戰爭則嚴重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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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公知，甲午戰爭結束後，中國真正進入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具有兩千歲高齡、僵而不死的中國封建政治制度，也是甲午戰爭撬動的。如果說英國人發動的鴉片戰爭還沒有讓清人清醒過來，那麼，中日戰爭則徹底扯去了老大帝國遮羞布。正因為甲午戰爭的慘敗，中國朝野上下才正式直面富國強民的根本——政治體制這道“過不去的坎兒”。
可以說，沒有甲午戰爭，就沒有戊戌變法，也就當然談不上後來中國青年的留日潮，以及以留日生為主力、以東京為大本營、推翻中國兩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這是日本主動對中國發動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唯一一次“反轉身”，實可謂“痛定思痛、知恥後勇”。
接下來日本是日本全面侵華、中國全面抵抗的八年抗戰。
在日本決定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時，一手舉起“同文同種”，一手舉起“大東亞共榮”兩塊招牌，其實仍顯示出日本文明的優越感。很多日本學者鼓譟，“中國應交給日本管理”。諸如日本歷史學者桑原騭藏發表《關於日支共存共榮》一文，文中認為，漢民族是喚不醒的睡獅。
“沉睡的獅子過幾十年還是睡不醒的獅子，終究不會覺醒。……四千餘年來的長夢，在今天還沒有充分喚醒。”
他的同事內藤湖南說得更不留情：
“中國乃世界最古老國家……由於數千年來其周圍幾乎沒有可與之競爭、將其磨礪之別的國家存在，也就像曠野中的獨木自在地成長，充分發展，即使沒有受到外部之害，由於樹木本身的生命週期，也會在內部出現空虛……中國作為長期孤立的國家，因其內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漸趨於老衰，而從老衰恢復過來，靠樹木自身的活力來做到，是難乎其難的。救濟它，必須以外部之力去其腐敗、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騭藏將“保守”“文弱”“猜疑”歸納為漢民族的三大屬性，並認為三大屬性已經根深蒂固，成為民族性，並沒有因為民國的到來而出現根本性改變。
還有一些比桑原更激進的日本學者認為，現在誰都在輕視中國，就是因為中國貧弱，漢民族品格心性“優柔惰弱”，這個樣子的中國人只能於“歐人”面前盡其屈辱。而“忠孝義勇、廉潔高雅”且對“外來先進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應去改造中國人，承擔改良東方人種的“重任”。
桑原騭藏、內藤湖南發表此論時，民國北洋政府已經退出政治舞臺，中國進入國民政府時期，可以說，比起北洋時期，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從政治制度到國力已經大大躍進了，但為什麼日本學者依然不看好此時中國認為沒有日本的介入，中國的革新就無法實現呢？
剖開日本學者惡評中國的表面，其實深層是另有玄機的。任何話語都不能脫離時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學者們說這句話時，一個無法忽視的時代背景是：日本的軍國神話正如日中天。剛剛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日本，已經無可置疑地成為亞洲老大，東方一哥。凡涉遠東外務，國際都要看日本臉色說話。作為東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驕傲，日本當然不滿足於左右遠東外務，鄰國的內務它都要染指，這裡，當然就包括介入中國事務。
從大歷史視角解讀觀察，日本學者的一切高論，都可看做是為日本全面吞併中國做理論準備。新生國民政府還未長大，此時中國國力仍遠不及日本。而強勁的鄰國是不養鄰國的，給不了中國太長的成長時間。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長的，隨著胃口的擴大，耐心逐漸縮小了。
於是乎，日本就極力在國際散佈這種論調：中國無論官民，都不能成為革新的力量。中國靠自身，不可能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外力介入。說白了，就是日本去統治中國才行。
今天看日本學者說這些話，如果僅是促就中國文明進化，像辛亥革命那樣支持中國，當然不是壞事。然而，關鍵是中國當時已經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從政治制度上並不落後於日本，況且民國政府已經去舊迎新，雖然中國依然有這樣那樣的痼疾，但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畢竟是歷史一個進步，只是需要一個成長期，如果硬說中國此時離開日本指引的變革，就與歷史發展趨勢不合，華夏民族的復興就沒指望，那麼就不能不令人懷疑，日本這個昔日“中國革命的助產士”是惡意散佈“中國人的精神不治”，此後真的是別有用心了。
隨後發生的事件證明，日本全面侵華是中華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它打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令中國兩千萬生靈遭塗炭，沒有“罪惡”以外的字彙可以形容。
當然我們也應該反省自身。在回顧這段中國史時，有人說如果日本30年代不侵華，中國在20世紀中葉就能成為世界強國。
我認為此言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涵蓋所有緣由。 從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到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從日本開始挑戰中國本土，到實施全面侵華，時間跨度是42年。42年，對於一個國家脫胎換骨，是太短，還是已經足夠？
應該說，天敵日本已經給了中國足夠時間存活，這四十二年間，日本在發展，中國也沒有停滯不前。然而，接下來中華民國並沒有像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一樣迅速崛起。要知道，日本明治維新只用了9年時間，就完成了脫胎換骨，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他們，只有他們欺負別人的份。而中國，從辛亥革命算起，到1937，也已經過了25年光陰，還是沒有出現質的騰飛。乃至終於招來日本對中華民國發動的全面戰爭。
不得不承認，中國雖然在辛亥革命後、尤其是20世紀三十年代取得“黃金十年”成就，但終究沒有完全實現華夏文明的復興。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民國初期的歷史，既是一部文明覆興史，也是一部內耗史。或者說，後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結果導致文明覆興半途而廢。
中國的內耗文化源遠流長，這種文化本來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物，在“只有皇帝是人”的制度下，中國人得不到人的尊嚴，人與人之間如角馬逃脫獅子追逐般相互踐踏，沒有互相尊重的傳統。這種文化基因到辛亥革命成功後，不僅沒有因為政治文明的引入而消解，反而因為突然獲得的人權而更難把持,人人都想說一不二，身處民主國家頂著封建腦殼，利用民主良機做皇帝夢，一度氾濫成禍。
民國伊始，軍閥干政，各類軍閥主導的政治勢力不去尋找相互妥協、雙方共贏的方法、不求融見而是相互征戰。隨後出現的各類政治派別，把不同異見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象。他們對政治對手毫不留情，在即便在外敵入侵時，在一方抗外敵的時候，需要提心吊膽地提防另一方。
統則專，分則耗。文明古國難以在短時間內領悟民主真諦，內耗猛於外患，這不能不說是華夏民族莫大悲劇。今日回想，依然痛切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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