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村九號——魯迅先生人生的最後驛站，位於上海虹口區、當年的日租界。情感上民族主義者的魯迅先生是生存上的現實主義者，與日本文化淵源尤深的魯迅先生選擇這裡，乃是出於生存的現實選擇，對於這份無奈，他只好用“且介亭”（半租界的亭子間）來命名一本雜文集以自嘲。
較外灘的光鮮熱鬧，我更愛虹口的樸素安靜。大清早，大陸新村弄口，就有人曬了一簸箕白花花的醃蘿蔔。這棟三層聯排別墅裡，多戶人家早早將衣服、被褥晾在伸出窗外的欄杆上，附近早點攤前人頭攢動，如此氛圍，極容讓人產生魯迅先生一家仍生活其中的幻覺，彷彿走慢點，興許還能碰上他們，也彷彿早點鋪裡還能找到魯迅先生用來包油條的手稿。
故居八點鐘開館，一貫認真的上海人堅持到點開放。只好手捏門票，和蹲在門口一張靠椅前看早報的保安，一起等時針指向八點。我是當天唯一的遊客，故居里到處是探頭，也禁止拍照，那位盡職的保安更是寸步不離地跟在我身後，一聲不吭，令我不由得聯想到魯迅先生筆下的租界巡捕。
上海的魯迅故居不止一處，而我最想看這裡。應該說，魯迅先生在大陸新村九號的生活還算穩定：有“乖姑”許廣平的全職照料，有“小乖姑”海嬰的陪伴，他選擇了在家專事寫作，不再兼職教書。寫作多在夜半，遇有叫春的貓來攪局，他則以空香菸罐轟趕。他一般是上午補覺，下午會客。若無來客，則看報、讀書、帶孩子。要麼就是看電影，或者生病。而看電影則多半為遷就海嬰。所以，在對面樓裡蹲點很久的沈醉發現：所謂鬥士的生活，原來不過如此。
故居一樓有個小院，海嬰曾在此種過南瓜，其中一隻大的，還被魯迅先生送給了日本書商內山完造。一樓的餐廳和客廳，為一排玻璃屏風所隔，日常吃飯在裡間，遇有來客多時，才打開屏風。一次，海嬰和小朋友玩耍時，不小心推倒玻璃屏風而割破了手，聞聲從二樓跑下來的魯迅先生，幫他包紮好傷口，又徑直上樓了，一句批評的話也沒有。客廳裡還有隻玩具櫃，裡面裝滿海嬰均大卸八塊過的玩具，魯迅先生對海嬰的這種“破壞”從不干預。一樓牆上還掛著幾幅現代派油畫，有的甚至誇張變形得有點恐怖，魯迅先生藝術和思想上的現代主義可見一斑。二樓是他的臥室兼工作間，溫暖而安靜的秋光，覆在書桌的一盞綠檯燈罩上，旁邊有張躺椅，彷彿魯迅先生才熄燈出門。醒目的是牆上和鏡臺上的兩幅躶體版畫。一張衝刀木刻臉的魯迅先生，其實非常懂得生活。桌上的那口魚缸裡，海嬰不僅養過蝌蚪，還為防蝌蚪長大逃走而加蓋玻璃片，對此，魯迅先生也只是偷偷倒掉。魚缸裡還養過鬥魚，魯迅先生累時，會喊來海嬰圍觀鬥魚打架。三樓是海嬰的臥室，床很大，牆上掛著海嬰的大幅照片。一次，和許廣平生悶氣的魯迅先生往這三樓陽臺的地上一躺，當海嬰也跑來躺下時，魯迅先生嘀咕了聲“小狗屁”，氣就消了一半。“憐子未必不丈夫”是魯迅先生回應溺愛兒子的議論而作《答客誚》詩裡的名言。海嬰出生時，魯迅先生已四十九歲，其憐子是有情可原的。
一次，海嬰要看夜場馬戲，魯迅先生就因有猛獸表演而強行改在白天，且是猛獸入籠的。還有一次，海嬰想要一架鄰居家那樣的留聲機，魯迅先生便託內山完造去買，來回換了幾次，最後，海嬰見魯迅先生面露慍色，方才作罷。魯迅先生有根據不同對象使用信箋的習慣，遇有與海嬰主張不一時，他多妥協，實覺不妥時，魯迅先生還是堅持己見。這些往事的落腳點還是在這裡。大陸新村九號大概是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裡、最溫情的篇章了。文筆談不上多美，但這些生活點滴所飽含的深情，讀來令人神往。我是將大陸新村九號當父子情深的秀場來參觀的。兒子的缺席固然是個小遺憾，但真要等他看懂了，怕是還要假以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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